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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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你就吃亏了。即使如此，如赵嫂所言，没有哪一个农村老人会自己悠哉游哉，喝着小酒，打着太极拳，眼看着儿女有难处不去管的。赵嫂还比较年轻，农村还有许多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两口也在强撑着为子女服务，他们也会抱怨，儿女也会心疼，但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撑到哪一天是哪一天。在这里，探讨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自由，是可笑而不切实际的。

赵嫂热情地邀我到她家去坐。从外面看，赵嫂家的房子非常一般，但是进到里面，看一些细节，就能发现主人的精心营造。粗直的圆木屋梁，椽子上面铺着一层在乡村极其少见的细竹篾编成的席子，这既起到了加固的作用，同时也隔绝了瓦层上面的灰尘，使得房间显得雅致明亮。地上铺着一层青砖，砖缝用水泥抹得非常平整，整幢屋子整洁、干净，这是一个殷实、富足、会过日子的家庭。当我称赞起房子的时候，赵嫂有些伤感地说：“人家要拆呢！”“人家”就是他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妇。大儿子已经在路边买地盖了一座两层小楼，小儿子折了一些钱给哥哥，这座房子和宅基地算是分给了小儿子。

又问老两口将来跟着谁住？赵嫂又是一声冷笑，“跟着谁？谁也不跟。你别想着给‘人家’侍候儿子闺女了，将来就可以让‘人家’养你，门儿都没有。咱也不操那心。我和你赵哥还回到最早的房子里去，在那儿养老。儿子、闺女高兴了看看，给俩钱花，不高兴了，只要不骂我俩老不死的就行了。”

原来，在春节里，赵嫂两口子和小儿子、小儿媳妇闹了别扭，还吵了一架，原因就是这房子。这栋房子是赵哥、赵嫂子两人一生的心血，也是他们作为家长所拥有的房产和权威的象征。赵哥前半辈子在村砖瓦厂里干活，一砖一瓦地积攒自己盖房所需要的东西，光是砖、瓦就攒有八年之久。当属于自己的那窑砖烧出来的时候，赵哥一个人躲在人后哭了起来。房子是1993年盖起来的，房屋上梁那天，吝啬的赵嫂、赵哥又是杀鸡宰羊，又是放鞭炮敬神，总算盖房起屋，像个人家了。那时候，赵嫂的女儿师范毕业，回到镇上教书，两个儿子虽说没有上成学，但也都初中毕业，准备出门打工了。赵家的好光景就要开始了。

在赵嫂心里，他们为小儿子留这个房子，也是想着将来跟小儿子一起过的。小儿子虽然折了一些钱给哥哥，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再买宅基地的钱。而大儿子之所以同意，也是认为既然老人将来要跟他们过，那现在少拿点钱也是应该的。

但是，今年春节回来，小儿媳妇提出要重新盖房。在协商的过程中，也暗示将来他们不应该单独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更何况，赵嫂也帮助大儿子看小孩，不应该只有他一家承担赡养的责任，这就打破了之前的平衡。赵嫂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彼此之间开始有些隔阂。按照赵嫂的分析，小儿媳妇虽然表面上提出是要再盖房，实际上就是不想养活他们。把他们盖的房拆了，连证据都没有了，真正到争论的时候，一点底气都没有，因为你住的也是人家的房。赵哥在旁边反驳赵嫂，认为小儿媳妇还没有那么恶毒，可能也是嫉妒大哥过得好，房子盖得好，现在流行盖平房、小楼房，你这瓦房再好，那不还是瓦房。

在乡村，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两个儿子，往往是家产一分两半，因为农村宅基地比较紧张，一般是其中一个儿子占用父母的宅基地，另外一个儿子补偿一点钱，这等于说父母到最后是瓦无半片、房无半间，只能依靠孩子。在现代观念里，这种分配方法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此过程中，父母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了。但在乡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在一般状态下，儿子、媳妇出去打工，需要老人照顾孩子和房子，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一旦儿子、儿媳妇回来，要落叶归根，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候，父母的命运往往是极其凄凉的。

