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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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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的建造，许多人落下腰疼病，就连当了两年知青的当地小伙子也喊吃不消。
1972年，工厂竣工验收后不久，一机部在我厂召开了西南片区三线建设现场会，把我厂立为三线建设多、快、好、省的典型，充分肯定了我厂的成绩。通过基建验收后，全厂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以生产为主的轨道上来了。从此，工厂生产逐步走向正常。这期间，上海、无锡来的师傅们成为生产骨干，也言传身教带出了许多徒弟，为工厂的生产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加工资的悲喜剧
中国工人阶级在担当国家使命上毫不含糊，但他们的经济收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未能得到调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更是中断了调资工作。1972年4月各单位按上级指示给低工资人员作适当调整，这类人员较少，影响不大。此后一直未动，到粉碎“四人帮”一年后的1977年11月，终于传来调整工资的消息，但上面定了比例，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能加。这可给工厂出了难题，将近两千职工，手心手背都是肉，加给谁好？别小看加一级工资才6元钱，那时的物价低，四川这里的猪肉、食用油、白糖、鸡蛋都是6毛8分一斤，米才1毛2分左右一斤；锦江厂食堂的荤菜如大排、大肉、狮子头、炒猪肝都是2毛钱一份。而且当时从上海支内的小青年都到了结婚生子的阶段，这六元钱的用途可大呐！尤其是沿海来的三线人，背井离乡，意外支出更多。比如上海家里一有情况就得往回赶，一个来回的路费等于两个月的工资没了，还不算人情世故方面的开销。如果探亲假用完只好请事假，事假要扣工资，所以有句话说三线人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铺了铁路”，这是千真万确！有好几位上海同志甚至连父母辞世都未回去奔丧。我曾做了一个统计，我爱人从1975年到1996年，21年间回上海14次，平均一年半回去一次，其中生孩子得了肝炎请了将近一年事假。那日子过得紧巴程度只有自己知道。
一听说要加工资，大家谁也不相让。有的车间没法子，按比例把名额下放到工段，工段只好采用投票决定谁加。某日，段里开会投票，一边唱票一边在黑板上画“正”字。某兄是无锡来的，已有两个孩子，盼了多少年才有这一回加工资，他工作表现还好，对自己也抱一定希望。谁知唱票已过半数，他的得票数始终忽进忽出，气氛紧张到极点。突然，他脸色发白，呼吸急促，一下子瘫倒在地。那边唱票还未完，这边赶紧把他抬到职工医院抢救。经医生紧急处理，他苏醒过来，是过于紧张引起的心脏异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唱票结果，他滑出名单之外。厂领导考虑再三，从别处挤出一个名额给他，算是对他的特别关怀。
这次调资，把工厂搞得乌烟瘴气，各级领导也被弄得头昏脑涨。1978年底，上级又下达了百分之二的调资名额，这次有许多条条杠杠，对少数工作表现特别好的同志加了一级工资。这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扩大企业自主权，由企业根据工厂效益好坏来确定调资方式，与以前相比，各级领导的压力小得多了，职工的受益面也大多了。
像打架一样的探亲
锦江厂设计规模为2000人，从上海、无锡来了780多人，加上其他渠道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约100人，外来人员近千人。当时单身职工居多，一年可享受一次20天的探亲假（含路程假）。而探亲大多放在每年春节。故春节前那段日子，人走得比较集中，尤其是上海方向，人最多。由于工厂到成都火车站60多公里。交通非常不便，厂里也还没开通到成都的交通车，于是厂后勤部门提前登记，统一买票，届时厂里用解放牌卡车，浩浩荡荡地把大家送到成都火车站。那时候都是座票，根本买不起卧铺，因为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才31块5毛，而成都到上海的硬座票要34块钱，比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成都到上海的182次车要开48小时，晚上8点开车，经常晚点。有一年后半夜才到上海，已没有公交车，外面又下着大雪，只好在火车站等到清晨坐头班车回家。
