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从小就讨厌“假大空”，不喜欢敲钟上地磨洋工。那时候提倡深挖地，西坡挖幸福渠，找幸福，实际上就挖个干沟。

不管讲什么，只要是“念古经”，父亲都会从爷进养老院开始。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虽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他的记忆力却是惊人地好，对四五十年前每一年提倡的政治口号和政策指向还能够清楚地复述下来。不知不觉间已到了中午，嫂子催了几次饭，父亲却仍沉浸在回忆中。

中午吃饭，做的是家乡的糊涂面，父亲不顾我们的坚决反对，执意要往里面放上好几勺辣椒。他的胃黏膜是无法承受这些刺激的。父亲却说：“不让吃辣椒，活着还有啥意思？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少年时代，家里缺菜少油，全靠辣椒下饭。冬天的时候，辣椒吃完了，无论如何努力节约，储存在沙里边的白萝卜也吃完了。父亲就把辣椒杆弄成粉末，撒到碗里，吃得满头大汗。村里许多人家都是这样。有时候，习俗是与贫穷相关的。

吃过午饭，父亲又开始絮絮叨叨了，村里的姓氏结构及大致的家族历史在他的叙述中也逐渐变得清晰了：

要说咱们梁庄，那可算历史悠久。咱们国家，民族迁移由来已久，战乱，水淹，移民不断。梁庄三大姓：韩、梁、王。韩家是嘉庆年间形成的，从郭韩湾过来。梁家是明朝山西移民那次过来的，就是人们说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过来的，其实河南许多地方的人都是那次移民过来的，中原战乱，死人最多，所以，全是移民。

韩家人文化水平可以，知识品味比较高。韩家几大家族都很有能耐，韩立阁开封大学毕业，韩立挺信天主教。土改期间，地主、恶霸、富农都出在韩家。

韩立阁大学毕业之后，任国民党县兵役科科长，后来是庞桥二区区长，大致是1941年、1942年干起，干了七八年。他回来探家时；我已经记事。那人相貌黑黑的，长方形头，有杀气，有威严，对人很恭敬。离家还有十里地，就下马，步行到家，见人就欠头问好。回村之后，韩、梁、王家挨家都拜。国民党倒台后，他逃跑到北京，1950年“放匪”，政府宣传宽大处理，韩立阁一定要回来，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再说他母亲一直在家被斗。1950年秋回来后，在家从事生产，年底把他逮住。1951年初开公审大会要枪毙，村里人都哭着保他，说他人好，到底还是被枪毙了。

还有“挖底财”，就是逼着地主交私藏的钱，地主也到处跑着找亲戚借钱。韩立阁的爹也被杀一儆百。他妈与他婶一看没什么过头，穿得整整齐齐就上吊了。死前还吃的油旋馍。原来还有人可怜他们，一看人家死前还吃油旋馍，就骂起来。他叔叔早就坐班房去了。叔叔的儿子是仓库主任，也被枪毙，说话不好听，有男女关系，收粮食大斗进小斗出，有点民愤。那时候枪毙人都在镇上二初中大操场那儿，现在走到那儿还有一股子阴气。

韩立阁的弟弟韩殿军也是开封大学毕业，还没等到就任，国民党就倒台了。1957年回来，也被批斗，跑到甘肃被逮住。韩立阁的老婆被逼财＇1＇、打拐了腿，很快就死了。儿子韩兴荣，没找来老婆，前几年死了。这一家算败了。

韩立挺，在福音堂自学医生，跟着他妈信主，信基督教，后来做到教主、长老。以前的时候，信主的非常多。八几年的时候，信主的又红火一阵子，大量发展人员，印发小册子。韩立挺生病瘫痪，家里没人来照顾，福音堂信主的人轮流照顾。儿子在葬礼上念祭文的时候，村里人起哄，骂他儿子，老子生病了，连看一眼都不看，算啥信主家庭。