对于老人来说，他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儿子尽传统的孝道，如和儿子在一块儿居住，要求得到尊重等等，因为他们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儿子年少出去打工，彩礼、结婚、盖房，全是自己打工挣来的钱，父母根本没有权利支配。而家族制度的衰落、公共道德监督力的衰退、国家的法律与赡养习俗之间的矛盾，都使得儿子、儿媳妇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社会学家阎云翔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传统的文化机制遭到破坏，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儿子、儿媳妇根据市场经济的新道德观来对待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相互对等地给予。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小说网·。。］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一旦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述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非常奇怪的是，从赵嫂、五奶奶、芝婶一些抱怨性的话中，却仍然可以感受到掩藏在背后的爱与宽容，对儿女，对他们在外面的艰难生活，对身边这一个个让他们年老还不得安生的孙子，仍然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情。虽然他们也担心将来的生活，也担心儿媳的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仍然兢兢业业地伺候孙子，替他们承担一切。他们不表达，不但对外人，对儿女更不表达。这一切，是属于地层之下的，被深深埋藏起来，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乡村的生命，其韧性之大，是与自然界的生物相等齐的。

赵嫂的厨房里飘出了一股香味儿，大概是刚焖好的咸米饭。炒点肉和芹菜，多倒些水，把米放在锅里，小火烧煮，二十几分钟后停火，再焖上一段时间，非常香的一锅米饭就好了。在我的童年时代，这种米饭只有在改善生活时才可以吃到，每家一年最多也就做那么两三次，因此，我对这香味有独特的记忆。而现在，这早已是乡村的家常便饭了。郁香的炊烟飘出院子，在乡村的上空散开，氤氲了整个村子。

万会：在棺材里把骨灰撒成人形

“老道义”是我的一个大伯，没有出五服。他为什么叫“老道义”，说起来也颇有意思。大伯可以算做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先是在县城里的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回来到镇上高中当了教务主任。虽然颇受学生喜爱，但却并不受领导的欢迎。他特别喜欢“论理”，倔犟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学校食堂饭菜不好，学生哪一项收费不合理，甚至，学校中间的路被一些老师的菜地侵占了，他都会去管。如果领导不管，他就直接去教办室，或到乡里去找，不厌其烦，直到问题解决为止。时间长了，人们就背地里叫他“老道义”。

大伯和他儿子的关系并不好，三个儿子，小儿子考上大学，其他两个儿子高中毕业后都做了民办教师。20世纪90年代初，民办教师转正的非常多，他们的条件也都够。但是，每年名额有限，要排名评比，这里面，讲究很多。因为要讲“道义”，大伯不去找人说，更不送礼。儿子一说要怎样，大伯就大骂，说凭良心干活，该是啥是啥。到最后，俩儿子都没评上。后来，民办教师转正取消了，我的俩本家哥又都成了农民。几年时间里，俩本家哥和他父亲一直不说话。后来，大伯退休回到村里住，父子关系才又好一些。

我去大伯家的时候，我的本家哥万会正在看电视。他家还在村里面，三间青砖瓦房，大前檐，院子里铺的是砖，这在当年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房子。现在，看起来却有些低矮破败。大伯的相片供在堂屋的正中间，黑框，上面搭着一个黑绸的花结。

你伯是2004年死的，肺气肿，要是不死现在多好，还能给我看个门，我好出去干点活。病了六七年，以前身体就不好。死后在屋里放了两天，等你万安哥回来，为咋出葬，火葬还是土葬，我和你大娘发生了矛盾。

我咋都可以，只要生前孝顺就行。可是你伯他不想火化，一直唠叨着怕疼。村支书来看他，他还给人家讲，不要火化他，哪怕出点钱也行。农村人怕成灰，希望有完整的尸首，见不得烧那样子。

现在偷着埋的多了，出钱就可以完整地埋。一种是把钱直接交给支书，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另外一种是半夜偷偷埋掉，也不敢哭，闺女来了都不敢哭。本来可以热闹一点，请响器，吹吹打打送葬的。这是给了支书一些钱，支书点头了，半夜抬着棺材，孝子跟在后面，伤心得很了，捂着嘴硬憋气，就是不敢哭出声。实际上村里人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说，谁没有往土里埋的那一天？

也有背时＇6＇的，咱们村周家保良，他们没有火化，把钱给了支书，说可以埋了。棺材刚下到墓坑里面，还没有扔土，民政的人去了，也不敢说把钱已经交给支书了，只好又交一千块钱，算了了。说难听话，也就是为那俩钱。啥政策不政策，经是正哩，关键是念经哩。

我一说火化，你大娘就哭。可是那段时间管得严，咱们村成了典型，都在盯着哩。支书也不敢答应，只说，火化也没啥。最后，你万安哥回来，他在外面工作，也算是个面上人物，县里一些人知道了，也跟过来。这下不火化不行了。

