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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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的精细程度超过林冲，他把可能想到的危险都做了预案，即便如此，在他出差的时候，潘金莲和西门庆仍合谋害死了他哥哥。到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失去理智，找到收殓他哥哥尸首的何九，找到目睹奸情的郓哥，找到撮合西门庆潘金莲的王婆，软硬兼施，取得了确凿的证据。然而即便有证据，即便他是一个都头，即便他刚给县令押送金银上京，但在被西门庆用钱买通的县令面前，他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为死去的哥哥讨个公道，只有自我执法，杀了潘金莲、西门庆。自我执法，就是私刑，这种血亲复仇是古老而野蛮的。但在官家无法维护正义甚至走向正义反面时，血亲复仇不但被普通百姓理解，而且会报以喝彩。
　　武松第一次杀人是为了替从小照顾自己的兄长报仇。
　　因为武松有自首情节，更重要的是先前拿了西门庆钱财的县令，看到西门庆死了，再偏袒西门庆没甚好处，反过来想起武松为他做过的事，加上民意同情武松兄弟，于是就做了个顺水人情，最后的判决：武松刺配。

　　报自己被陷害的私仇
　　武松被刺配孟州后，落入管监狱的施恩父子手中，不立刻送常例钱给管教，按常规将吃皮肉之苦甚至丧命。武松被押到管营相公的堂前，准备打一百杀威棒时，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在管营相公面前悄悄说了几句，就绕过了这顿杀威棒。接下来，更让武松和他同号子的狱友百思不解的是，连续几天给他好酒好肉招待，让他洗澡更衣。
　　为什么武松能在监狱里获得如此特权呢？原来对管营父子来说，武松有着比勒索钱财更大的价值——他的武艺。管营的儿子施恩原来在孟州东门快活林开了一家店，用施恩自己的话来说：“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八九十个拼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　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那时候新来囚犯给管营的看守送十两银子，就是重礼，可想这每月两三百两银子的收入是多么可观。这管监狱的官员子弟，不但办涉足黄赌毒的公司，而且还将国家送来让其看管、改造的囚犯当成自己的家丁，出监狱到经营场所为自己做事。不过在快活林做那样的买卖，没有一点官府背景，是经营不下去的。后来，一个张团练，带领一个叫蒋门神的汉子，赶走施恩，独霸了快活林。这监狱警察在老百姓面前，可以耀武扬威一阵，但哪斗得过军队里的？
　　武松为了报施恩父子的恩惠，出手打跑了蒋门神，使施恩父子重霸快活林，因此也得罪了张团练的后台张都监。
　　张团练伙同张都监，设局陷害了武松。最后武松大闹飞云浦，杀了两个公人和蒋门神两个徒弟，潜回到张都监家，杀死男女老少十五名，这位前都头已经完完全全是个嗜血杀手了。
　　武松的这次杀人，是为了报自己被陷害的私仇。

　　百姓的“真”　士大夫的“假”
　　可见，《水浒传》中的武松数次暴力行动，都不是什么“为民除害”之类的公义，都是为了报私恩与私仇。他唯一的一次“为民除害”，乃是酒后逞能独自过景阳冈，与猛虎相遇，趁着酒劲将吃人多多的猛虎打死，却并没有为了“公义”的主观意愿。
　　但就是这么一个被塑造出来的武松形象，数百年来让无数普通老百姓倾慕、称赞，甚至大才子金圣叹也称其为“天人也”。这样的武松形象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老百姓而言，显得真实，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何等痛快。如果加一个为民除害杀贪官的桥段，倒是显出“假”。
　　尽管元末明初距离战国时期已有1800余年，但豫让式的死士依然获得普通人的喜爱与敬仰，不必去寻找其身上的“政治正确性”。而士大夫的评价却有不同，被朱棣诛十族的方孝孺写过一篇《豫让论》，对豫让拼死报答主恩的行为不以为然，文中说道：“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也就是说，他认为在知伯被灭族前，没有尽到臣下的本分，“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等知伯身亡家灭，再“捐躯殒命”于事无补，近似于作秀。
　　方孝孺此段议论是以后人的标准苛责前人——宋儒和明儒经常犯这个毛病。豫让只是知伯所养的一个武士，主公犯晕了，他哪能劝谏得住？主公死后，他能一死报答知遇之恩，已经尽到了一位侠士的道德责任了。这样的行为，民间社会的老百姓能理解，并予以尊重。而讲“大节”“公义”的士大夫便要苛责了。
　　因此，我以为《水浒传》中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武松更真实，更能让人信服。而地方志中的武松刺杀贪官是出于为民除害的“大义”，很有可能是读书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附会的。

