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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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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
法治与市场经济之基
作者：震江 字数：2742
西方人对诚信的理解与中国基本一致，都包含诚实无欺、讲究信用、信守诺言等意思。“诚信”一词，英文为integrity，有“诚实”和“完全、完整”两层含义。在西方，历来把讲诚实、守信用、不撒谎作为经典训言。
苏格拉底是目前所知西方最先提出诚信观点的人。很多人可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传说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雅典城中的一个匠人，家里非常贫穷，懂事的苏格拉底也经常帮着父亲干一些铁匠活。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一天，苏格拉底要出门去给别人家送打好的铁器。妈妈看雪下得那么大，儿子的脚下又没有穿鞋子，于是便说：“孩子，雪太大了，别人在这种天气也用不上它，等到雪融了的时候再去吧！”苏格拉底则坚决地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我跟爸爸答应今天给人家送去的。”他顶着大雪，光着脚把打好的铁器送到了那个人家里。
苏格拉底被后人称为“智慧、泰然与明净”的化身。他开创了希腊哲学研究的新方向，把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社会和人类的内心世界，尤其注重伦理道德问题。他提出的一系列哲学命题，其主旨就是使人成为道德完善和真正的人，而更加让人崇敬的是，他能把自己的哲学践行在他一生的行为之中。
法律是诚信的守护神
罗马法是古代社会最发达的法律体系，同时又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法和法学的历史基础。古罗马人把诚信概念作为罗马法的基本原则，并贯穿于整个法律体系中。古罗马法规定，善意和诚信是有效缔结契约的前提，具有欺诈故意的行为，或者是因不讲诚信而被法律认定为“不名誉”的人的行为，是无效的行为。在诚信的基础上，古罗马法产生了一种新的诉讼形式，即“程式诉讼”或“诚信诉讼”，这类诉讼“指在程式书中，大法官于原告请求一项后批注‘依诚信’字样的诉讼。承审员在审理时可按诚信和公平的原则，根据案情做出衡平的判决，不必严守法规，拘泥形式。故原告如有诈欺、胁迫等情事，被告如有可宽恕的错误，虽程式书中未列有抗辩，承审员也有权减免被告的责任。”
在古罗马的国际法中，诚信原则是处理城邦之间关系的法律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信义。也就是说，古罗马人在对外贸易中，商业道德的支柱是诚信，古罗马法把诚信上升为国际法律原则。诚信渗透于经济关系中，规范着经济活动，如果遇到了阻力，外国人可以到所在地法院请求法律的保护，法院按诚信原则和法律规则做出公正的判决，法官是诚信的守护神。
守约为正义之源
西方的契约诚信还可以追溯到西方基督教从希伯来那里学来的犹太教传统。在《旧约·出埃及记》中，耶和华与以摩西为首的犹太人立约，其主要内容是十诫。在十诫中，将“不作伪证”作为基本的道德戒律，中世纪的基督教将“信 ”、“望”、“爱”作为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在基督徒的信仰实践中，上帝的诚信守诺或许比其权能更具有现实意义。摩西认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向爱他、遵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使徒保罗也认为：我们纵然失信，上帝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弃他的诺言。《圣经》里，有很多有关诚信的语句，例如：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 “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地说出”等等。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原本就应得到上帝的眷顾。但是历史上的犹太民族却历经苦难，一直到现代仍然不得停息。犹太人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为对上帝的背弃，这是一种失信的报应。《圣经》中说：“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那么反过来说，凡是背弃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必然不再眷顾他。不管犹太人的遭遇和他们背弃上帝之间有无必然联系，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诚信意识早已渗透进西方文明的精神内核中。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契约诚信观也随处可见。社会契约论的先行者格劳修斯就指出： 守约是人的本性，人们订立契约，就会产生民法。他认为“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霍布斯进一步认为：守约为正义之源，无契约即无谓正义，有约而不遵行即为不义。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人民大众与政府之间是契约关系。法律面前，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为了防止权力的弱肉强食，防止有人不讲信用，每个人让出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政府与人民有契约，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人们可以解除这种契约。美国思想家潘恩进一步阐述：根据契约而建立的政府，不是什么人为牟利而开设的店铺，它完全是人们的一种信托。人们给它这种信托，但也可以随时收回。
信用就是金钱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诚信是成熟市场的基本标志，是建立健康市场秩序的基础。亚当·斯密说：“一个人如果常常和别人做生意上的往来， 他就不盼望从一件交易契约来图非分的利得， 而宁可在各次交易中诚实守约。一个懂得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商人， 宁愿牺牲一点应得的权利， 而不愿启人疑窦……在大部分人民都是商人的时候， 他们总会使诚实和守时成为风尚。因此，诚实和守时是商业国的主要优点。” 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信用就是金钱”，揭示了诚实守信对于市场交易行为的重要意义。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也认为，保持良好的信用和信誉，可以让只有少量财富的人，更好地利用别人的财富发财致富。
