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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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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等又是二十多天，根儿还是没回信，更别说人了。春梅也不来问我了，我去看她，她也懒得理我。成天坐在家里，关着门，辣椒也不摘了，地也不拾掇了。婆子说她几句，她也不像以前一样一句不饶。我心里着急啊，就偷偷又给根儿写封信，还找老支书，让他查根儿打过来的电话记录，老支书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我上网去找，根本找不到根儿打工的那家矿。你说这咋办？
我和春梅去镇上赶集，原来上街，每一次春梅不是在卖衣服的地方跟人家吵，就是在卖鞋、卖苹果的地方吵，热闹得很。现在倒好，人一声不吭，眼睛直直的，见啥买啥，温顺得很。我看她的脸，红得不像样子，摸她的手，潮热得很。有一段时间，忽然又狂躁得不行，见人都吵，把她老公公、婆子、闺女吵得门都摸不着，都不知道是为啥哩。
她婆子妈说她是得了“花痴”，想男人想疯了。俩人吵架，她婆子妈当着村里人的面这样骂春梅，春梅脸上挂不住，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还真有点像（W//RS/HU），最后这俩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村里也开始有人拿眼看春梅，背过去还议论。我也气得不行，谁问我了，我都给呛回去。可有啥办法，根儿联系不上。也没往坏处想，联系不上也正常，平常没事没非，谁跟家里联系？到时候，自己回来就是了。
想着熬到割麦时，根儿可该回来了，没想到，这死劲头儿，还是没回来。不过，往年根儿割麦时也没回来，现在，都机械化了，机械直接把袋子装好，运到家里，也不需要多少人手。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春梅眼瞅着都不行了，人都快熬死了，她是一股劲儿憋着，成心病了。
要说，这还没事，说句难听的，春天猫都叫春，人也正常，熬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前几个月咱邻村王营出一个事儿，春梅又上心了。王营一个小媳妇上吊自杀了。为啥哩？她丈夫回来，俩人好得不行，一块同进同出十几天。后来丈夫走了月把天＇7＇，这媳妇一直下身发痒，她忍着，不好意思去看，最后开始发烧，才不得不去医院，一看，说是得性病了。医生还问她丈夫接触过什么人，要抽血查艾滋。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媳妇又羞又气，上吊死了。春梅一听说，疯了一样来找我，逼我，问我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坏了，不敢回来了。我说这哪儿知道，再说，矿上挖煤的，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春梅说，她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我咋解释也解释不清，我说：“干脆，你带着闺女去找根儿，现在，大矿不都有家属区吗？租个房子也能住下。”这一说，春梅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远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再说，她不年不月地去找根儿，村里人肯定会笑话她。家里的地，她舍不得给别人，她好不容易种的辣椒、绿豆，她还要撒肥料种萝卜、白菜。根儿挣的钱到现在还不够盖房子，她咋能把地丢了呀？
后来，春梅也不提去找根儿的事儿了，只是有事没事就到王营去转悠，打听那个男的在哪儿打工，女的啥样子，咋染上这病的。回来还问我，是不是一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男的就会得病？一惊一乍的，问得我心里也难受得很。你想，你哥也在外面呢，当海员的，到哪一个地方不靠岸，哪一个岸边没有那样的地方？我先前从来没想过这事儿，挣个钱多不容易，谁有那闲钱去干那事？可是也架不住那么多人去呀。
大前天，不知道为啥事儿，春梅跟她婆子妈大吵了一架，吵完架之后，春梅上地里去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来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到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我看她神情不正常，一直跟着她。回来，眨眼不见，就喝敌敌畏了。你说，傻不傻，村里有几个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
