重新发现社会-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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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煜《破阵子》）据宋史记载，李煜便是因为写了些思念故国的遣怀之词而被宋太宗用牵机毒杀。当然，李煜心中的“故国”既是空间概念，更是时间概念。如他的《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故国，这已然逝去的天堂，似乎总是比眼下的国家更真实——这不是因为国家和政府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亨利·梭罗语），而是因为故国乃精神所在，是可以安放灵魂、寄托乡愁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回望逝去的天堂时，你总能听到心灵的钟声，窸窸窣窣，款款而行；而在展望未来的国度时，所能看到的却往往是全能理性的膨胀，是其可能与强力合流后的摧枯拉朽与房倒屋塌。而这，也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收获的最大教训。正因为此，世界终于从革命重新回到改良，从我说的“流血的二十世纪”转向“流汗的二十一世纪”。

1905年12月8日，以《警世钟》和《猛回头》闻名的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而死，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据称陈天华的目的是为“以死唤醒同胞”。事实上，对故国的淡淡忧伤与未来之国的强烈期许，即使是李叔同这样的智者，在情感表达方面的反差也尽显无疑。对比“谁与我仗剑挥刀”“二十世纪谁称雄？”的《祖国歌》与《我的国》，他“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的《忆儿时》显然少了些“杀气”，多了些温存。

在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察的影片《地下》里，那些从地洞里爬出来的人，辗转奔波，发现南斯拉夫解体后近乎号啕——“我的祖国，怎么没了？”同样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一些带着怀旧情绪的前南公民在网上建了一个南斯拉夫虚拟国家，订立宪法，招纳公民。仔细想来，谁人心中又没有一个失乐园，一个复国梦？

少年时爱听《梅花三弄》，时常动情于其中一句歌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些年来，每当我看到或者听到一些人，无论是遭人憎恶、有进攻性的纳粹分子，还是受人敬仰的爱国者，抑或普通公民，为了想象中的国家前程而不惜以命相搏、“仗剑挥刀”时，我总忍不住要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了。

【谁为谁献身？】

说到献身，中国历史上并不少有献身者。最惨烈莫过于宋亡之时。

1278年，宋端宗赵昰在流亡途中病死，年仅11岁，其弟赵昺继位，史称末帝。1279年流亡政府在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市南部）被元军围困，虽有顽强抵抗最终还是兵败。陆秀夫背负年仅8岁的幼帝投海，跟随投海殉国的人达十万之众。《宋史·纪（三）》详细记载了当时一幕：“大军至中军，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以十余舟夺港而去，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其时人命，与蝼蚁何异？

裴多菲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显而易见，裴多菲真正追求的是“自由”，而非“祖国”与“王国”。祖国也罢，王国也罢，都不过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寄身之所，只有生命与自由才是贯穿人类始终的。如果“为祖国献身”“为君王殉葬”所争得的只是一种身心奴役或寂灭的状态，那么这种献身究竟意义何在？

谈到救国与献身，民国时期有一段公案不得不提。1933年4月3日，农学家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地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也许真如董时进所言，胡适部分误读了他的原义。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分析问题和理解胡适。显而易见，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即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也是靠不住的。如凯恩斯所说“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将来谁都要死便否定一个人活在当下的意义。任何人都不可以以某种所谓的“神圣理想”，通过瞒骗或者某种暴力的手段驱使他人多做牺牲。

今日世界，个体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不再是皇家的臣民，同样，在经历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世纪后，一度张牙舞爪、贻害无穷的国家或者政府开始被劝进笼子。人权与主权，孰重孰轻？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禝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短短十个字，举重若轻，已经为“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政权”之立宪国家的价值取向埋下伏笔。

【刀剑与思想】

1835年，年仅30岁的法兰西青年托克维尔在充分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后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在他看来：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重刀剑，还是重思想，这两种国度的分野，也正是我在《思想国》一书中着重挖掘的两个概念：思想共和国与刀剑共和国。在小说《九三年》里，雨果借戈万之口区分了两种国家形态：“老师，我们两人的乌托邦区别就在这里——您要义务兵役，我要学校；您梦想人成为士兵，我梦想人成为公民；您希望人拥有强力，我希望人拥有思想。您要一个利剑共和国……我要一个思想共和国。”而人类的真正希望就在于，经过千百年的磨难，终于意识到真正的革命是从人人都是国家战士的极权社会过渡到由自由人联合起来的公民社会，从刀剑共和国过渡到思想共和国。