咋办？又不能违背你大伯的遗愿，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没火化以前，就让阴阳先生把手上指甲、脚上指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这也算是一个囫囵人。实际上棺材一抬，肯定形状散了，但又能咋办？只能是去去心意。

拉你大伯去火化的时候，女婿们请了响器，离开村的时候，也放鞭炮，孝子还下来磕头，也算送行了。现在农村兴这样，火化也摆排场，有钱人家还开一长溜小汽车，把亲戚们都拉去。回来再埋，再请吃饭。等于是花两回钱，费两回事。

我现在想想心里都不美气。心里明知道，人死了啥都没有，但一想着要去火化，心里就难受。后来，到了火葬场，你大伯在床上躺着，头上蒙着农村用的那种黄纸，不知道为啥，它只往下掉。我拾起来盖上，一会儿它又掉了。后来才发现，你大伯胳膊压住了，是不是他嫌疼啊，所以提示我。我就哭了，你大伯是不情愿啊。我把他胳膊重又放好，说：“爹，我也是没办法，现在政策这样，你多谅解。”

烧完我去拿骨灰，都是白色的，就像屋里烧的那种豆秆灰一样。虽说人埋在地下，也是慢慢朽了，但总想着还是好好的人。现在可好，成了一把灰了，你大娘都哭晕过去了。

这又回来，还得偷偷埋。坟头是已经挖好了，亲戚们也都来了，孝子们跪在那里，也还有支客＇7＇，招呼着亲戚，来磕头上礼，但是声音都很小，孝子们也不敢哭，都憋着，只是抹眼泪。想想你大伯也是可怜，辛苦一辈子，走的时候子女、亲戚连送个行都不敢。

啥时候火化能实行开？真是不好说。就现在看，坟地其实跟原来一样多，只算是里面人烧了。原来大队部说，找一片地，盖个房，按村组来分，骨灰盒拿回来，按死的顺序埋，一人一个小格子。但是，这么些年了，在哪儿哩？在农村，这根本推行不开，猴年马月也不行，没这个风俗习惯。

你说那几年烧坟，事可多哩。咱们村里你华嫂子，得了失心疯，这你估计都不知道，华在外边跟其他女人胡混，把你华嫂子气伤了。后来掉到坑里淹死了，偷偷埋了，不知道咋被知道了，坟就被扒了。当时埋了有半个多月，尸体都快化了，执法队的人用铁钩子拉出来，屁股都划烂了，拉出来人都走样了。扒的时候，华不在屋，兄弟也不管，没门了，执法队只好拉到城里烧了。后来娃儿回来，才把他妈的骨灰收了。动静大得很，开车的人都停下来看。

万会哥坐在椅子上，声音越讲越低，完全没有了当年给我们讲课时的风采。那时候，他，还有万明哥都是乡里有些名气的民办教师。老高中毕业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会教学，又负责任，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梁庄小学的毕业班成绩一直在乡里名列前茅。他对现在的葬丧制度及农村现状非常不满，但同时，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他非常消沉，甚至不愿意更深地想问题。可以看得出，当年被踢回农村，重又成为农民，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回到县城，在和大姐单位的一个人聊天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这可是真事儿。那是1994年、1995年的时候，一天我突然接到个通知，叫我带个口罩下乡。那次可能有万把人围观，人头攒动，俺们到一个村里去挖坟，那时候是刚开始实行火葬制度，有点儿杀鸡给猴看的意思。在农村，挖人家祖坟是晦气事，多少也有点不道德，一般人都不干这个事。所以，都找那种痞子、无赖，或劳改释放犯，他们动手，一个政府人员看着。俺们那一组的五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我是组长。

扒的那个坟埋的是个女的，刚死没多长时间，挖出来的时候，尸体刚肿胀起来，脸肿着，虚白胖大，还有蛆在爬。真是吓人。尸体就趴在墓坑沿上，没有人愿意再动。然后，浇上汽油，谁去点，是事先说好的，就是那几个二流子。结果，浇的油太少，人烧了一半，不着了。你不知道那形状有多难看。就又点一次。那个坟园里有七八个刚埋的人，都是在那个下午烧的。狼烟四起，那味道，现在想起来，还恶心，想吐。点完之后，又烧了一会儿，我们这些人就走了，也不管烧成什么样子。

那真是场面大，人山人海。烧着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