我都不敢跟你哥提我写信给根儿的事儿，你哥非骂死我不可，闲得没事招啥风哩？！
三天之后，派去的人和根儿哥一起回来，春梅的娘家人又来闹一番。娘家哥在冲动之下，上去打了根儿哥几巴掌，根儿哥直挺挺地站着，也不还手，也不抹泪，甚至连泪都没流，好像麻木了一样。或者，他始终处于诧异之中。他似乎不明白，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他的老婆春梅怎么会去自杀呢？我没有走过去，尽管我很想问他，是否收到春梅的信？如果收到了，为什么没有回来？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配手机？难道他不想念春梅吗？不想念她那年轻的、仍然圆润的身体？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乡村人来说，没什么事儿，不年不节，又不是春忙秋种，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绝对是浪费钱。而情感的交流与表达，更是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性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中国有几亿这样的流动大军，如果要考虑这些“小”问题，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改革开放，“劳务输出”一词成为决定地方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他们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的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建筑工地、厂家并没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住宿，而他们的收入又很难租得起房，往往都是各自住在厂家。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会面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建临时小家庭，由此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的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
人们在探讨农民工的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却很少涉足他们的“性”问题。仿佛让他们多挣到钱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仿佛如果待遇好些，他们的性问题就可以自觉忽略不计。可是，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春梅终于下葬了，就埋在没有撒肥料的那块地里，她最终以自己的身体给这块地施了肥。头七那天，根儿哥到坟上给春梅放了鞭炮烧了纸，又出去打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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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哥：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义哥姓袁，四十岁左右，在梁庄是独姓。十七岁辍学后，全家离开村庄，到南方码头上讨生活。和当地人争地盘，凭着一股子拼命和不怕死的精神，终于在码头站住了脚，做海鲜批发，办公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时间，义哥成为那一块儿的风云人物。
那天，一辆大众车呼啸着停在了哥哥家门前，后面卷起了一长串灰尘。义哥带着母亲、儿子下了车。义哥脸庞油光泛亮，带着闪亮的、粗粗的金项链，穿着一件白背心，块块肌肉从背心里鼓出来，使得个子不高、微胖的义哥显得非常有霸气。他说话非常豪爽，但是，一说到陈年往事，马上变得充满感情，有几次眼泪都掉了出来。义哥母亲，比起二十年前在村庄的时候仿佛还年轻了些，皮肤细白红润，一看就是过上了好日子。儿子只有八九岁的样子，义哥说要带他接受接受教育，“这些孩子，不知道啥叫艰难，不知道他爹受过啥罪、吃过啥苦，才混到今天。”义哥是从另外一个县赶来的，他正在那儿谈一个铝矿开发的大项目。说了三个小时，又带着儿子和母亲匆匆赶回去，有朋友在等着他谈事情。他对自己赚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未来的官商生涯更是信心百倍。