另外一大家是韩建文家，全家都信主，都是医院医生。韩家算得上是儒雅之家。从我记事时，过春节时，全梁庄的对联都是韩家人写的。

韩家人脉旺，家家都是好几个儿子，但就是不团结。几个儿子之间打、闹，争小利益，上法庭，不赡养老人，正常得很，所以，也不受尊重。

梁家一开始是两兄弟，后七个儿子各自成家，所以梁家共七门，第五个和第七个兄弟人脉少，早绝了。现在梁家这几十家都是剩下这五门的后代。

相比之下，咱梁家人就没有那么多知识。有“光棍儿”＇2＇，也有“老鳖一”＇3＇哩。但是，梁家人会政治斗争，也会窝里斗。所以，土改后梁家比较兴旺。梁家当权，三朝元老，也出过县委书记。咱们以前的支书梁兴隆的坏劲儿就不用说了，当大队支书几十年，整个梁家的人都被他欺负遍了。那年，梁清立拿着刀满村追着砍他呢。那是把人家欺负急了，狗急了还要跳墙呢。

保管梁光明也是个坏货。他兄弟三个，梁光富单身汉，梁光怀被饿死，嫂子被打死，所有宅基地都归梁光明。杜家玲子，爹妈死后，由她婶说给梁光明的一个儿子，后来玲子不愿意了，玲子家的房子就被光明家霸占去了，说是玲子欠了他家多少彩礼钱。

梁家光出那鲜点儿＇4＇人物，梁光基，干过县武装部长，退休后人事档案丢了，连基本工资都没有。可梁家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为啥？不养生病的老父亲，他哥半夜把老父亲拉到县城他家院子里，清晨起来一看，以为是谁送的粮食，结果是老父亲。看这咋办？他就去找亲戚，亲戚讽刺他说：“那咋弄？你去问邮局邮寄不，把人邮寄回去？”结果，父亲连车子都没下，当天又被送回到了村里南菜园子那儿。还告诉乡亲传话给他哥，老头儿在南菜园。

王家就不说了，都是些歪脖儿树，不成才。梁庄人也不把他们当回事。

咱村里的那些小姓，有钱家、周家、张家、袁家、刘家。老钱，一辈子没说过话，没人记得他长啥样儿。他老婆花儿，相貌很差，病歪歪的。家里四个孩子，日子没法过，花儿就跟张家、周家几个单身汉鬼混，给家里弄点吃的。全村人都知道。

周家那几家也都很有特色。周利和当过会计，周利忠小巴结，父子三人，外号“大积极”、“二积极”、“三积极”。周利和是个私生子，那真叫个勤快，他做的庄稼，连棵草都找不到。勤快得很啦也不都是好事儿，种麦冬，上肥太勤，结果只长苗，不结籽。后来得胃癌，去安阳做手术，去之前还在晒麦，把麦晒晒装装才走，手术后还没出院就死了。村子里有人编顺口溜：“去的时候活蹦乱跳，回来响支鞭炮；去的时候能吃馍，回来抱个骨灰盒。”

周利忠的闺女春荣出嫁前半夜翻墙头跑了。梁家拐子常，别看大字不识，最会编顺口溜，在村里唱：“二月二，龙抬头，周家姑娘翻墙头。周利忠，抬起头，看看床上有人头，袄子搭在被子头，里头盖的是枕头。撵到灵山头，相遇在桥头，结婚证一看，垂头丧气转回头。”

八几年，我和拐子常几个人去弄烟苗。到岗上歇，都在闲说话。拐子常就说：“二哥，你现在不如我，欠人家钱，老婆还有病，六七个娃儿，你啥什么时候能超过我？”那意思是笑话我，日子过不成哩。旁边有人说：“你可别说，龙爬一步，鳖移十年。”现在，拐子常还是拐子常，几个娃儿，没一个成样的，大娃倒插门，就没回来过；二娃儿出去打工也不回来，拐子常四十八岁时又生两个小娃儿，后来有一个淹死了，另一个天天出去上网，打游戏。

总结来说，咱梁庄的情形，就是那个顺口溜：韩家人尖，王家人憨，梁家光出些二货山＇5＇。

天色渐渐暗下来，父亲却毫无倦意。在父亲那里，所谓村庄的整体面貌，就是一个个生动的、相互纠结的家庭故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村庄都是一部历史，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特的人生类型。

当父亲讲到钱家女人花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和对待王家的态度一样，我小时候几乎也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虽然钱家就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坑塘的另一边，他家的女儿和我们姊妹也几乎同龄，但我们很少到她家里去玩。她们也似乎以一种自觉状态，从来不提起自己家里的事情，从来不邀请别人到她们家里去玩。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有机的网络，每个家庭的运动看似不相关联，但却都充满着张力和布局。费孝通认为乡村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和别人建立联系，大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此，在一个村庄里面，大家族的人总能够通过各个层面的亲属关系推出较大的势力空间。那些小姓，或独姓，因为缺乏基本的私人联系，也很少有机会通过婚嫁这一渠道进入大姓的亲属范畴中，很难推出大的波纹，难以进入村庄的内部空间，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也因此，他们的言、行、道德总是被另眼相待。正如费孝通所言，在乡土社会这个亲密的社会中，他们是村庄的“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钱家在梁庄就是这样的典型形象。

