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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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要搬家”，是毛泽东的指示，也是加快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的有效措施。工交系统安排在1964、1965年两年时间内迁建一线地区的工厂109个。上海浦陵机器厂搬迁到重庆，40天完成土建，18天完成设备安装，总共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搬迁并投入生产，成为三线建设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成功典型。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在规划安排三线建设时，对一线工业进行调整，有计划地从一线地区搬迁一部分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到三线地区，动员和组织一线地区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援三线建设。国家建委多次召开搬迁工作会议和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从一线往三线搬迁工厂，不仅是一项备战措施，也是一线支援三线的一种重要形式。要突出备战，加强国防建设。重要的军工厂和必要的协作配套厂，要首先搬迁；三线短缺产品的重要工厂，要优先搬迁；基础工业的骨干工厂及其配套协作厂，要尽可能搬迁。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在三线建设中，要采取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三老带三新”的办法，以加快三线新厂矿的建设速度。
　　据统计，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大中型项目约300余项。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以及交通、民航、水利、森工、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项目。其中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是三线建设中最重要的两大项目。
　　国防科技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线老厂承担支援三线的任务特别繁重。为了新厂尽快建成投产，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线老厂对口包建三线新厂的形式，领导班子、技术和管理干部、技术工人，都由老厂建制配备，重要设备也由老厂分迁，而且都要求把最好的资源配备到新厂去。产品图纸资料，试生产需要的工具、模具，以及关键的原材料、半成品，都由承担包建任务的老厂成套提供。国防科技工业采取的这种一线支援三线的办法，保证了三线建设的顺利进行。
　　国防科技工业，包括核、航空、航天、兵器、船舶、电子六个行业，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国家累计投资193亿元，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基本齐全、科研生产教育相结合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战略武器的科研、生产和试验设施，大部分都建在了三线地区，常规武器的生产能力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
　　国防工业科研生产所必需的大型试验设施和卫星发射中心，也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内容。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始建于1965年，累计投资2。43亿元，建有低速、高速、超高速等各种用途的风洞，试验设备比较配套，研究手段比较齐全，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可为飞机、导弹、卫星等飞行器的科研设计提供空气动力试验数据。在四川西昌建设的卫星发射中心，建有技术中心、发射场、指挥控制中心、跟踪测量等系统，主要承担通信卫星、广播卫星、气象卫星的试验发射和应用发射任务。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潮流
　　应当肯定，在当时的形势下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三线建设的出发点是为了准备打仗，所建项目要求“靠山、分散、隐蔽”。再加上三线建设基本上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行，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要求过急，所以遗留下不少问题。比如：少数企业和科研单位选址不当、钻山太深、布局过散；注意了主体工程，忽视了水、电、气等辅助设施；注意了生产，忽视了生活；只考虑战时的需要，没有考虑平时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三线的国防工业企业面临比其他国有企业更大的困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使这些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制约着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1983年11月，国务院决定，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使其继续发挥作用。
　　1983年12月，国务院成立了“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简称“国务院三线办”。规划办公室的任务是提出三线企业的调整技术改造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后，对规划实施进行检查和督促。
　　1993年，国务院进行机构调整，“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并成立了新的三线建设调整领导小组。三线调整工作继续按原定计划进行。1995年9月，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领导成员会议，对1983年以来三线建设调整工作进行了总结。一致认为，十年来三线调整工作在国务院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下，经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三线布局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搬迁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稳定了职工队伍，为三线企业调整结构、步入市场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二是三线布局调整同技术改造紧密结合，促进了产品结构的变化，加快了军工企业军转民的步伐，为民品上批量、上水平创造了条件；三是三线布局调整救活了一批濒临倒闭的亏损企业，推动了生产经营，经济效益明显回升；四是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
　　三线的调整改造也应当包括在三线建设历史研究范围内，可以视为三线建设的第二阶段。将三线建设战略纳入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更大战略中，将是中华崛起的大手笔。
　　（作者系国务院原三线办公室秘书长、原国防科工委三线办公室副主作）

鲜为人知的小三线

作者：徐有威　字数：1199

　　小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地方军工为主体的省区市后方基地建设。
　　为了应付美苏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1964年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三线建设进行了统一的部署，建设地方军事工业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以及之后，毛泽东对地方军工建设问题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大致内容为：要准备打仗。打仗，还是寄希望搞步兵。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最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一个兵工厂”；“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先搞修理，再搞制造”。沿海各省要搞些手榴弹、炸药厂、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有事不能靠中央，不要靠几百万解放军。各省自己管自己，那时中央顾不了。
　　根据毛泽东多次有关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内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保证。1964年底，解放军总参提出一、二线地区的21块地区为小三线地区　（　简称小三线　）。建设的地方军工厂及其配套服务项目，为小三线后方基地。
　　按照中央的部署，小三线建设在行业管理方面由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　（　简称五机部，后改为兵器工业部　）　业务归口。其主要任务是生产团以下的轻型武器和弹药，装备民兵和地方部队，战时配合野战部队。
　　小三线建设与发展，经历了第一批规划项目建设，补充项目建设，调整与改革三个阶段。时至1985年末，小三线企业事业单位为229家，职工总数为25。65万人，固定资产原值为31。5亿元。1985年的工业总产值为17。2亿元，其中民品产值为11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64％。主要军品共104种，累计生产各种火炮10。2万门，各种枪械843。9万支（挺），以及相应的弹药；生产的主要民品包括电子设备、民用机械、纺织机械、矿山机械、农业机械、汽车、轻工产品、化工产品、民用爆破器材……
　　小三线建设改善了兵器工业的生产布局；为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提供了大量的轻武器装备；为发展地方工业，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改变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面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发展商品经济，均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当时受　“左”的思想影响和缺乏山区建设经验，小三线建设也有失误和挫折。在确定产品方案时，只考虑战争时期军品的需要，而忽视了和平时期生产民品和工厂的发展。产品品种单一，和平时期“保军转民”调整产品结构困难；部分工厂进山太深，工厂布局过于分散，交通运输和厂际间的协作非常困难，产品成本高，经济效益差；部分工厂建在远离小城镇的山区，生产、生活、职工子女升学、就业非常困难，职工不安心工作。建设标准过低，生活福利设施未配套建设，投产后遗留问题较多等问题。但小三线在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中留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回顾和借鉴。