在等待战争来临的岁月中
三线建设的今生前世

作者：徐有威　陈东林　字数：1010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知道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胡锦涛和北京地质学院的温家宝，在三线建设口号的召唤下，奔赴祖国西部的甘肃。在刘家峡和酒泉工地共同度过了14年的风雨春秋，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省一级建设领导者，他们又在1982年共同来到北京，开始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在共和国领导人中，同样有着领导三线建设经历的，还有宋平、李岚清、王兆国……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知道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集团，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水电站和中国第二汽车厂这些中国响当当的企事业单位名字。这些，都是三线建设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看过《青红》，看过《我11》，看过《山楂树之恋》。这三部电影的背景，就是三线建设。其中《青红》和《我11》的编导王小帅，出生5个月后随父母从上海搬迁到位于贵阳的三线建设企业的贵阳光学仪器厂。他在那里长大，俗称三线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线建设，是一个激动人心而又一度神秘的话题。从1964年到20世纪80年代，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包括工人、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内地大西北、大西南的丛山峡谷之中，苦战十余年，进行了一场鲜为人知但规模极其浩大的建设。
　　在备战的要求和“文革”的冲击下，三线建设的历程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影响深远，犹如一场激烈的战争。最后，在三线地区拔地而起了1100多个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它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西部建设战略，凝聚了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和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
　　三线建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邓小平等几代中央领导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与时俱进的开拓与探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线建设转入以“军转民”为中心的调整改造、发挥效益的再创业阶段。
　　通过对三线建设今生前世的回顾和反思，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与世界霸权主义的较量中，直接或间接地打赢了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斗争，同时取得了开发西部的重大经济成就。