对于梁庄的两大姓——韩姓和梁姓而言，他们是梁庄的主人。但是，也有不同角色的定位。两百多年来，梁姓和韩姓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梁姓在文化上始终落于下风，韩姓信主的家庭特别多，读书的人很多，在气质和修养上，甚至在相貌上都显得超凡脱俗，但也因此而在背后遭到很多诋毁。梁姓一直以来对信主很排斥，也许他们觉得跟着韩姓人到处跑太丢人。在政治上，梁姓则一直占上风，两百多年来都是梁姓做族长、支书，掌管村里事务，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被韩家人夺了过去。梁家人虽然会政治斗争，但是，经济上却一直都不行，在改革开放时代，顺理成章地被赶下台去。

已经夜里十一点了，父亲几乎说了七八个小时，连晚饭都没吃。哥哥、妹妹、嫂子，还有下午从县城回来的二姐、三姐、姐夫也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只听得见我在电脑上啪啪打字的声音。全家人都沉默着，似乎在为整个梁庄思索，带着一种很明显的神圣感，这让我很震动。

对于他们来讲，日常生活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好像没什么大的追求。但一旦有某种契机的时候，他们也很愿意去思考，也理解其中的意义，并试图进入到这一境界之中。只是生活很少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一个村庄的生存镜像

几百年前，梁家两兄弟带着七个儿子来到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其中五门人丁比较兴旺，另两门逐渐消失。到目前为止，从大家庭来看，梁家几门共有五十四户。兄弟几个，结婚后，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父母在家帮忙看孩子。无所谓分家，但从经济实体来说，应该已经算个体小家庭。从这个角度算，应该有一百五十户左右，共六百四十多口人。

从家庭居所来看，其中有两家完全离开了村庄，搬到了打工的城市生活（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一家不知所终，与村里人没有任何联系；七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在外地上学，家里房子封着，几年没有回来，短时期内应该也不会回来；一家在镇上生活，但村里还有宅基地，马上要盖房；还有三家在外地做生意，隔一两年回来一次，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好，显然是在为将来回来做准备；其余几十余家都仍在村庄生活，家里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老年人、家庭妇女和小孩留在家里。还有八九户，就在土地里讨生活，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一类人，在村里是最老实也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他们经常被大家忽略掉。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梁庄人大规模地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去北京的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据说有一段时间他们还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倒票；去西安的多是在火车站周围拉三轮车。后来，才有到青岛、广州一带去打工的。极少数人在外做生意，如校油泵、在城乡结合部卖菜等等。大家出外打工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相互传带。在外打工的梁家人有三百二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六十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十五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的样子，有些人又回到了农村，在家种地，间或在镇上或周边打点短工。还有一些仍然在外面打工，但显然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几年。有些人不想回来，但身体已经干不动了，只是在那里撑着。譬如我一个堂哥，早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娶妻生子后就出门打工，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他先在北京当保安，后来到西安蹬三轮，每年就只有春节回家。前些年在村里碰到他，说话打扮很有城市味儿，非常看不起自己从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婆，总喜欢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哪怕在那里他只是一个蹬三轮的。这几年年龄大了，干活渐少，住在了西安的儿子那里。但很显然，他终究是要回来的。

有少数在外面过得不错的，就离开了村庄，如小名叫“坏蛋儿”的村长弟弟，当年，他是村里有名的捣蛋鬼，差点被送进监狱。现在他在内蒙开了一家校油泵厂，因为起步比较早，挣了不少钱，就在内蒙买了房子，将两个孩子也接了出去，已经四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村长曾经把俩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侄儿工钱。后来村长的两个儿子在同一个城市也开了一家校油泵厂。

一些中年妇女农忙时组成“打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三十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春节或农忙时回来。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会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在外打工挣到较多的钱，回来在本地做生意，卖沙，做商品批发。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前年回来，他想在镇上做太阳能生意，这是近几年农村新兴的一个家庭装备，盖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