火车上大多数人自带干粮，解决吃饭问题。大家挤在一个车厢里，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倒也觉得很热闹。人困了，有同事带了雨衣，就轮流穿在身上，钻在座位底下呼呼睡一觉，觉得也蛮高兴。回上海带的行李不太多，买些花生、土豆、巴山豆（一种当地产的小赤豆）、中药材、风鸡（把鸡杀了，只去内脏，不拔毛，挂外面风干，到家后再处理）等。还有些同事，买活鸡藏在火车上带回去，火车是不允许带的， 就捂在纸板箱里放在座位下。后来发现这个鸡已经半死不活了，咋办呢，赶快杀了放血啊。那么火车上就热闹起来了，有人去打开水，有人给它放血。尽管是冬天，车厢里也很闷热，就用绳子把鸡拴好，吊在窗子外边。有的同志一觉醒来发现鸡没啦，变成了飞鸡，飞掉了，那个心痛啊！也有人给鸡灌酒，让它也睡觉，免得叫唤给列车员发现。还有人带公鸡回家，鸡在车上打鸣的，往往吓出一身冷汗。
那时探亲，最头疼的是返程。上海到成都就这一班车，上海是支内大户，从陕西到四川沿途又有那么多三线厂，往往又集中在春节正月半后的一、二周。一是票难买，上海北京东路的火车票预售处每年这个时期都拥挤不堪。我从1972年到1975年每年都是去通宵排队买票。1975年结婚后就只能四年享受一次探亲假，还是一样排通宵。后来这条线路班次多了，但大量农民工的出现，让火车更挤了，哪怕买卧铺，也是那么紧张。而上了火车抢行李架那就像打架一样。
那时四川的物资供应很差，几乎什么东西都要从上海带，比如香烟、打火石、白糖、糖果、饼干、乐口福、麦乳精、肥皂、卷子面、烤麸干、萝卜干、咸肉、砂锅、煤饼炉，甚至女同志用的草纸，加上厂里同事托带的诸如“765”皮鞋、的确良衬衫、金兔牌羊毛衫等等，每次回厂至少七八个大包小包。多的人二三十只包也不稀奇。送进站时家里倾巢出动， 先着一人拿着小包冲在前头，找到座位后朝行李架上一躺，抢好地方，不一会主力到了就把东西朝上摞。经常有为争行李架吵架甚至打起来的。往往放好行李，人已大汗淋漓，嗓子冒烟。一般出发前早已给厂里发了电报，都要关照“行李多，多人接”之类。来接站的人有会动脑筋的提前到汽车队联系到成都提货的卡车，顺带把到站的人和行李带回厂。司机那里给包烟就解决了。有些没路子或不愿麻烦别人的，往往在成都住一晚，第二天费许多周折，乘成都到白水河的长途汽车到关口下，再背着行李步行三四公里回厂。
有时回想起当年探亲那些事，真不知道那时是怎么挺过来的。
“村中城”的“上海味道”
三线建设，对国家而言只是一次决策，对个人而言则是拿出了他们整个的人生。因此，这些来自大城市的迁徙者，对这块将赖以生存的土地是认真对待的。
锦江厂职工加家属四千多人，民以食为天，吃饭是头等大事。由上柴支内的储有文原是政工干部，后调到行政科当主任。他和食堂人员一起为改善职工生活动足了脑筋。在他们的努力下，为锦江厂这个“村中城”带来了“上海味道”。多年后谈起往事，老储记忆犹新，如数家珍。
“八十年代初，厂里大批孩子出生，那时奶粉还是稀罕物。有职工提出食堂能否供应一些豆浆，让我们的孩子能补补营养。这事困难不小，一是黄豆原料不大好买，也要计划供应，职工买豆腐要凭豆腐票。二是食堂没有工具，也从来没人搞过。但职工生活无小事，食堂马上着手试做。他们用借来的手工小磨开始做豆浆，反应很好。随着需求量的增加，食堂买来了电动小钢磨，还从车间调来一位懂豆制品加工技术的师傅到食堂，专门做各式各样的豆制品供应给职工。结果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又为他调来一个帮手。这样一来，豆浆、豆制品每天都能保证供应，极大丰富了职工们的饭桌。就连九一三厂、八五四厂的同志也到我厂购买豆制品，还有的职工买了带到彭县、成都等地。
有一次，负责后勤工作的副厂长陈正义，问食堂能否搞一些面包供应。在他的领导下，动力科的同志们制造出一台面包烘烤机及一批烤盘。食堂两位上海师傅学会了用土豆片发酵水来替代发酵粉，进行试制。当第一批面包烘烤出炉时，那面包是油光鲜亮，又柔又软，相当好吃，拿到窗口就被职工一抢而光，都称赞咱的面包比外面商店卖的还要好。
有了烘烤机，我们在中秋节来临时，又开始加工月饼。这也是两位上海师傅利用回沪探亲的机会，到食品厂去偷学来的技术，并在上海选购了花生仁、芝麻、瓜子仁。。、核桃仁等原料运回四川。车间工人师傅又做了加工月饼的模具，就这样开始了月饼加工。当时全厂按人头每位职工发10块月饼过中秋，连续十多年，年年如此。为了满足需要，还对外零售，附近厂矿的职工和农民兄弟都来争相购买。很多职工也购买一些带回家馈赠亲友。可以说，锦江厂做的月饼，真材实料，价廉物美，在当地很有名气。
春节将临，南方人有吃水磨年糕的习惯，四川没有卖的，要吃只有从上海带回四川。供应科的同志自告奋勇在回宁波探亲时帮忙买来一台年糕加工机。每逢做年糕时，全科人员齐上阵，食堂两班人马合并突击，一条条又软又香的年糕很快生产出来。不但满足了本厂职工的需要，西南电工厂、德阳的东方电工机械厂也特地赶来我厂购买年糕，大家终于在内地四川吃到了南方的特色食品——年糕。
随风飘散的日子
随着时光的推移，青年们纷纷结婚、生子。 为了省钱，他们自己做家具、衣服、鞋、腌菜，自己理发，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他们赶场时拿粮票跟老乡换鸡蛋、菜油。许多人开垦自留地种菜、养鸡。