宋平谈三线建设及工业布局

作者：武力　陈东林　郑有贵、段娟　字数：3393

　　宋平简介
　　宋平，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1917年生于山东省莒县。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2月至1970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武力：我们研究三线建设主要开展两方面工作，第一抓紧抢救历史资料，第二在有关的档案、实地考察、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之上搞一些研究项目。我们寻访了参与三线建设的同志，请他们回忆当年亲历三线建设作口述史。您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采访您了解更多的珍贵历史资料。
　　宋平：我今年95岁了，有些事情记不住，讲得不一定准确，我的回忆供你们参考。
　　郑有贵：三线建设是我们国家的一笔财富。现在需要对三线建设有个历史的评价，想听听您的意见。
　　宋平：1952年学苏联搞建设，搞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当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个烂摊子，起码的统计资料都没有。全国成立六个大区，各大区都布置自己的经济建设。东北全境解放最早，现代工业比较集中。东北局成立最早，经济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形成了一个局面。所以，全国统一货币的时候，内地都用人民币，唯有东北的货币暂时保留。为什么会保留东北的货币？毛主席讲，全国打仗，内战还没有结束，发行的货币，通货膨胀很厉害。东北全境解放，搞经济建设，有自己的货币，不受内战干扰，经济发展比较快。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在东北局讲，东北出机器，出干部，对全国做贡献。那时，解放战争还没结束，加上后来又有朝鲜战争，台湾还在挑衅，所以沿海准备打仗，不搞大的建设。上海那一带很冷落，失业下岗的人很多。中央也赞成把一些企业移到内地去。我和谷牧两人到上海去搞搬迁，能搬的就搬到内地，工人也要随厂迁移，主要到陕西、宁夏、甘肃、青海。那时上海经济萧条，能搬得动的企业都搬过去。其实上海能搬的就是轻纺工业，再有是服务业，如理发馆、餐馆，主要把一些人搬过去。各种工人到内地都成了宝贝。从上海搬去的理发师在宾馆、饭店都成了骨干，成了高级的手艺人，厨师、裁缝也去了不少。上海那时很冷落的，我记得上街做件衣服，因为店里没有活，裁缝师傅说当天就能做好，这在北京是办不到的。
　　我看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的布局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法。后来全国都要搞建设，要发展，情况有变化，大家开始搞规划，全国一盘棋。中国地方大，各个大区要发展，也要搞自己的建设，但经济基础差别很大，华东可能比华北好一点，像西部地区更困难了。后来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要修成昆铁路。这样就把一线，东北、沿海最好的工厂，特别是“独生子”（只此一家的），搬到内地去。那时，中央一个号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就给哪个厂，要什么人给什么人，大家都觉得参加三线建设很光荣，没什么计较。所以三线的搬迁加快了西部的发展。因为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原来想的是搞军工，但军工也要配套的，像钢厂、机械厂，配套的企业也要搬去，最好的设备移到那里。所以好多重点企业都搬到西部，搬到四川、贵州这一带，形成了新的工业布局。小平同志也到西北去看过，他一看，西北就靠着蒙古，很多地方算不上三线。当时抚顺、本溪的钢厂都搬去了西部，设计院也搬过去了。把最好的搬过去，西部就有了基础。修铁路、公路，搞建设，配套的东西多，一批批干部都到那里去，有些企业把最好的工人都调去了。像酒钢，冶金工业部马万水采矿先进集体也调到酒钢去，各部门把自己的主力调到那里。没有三线建设，要搬过去很难，尤其到西北、西南，那些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
　　武力：1964、1965年，北京、天津搬了一大批，后来“文革”期间又搬了一批，改革开放后国家还进行了很多项目改造。
　　宋平：三线建设的号召作用很大。搬了多少厂我记不清楚了，相当多。一开始叫大三线，后来陶铸同志说，我们广东也很大，我们也有山区，我们是不是搞个小三线。毛主席讲，小三线也很好呀，将来各自为战嘛，打游击没有枪支弹药怎么行，所以各省在山区靠后的地方布置小三线。小三线也搞得不少，广东、上海、河北都有自己的小三线。
　　陈东林、武力：现在，有不少人研究甘肃的三线建设，基本看法认为，从现在的发展来看，甘肃三线建设布局是比较科学的，不是乱上的。前几天去酒泉、玉门，城市建设非常快。酒钢发展就是靠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宋平：这个基础很重要，有基础发展就快。开始创业，平地起家，没有现成的设备、机器、人才，很难。当年的布局也有一些经验教训。不是搬到三线靠后了就觉得安全了，还不行。提出“山、散、洞”，靠山、分散、进洞。我当时一看就说，工厂进山反而不隐蔽了，在城镇里是看不清楚的。但到山上去，没有人烟，一切都摆在上面，就暴露了。真正的隐蔽是分散在中小城市里。我到陕西南部的洞里去看过，洞里很潮湿，通风都有很大的困难，所以要汲取“山、散、洞”的经验教训。关于分散，我到了湖北的第二汽车厂，从汉中沿着汉江分布，企业布局拉那么长。现在的汽车厂，厂子都很集中，生产线都连着。
　　陈东林：当时这些问题向上面反映了吧？
　　宋平：适当分散是对的，但是太分散了不行。交通不方便，那发展就很困难。大分散，小集中，分散还是需要的，但是没有集中不行。工厂需要供水、供气、装备，生产线都很集中。进山进洞带来很多问题，后遗症很多，以后都做了很大调整。
　　武力：形成不了规模经济，不配套不行。职工生活怎么样？
　　宋平：那时企业条件也差，生活设施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