我这一生，真是艰辛。要说得说上几天，能写一本书。
在咱村里的时候，真是饭都吃不上。我爹我妈房子盖起来，欠了一屁股外债。听说赶羊、卖鞋底能赚钱，想出去卖鞋底，那时候队里还不让卖，我妈就给队长下跪，也不行。后来养个羊，小偷在墙上剜个洞，把羊偷走了。你说背时不背时？
有一个事儿能说明那时候穷成啥样：爹妈出去卖鞋底，给家里留了二十七封挂面，不是现在超市卖的那种一斤装的挂面，是农村自己切的那种短的，一封最多半斤。玉米面啥都没有，我们姊妹几个就这样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天。姊妹四个放学分工，拾柴的拾柴，烧火的烧火，每天都是稀汤面条，放些野菜、红薯叶子啥的，就这，到最后咋节省也没有了。我就出去借粮食，村里借遍，那时候都穷啊，谁敢借给你这群没爹娘的娃儿。等爹妈回来的时候，姊妹几个都快饿断气了。
由于在村里属于单姓，地位比较低，又在梁家这片儿住，老是受梁家欺负。为宅基地产生矛盾，万明们找事，打闹到门口。我一手拿菜刀，一手拿铁镐，不要命似的，打倒他们一大片。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梁万明是我老师，他说：“义娃儿，你为啥打我？”我说：“你们欺人太甚，欺门霸户。”
后来，爹妈从湖南回来，过了不多久，不小心把房子烧了，包米都烧糊了，家里的铺盖啥的都被烧了。我爹围着房子转，我们全家坐在地上哭啊，可真是哭天无路。最后借住在队里的一间炕烟房里。
我十七岁全家到阳县。我妈从外婆家借了一百多块钱，在阳县买了个磨机打豆腐。爹妈在家做，我在阳县家属区到处卖。一年冬天，下大雪，南方下雪少得很，我还得出去卖豆腐，上坡太滑，自行车倒了，豆腐全部散了，我坐在那儿哭，都不想活了。后来，想把事业扩展，阳县是苹果之乡，贩苹果比较赚钱。我联系了一个客户，一船苹果赚几千块，给我分了几百块，我高兴得不得了，正经是赚了第一桶金。但是，别人把我灌醉，把钱掏走了，我放声大哭。这是他们设好的局，骗我的。
后来，在船上贩鱼，受人欺负。被人打，要我下跪，我不下跪，打死也不跪。从那以后，我也硬起来，出来混，不能软，一软，当地人就把你收拾掉。后来开始结识阳县的各路大哥，人家也认为咱有豪气，没有看不起咱。人们都说河南娃儿咋了咋了，其实也是被迫无奈，才站起来，打造一片天。我在那儿，慢慢认识了咱们这儿的人，通过了解、沟通，找共同类型的人，讲义气的，结成一个联盟。
后来，在码头卖鲜海产品，搞大批发，这是赚钱的买卖，没有霸气绝对不行。在这期间，打架拼人命的事情很多。有一个姓郑的，我们结下了梁子。一个人给郑家送鱼，被我拉走了。这个人听说我收得贵一些，就卖给我了。郑家不愿意，拿着刀，去砍那个人。我拿着刀就砍，当时弟兄俩就见血了。他们架着我，我从背后砍，妹夫直接用木棒打，把人家打成了脑震荡。最后，他们放出话来，说见到我、见到我弟就劈，当时弟弟才十八九岁，那时候我到阳县已经六七年了。最后，就拿着刀子拼命，结果是都付出了代价。还是用钱把官方摆平了，这事儿才算完。但当时没有法律意识，派出所人劝我，我说他们欺人太甚，最后才知道是防卫过当。
有一个阳县人和我同行，本乡本土，是城关镇的一个地痞，很厉害，在当地，他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呼风唤雨的人。他伙同郑家，想叫我们一家滚出阳县。后来，找我的朋友李老二，我称“小哑巴”，也是有名气的人，去谈判。要求双方互相低个头，他们不听。我朋友也没面子。当时真的是背水一战，要么卷着铺盖回河南，要么在阳县站稳脚跟。我们在李老二家里设一个指挥中心，我们三个是指挥，我弟是第一干将，共几十人，那年26日，我弟把老郑和那一伙人从三楼砍到一楼，共砍倒八个。弟弟也因此坐了牢。
几次火并后，结果是，因为没有法律意识，我妹夫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判刑坐牢两个半月，我弟弟坐牢八年。当时这件事轰动了阳县，也奠定了我在那一片的地位。我现在在阳县，无论什么事，只要我到位，人家都会买我三分账。
我一直做鲜鱼批发。生意开始红火的时候，一年能挣二十多万，我自己赚七八万就中了，其他都给了好朋好友。有肉大家一块吃，必须得讲义气，人家才给你拼命。这几年，国家形势变了，定点收购、批发，我们的海鲜批发每年收入才六七万，大大超出我的支出。没办法，才出去办厂。走三年麦城，没赚住啥钱。然后回阳县炼油，又被朋友骗，把钱卷走了。这中间有七八年时间总是在走麦城。九几年手里就有一百多万，后来都赔得差不多了。
后来又回阳县开茶馆，做偏门，设赌局，相当于地下赌场。三人合作开茶馆，赚有几百万。开茶馆的过程中，开始操作现在这个铝矿厂。七个人合作，每个人投进去几十万。找一个专业厂长，但是，厂长不会运作，赔了一些。后来，七个人不团结，为了争这个矿，差点就要动枪。我拿着现金把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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