必须承认，今日中国虽未建成思想共和国，但也不再是刀剑共和国。尽管在极端的年代里，这个国家曾经像斯巴达兵营，儿童都拿起了枪。而当我们回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更是满目刀兵。如唐德刚所说，在中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这方面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太平天国运动。不无遗憾的是，因为时代及研究者之局限，太平天国杀人如麻的历史细节被罗尔纲们所忽略，而历史学家钱穆与胡适的看法倒是颇为相近——洪杨政权是个背叛孔孟、违反中国道统的邪恶政权。

尽管中国的数目字管理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但太平天国运动究竟死亡多少人，后世还是可以寻到一些蛛丝马迹。根据一些历史资料的对比，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亿；第二种意见则是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他战场给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造成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两组数字都够骇人听闻。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死亡的总人口数也不过是7000万。

【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

2008年国庆节，《南方周末》邀请了海内外的一些朋友，希望大家能结合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包括：你对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你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能为你做什么？

了解我写作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读者会知道我不过是由着这个机会，重申自己对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理解。

政治何为？国家何为？谈到对国家的理解，引用最多的恐怕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职演说时的那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四处传播、赞扬肯尼迪的爱国主义时，身为美国公民的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非常不以为然。

在弗里德曼看来，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所以，弗里德曼说：“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否则，这种个体与国家职能的本末倒置必然会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事实上，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在弗里德曼看来甚至都是不需要回答的，因为“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这话不难理解，就像我们从市场买回一把刀，究竟是用它杀人、自卫还是自杀，刀说了不算，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也正是这个原因，林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市场政治：用脚投票与用手投票】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早在弗里德曼之前，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便已经在《大众的反叛》（1930）一书中发出警告：现代国家作为一种人造之物可能超出人类可以控制的范围，变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庞大机器。

在加塞特看来，威胁文明的更大危险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因为这等于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当这种自发性被国家的干预打断，就不会有新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将不得不为政府机器而存在。就这样，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对人类生活推行进一步的官僚化。上紧官僚机器的螺丝钉无异于把社会改造成一个军营，即我说的刀剑共和国。

可以想象，假如加塞特的预言在当时能被欧洲乃至世界所重视，二十世纪的历史也许会被改写。而那个时代，法西斯主义势力正在各国抬头。且不说个人主义传统深厚的美国在1930年代就有人开始高喊“美国就缺一个墨索里尼”，当时的中国同样开始流行一本名为《当代三大怪杰》的书，书皮上印了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像。那时候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的没有效率，独裁政治强而有力，所以独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张学良在内，他到欧洲旅行了一次，回来以后认为中国还是要实行法西斯”（何兆武，《上学记》）。在此之前，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时孙中山同样将“二次革命”的失败归咎于“我们中国人”自由太多，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革命成功，并由此以帝俄为师，渐开中国“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之先河。或者说，国民党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中国人自由太多”之判断。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二次革命”失败绝非中国人自由太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孙中山在“法槌讨袁”与“刀剑讨袁”之间做错了抉择，过分迷信暴力革命。

如何限制权力？弗里德曼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散权力，而美国的联邦制的好处就在于它不仅允许民众参加选举，还允许他们在不同的州里选择自己的生活。若干年前，我在文章中谈到中国不仅要有市场经济，更要有“市场政治”。我所谓的“市场政治”，同样既包括用手投票，也包括用脚投票。前者是民主，后者是自由。换言之，民主与自由是“市场政治”的两块基石。而在国家压倒社会的时代，不仅公民用手投票的权利被剥夺，连用脚投票的权利也被剥夺。三十年前，当停滞的中国重新起程，谁能说随之而来的成就不是因为人们不断赎回了自由迁徙与更换工作的权利而取得的？

没有谁可以做出永远正确的选择，如果说政治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意味着在时间上公民可以“通过选择救济选择”，那么生活意义上的自由迁徙同样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地理层面“通过选择救济选择”。而这种在时间与地理上的开放，正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应有之义。

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准确说，在有市场、有公平竞争的地方，就有美德；也只有在有市场政治的地方，才会有政治美德。无论大国崛起，还是小国崛起，首先是国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