上海人的服饰、皮鞋、老虎脚家具，特别是上海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在一段时间内成了人们生活向往的目标。锦江人早已不分地域籍贯，他们在共同努力把这里营造成一个充满乐趣的新家园。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工厂出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人心浮动，调离成风。潮起潮落，雄风不再，企业的运营遭受国家政策调整的冲击，锦江人就像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夸父，倒在了追日的路上。
最后留在锦江厂的仅十多人。加上一些退休人员未能返回原籍的约有100多人。
（作者系原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厂办副主任）
甲午战争中美国的角色
作者：崔志海 字数：7439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是日本为侵略朝鲜和中国而发动的一场不义战争，也是一场改变东亚国际格局和中国命运的一场战争。自兹之后，日本一跃而成为东亚霸主，中国则沦为“东亚病夫”，受人宰割。日本之所以在120年前的甲午年悍然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固然是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膨胀使然，但同时也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与当时列强的默认和纵容密不可分。其中，美国便是当时最支持日本的国家。当下，东亚地区再次进入多事之秋，回顾当年美国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尤其值得相关国家警醒和反思。
虚假的中立
中日甲午战争系由朝鲜问题引发。1894年春，朝鲜国内发生东学党起义。6月1日，东学党占领全州后，朝鲜国王决定向中国借兵代剿，并于6月3日，正式照会袁世凯，提出借兵请求。次日，清廷便批准李鸿章的派兵赴朝计划。6月6日，清政府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将中国派兵赴朝一事照会日本政府。得知朝鲜政府向中国借兵的消息后，日本政府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为日本蓄谋已久的出兵朝鲜提供借口。在中国通报派兵的次日，日本即按预订方案，也将出兵朝鲜的决定正式照会清政府。但在清朝军队与朝鲜农民起义军交战之前，朝鲜政府6月11日，便与发动起义的东学党人订立《全州和约》，平息了农民起义。6月13日，朝鲜政府致函袁世凯，要求撤回清朝军队。清朝政府表示愿意从朝鲜撤兵，但要求日本也同时撤军。此时，日本政府不但拒绝撤军，还以朝鲜完成日本所提出的内政改革方案作为撤兵条件，并不断制造事端，增兵朝鲜，将中日撤兵问题逐步引向其与中国开战、独占朝鲜的预定轨道。
对于因出兵朝鲜所引发的紧张局面，清政府并无意与日开战，而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当时朝鲜政府和清政府都曾求助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英、俄等列强，希望他们出面调停，劝说日本从朝鲜撤兵，不要挑起战争。6月下旬，朝鲜曾三次请求美国出面斡旋，敦促日本从朝鲜撤军，但美国国务卿葛礼山（W。Q。Gresham）都以保持“中立”为由加以拒绝，表示美国必须保持对朝鲜和其他国家“一个公平的中立态度，我们仅能以友谊的方式予日本以影响，我们绝不能够同其他国家联合干涉”。
美国驻朝公使西尔（M。B。Sill）和驻日公使谭恩（Edwin Dun）更是站在日本一边。尽管他们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日本出兵朝鲜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挑战中国在朝鲜的影响，极有可能危害中日和平关系，但他们同时却一再为日本侵略朝鲜辩护，声称日本方面派军入朝是为了保护在朝鲜的日本人和使馆，“是相当合乎情理的”；日本在朝鲜的目的不是要发动战争，只是想对朝鲜进行必要的改革，“使朝鲜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实现自主和主权独立”。他们极力劝说美国政府支持日本的朝鲜政策，说什么日本的朝鲜政策获得了“许多比较有知识的朝鲜官吏们的欢迎，并且我想象在美国也不会遇到反对的”；强调日本政府受国内民意的压力，在朝鲜问题上决不能后退，必须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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