西方国家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十分注重诚信，因为一旦有不诚信行为，则会带来一系列不堪设想的后果。在德国，一个人在乘坐公共汽车时逃票，一旦被查获，这种个人信誉上的不良记录就会存入管理信誉的有关机构的档案中；在英国，公共服务机构如银行、税务局、供电公司、自来水公司、邮政电信部门等，都有记录失信行为的“黑名单”，企业或个人一旦被列入“黑名单”，以后在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将四处碰壁。因此，从失信的代价上考虑，西方人会自觉地注重诚信行为，可以说，西方的诚信观更多的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虽然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并不缺乏诚信的思想资源，但中国古代的诚信更强调人的操守和自律。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和西方的契约与法治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诚信观念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应是中西诚信文化的互补与统一。
（参考资料：毛希彤：《古罗马法中的诚信原则》；阚仁平：《从圣经看诚信守诺》；苏盾：《中西方诚信观溯源及其比较》；方丽娟、郑涛：《中西诚信伦理的主要差异》等）
筹建特区 标本兼治 习仲勋终结“大逃港”
作者：黄金生 字数：4982
为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诞辰，从2014年8月8日起，央视一套8点档播出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该剧一播出就引发收视热潮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中包括尘封多年的“大逃港”现象。
公开历史资料显示，“深圳历史上共出现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广东省共偷渡外逃56。5万多人，逃出14。68万多人。其中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1978年4月，刚刚被平反的习仲勋被委以重托“看守南大门”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中，记述了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期间是如何标本兼治解决“大逃港”问题的。
视察宝安：把生产搞上去，不要反什么主义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从1952年至1977年，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附城公社莲塘大队1200多人，出逃香港就有790多人；2200多亩耕地，就丢荒700多亩。这个大队的径肚生产队原有24户，108人，外逃了22户102人。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各个方面造成了很大危害，严重破坏了生产。
1978年7月，大约在5日至10日之间，习仲勋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前往宝安视察。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的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习仲勋到达后，不是先听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际情况。
习仲勋一行在方苞等人的陪同下，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往那边买东西，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仲勋心里感到很难受。他感触很深地和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习仲勋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于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流毒还没有肃清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这一番话，是很有胆识的。
从沙头角回县城深圳的时候，习仲勋在路上看到边防军抓了两个外逃的人，把他们铐在路边。他问方苞：“这些人抓了放在哪里？”方苞回答说：“莲塘那里有个临时收容站，每天抓到偷渡的人就先安置在那里，第二天再派人送他们走。”回县城时天已经很黑了，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里，他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习仲勋给这个偷渡的人讲了许多社会主义好的道理，希望能纠正他的思想。直到天色已晚，他才回到招待所。
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在听取方苞汇报后，习仲勋就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建立外贸基地问题发表谈话，他说：“外贸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讲求实效。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你们反映在英界那边有7000多亩的土地，但是大部分都丢荒了。这些土地还是要很好地经营。因为这是我们边境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我们边境地区逐渐繁荣起来的可以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
这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感触很深：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广东却不行。通过对如何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和制止非法外逃等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对他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谈偷渡：是人民内部矛盾
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是广东偷渡外逃之风最为严重的时期。偷渡的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000港元，差距实在太大。因此，边防地区普遍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是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已超过10万（包括港英当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万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深圳收容站容量只有600人，樟木头收容中转站容量只有400人，但当年经常收容人数在1000人以上，最多达到3000多人，使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收容间过于拥挤，时值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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