皖南山沟里的上海人

作者：徐有威　崔海霞　吴静　字数：9346

　　上海小三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毛泽东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反坦克武器和生产高射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后方工业基地。从1965年选点筹建开始，到1988年调整返回上海期间，上海小三线发展成为全国各省区市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的后方工业基地。
　　上海小三线81家企事业单位，拥有职工和家属达七万余人，固定资产原值7。5亿元（净值5。1亿元），国家拨流动资金1亿多元，占地面积245万平方米，其中生产占用面积106万平方米。到1987年，累计创造工业总产值54亿元，上缴利税6。8亿元，约占收回投资的106％。
　　上海小三线建设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从1965年5月到1971年底是基本建设时期第一时期。从1972年至1978年，上海小三线进入军工生产大发展时期，即第二时期。在军品生产发展时期，上海小三线较好地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军品计划任务，为国家常规兵器的生产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1979年到1984年7月，是第三时期，也就是军转民，实行军品民品生产相结合时期。从1984年8月到1988年，是调整交接时期的第四时期即最后的一个时期。
　　1984年8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工委召开了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会议对上海小三线调整方案表示同意。　1985年1月24日，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上海政府代表团抵达合肥市，与时任安徽省省长王郁昭的安徽代表团商谈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事宜，4天后签订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　并上报国务院。3个月后得到国务院办公厅的批复同意。时至1988年4月，上海小三线在皖南80家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给安徽。
　　上海小三线干部员工除少数留皖和去外省市安置外，五万多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撤回上海。在上海市政府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他们绝大部分回到原来的系统，工作和生活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上海小三线的调整得以圆满完成。
　　在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总计有七万余名上海的职工及其家属背井离乡，远赴皖南深山中开山炸石、架桥修路，硬是在皖南建出了一方天地。而在这一如今看来光辉无比的工程背后，却是小三线职工面临的艰辛的生活条件和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且这一画面随着历史年轮的不断前进而愈加清晰。

　　供应时代的物质“享受”
　　上海的小三线企业远离上海，即使是在皖南当地，也是远离城镇，交通条件很不方便，生活用品更是严重缺乏，这些客观条件从职工到达的那一天就随之而来了。厂里的小卖部成为当时唯一能够获取日用品的场所，凭票供应的时代特征即使是在远离闹市的小三线企业也不能例外。
　　上海的小三线建在安徽的土地上，行政区划归属安徽，但职工的生活方式却完全是海派的，从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来到皖南山区，落差自然是少不了的，职工对生活不便的反映也较为强烈。为了解决后方职工的日常生活，安定人心，上海源源不断地将肥皂、火柴、香烟、草纸、毛巾、手帕、民用线、电筒、电池、牙刷、牙膏、肥皂粉、香药皂、胶鞋、塑料鞋、面盆、铝锅、口杯、热水瓶、针、纽扣、铅笔、铱金笔、练习本、信纸、信封、纸张、糖果、食糖、盐汽水等几十种生活物资不远千里运往小三线，而对于卡其布、的确良等紧俏物资也优先供应小三线职工。而这些供应的物资在小三线职工的手里，还具有了其他的功能，那就是与当地村民进行以物换物的交易，实现各取所需，小三线本来是不需要化肥的，但一些企业还是向前方提出了申请，化肥拿到后就去跟当地人换鸡蛋、大闸蟹等，当时最为吃香的就是肥皂票，因为上海供应的肥皂比安徽的要好很多，据说安徽的肥皂用半块之后就搓不出泡沫了，而小三线职工一张1。9元的肥皂票，就可以换到十几二十个鸡蛋。
　　日常所用基本能够解决之后，吃又面临了难题，蔬菜供应难以保证，肉类更是不常有，本想通过当地农村种植的蔬菜满足职工之需，但却发现当地蔬菜种类极少，且多是一些黄叶多、质量不好的菜，出现了虽有蔬菜供应职工却不买账的现象，于是，小三线企业和职工便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食品的自给自足。在当地人看来根本不可能摆上餐桌的东西却成了上海职工嘴里的美味佳肴，螃蟹、黄鳝、甲鱼等被当地民众视为“异类”的海鲜类农副产品，很快便成了后方职工改善生活的首选，节假日、周末便成为职工们打牙祭的日子，时间一长，当地人也开始加入了下地捉“美味”的行列中，有点头脑的村民更是由此和上海人做起了买卖。鸡蛋八分钱一斤，大闸蟹两块钱一斤，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