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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震撼-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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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据考古人员研究，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类铜提筒，是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器物，考古发掘证明，这类铜提筒仅发现于中国的云南、两广和邻近的越南北部地区，在象岗山古墓发掘之前，以上所列的中国西南部三省区共发现23件，越南共发现3O多件。从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上看，两广和越南出土的基本相同，但从时间上推断，越南开始使用铜提筒的时间可能更早，延续的时间也较长。而两广出土的铜提筒则大多集中出现在南越国时期，并目都是提筒发展中的早期形式。由此历史渊源便可基本断定，这类铜提筒的起源地应在越南，两厂’‘铜提筒是受到越南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据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考证，南越国的统治势力已达今越南北部地区，两广铜提筒中的一部分可能是通过贸易手段输人进来，也可能是越南某些部落首领用以盛放贡品进献到南越王宫的。
除提筒这种专门用来盛酒的器物以外，在东耳室的后半部还出土了铜壶、钻等同样是用来盛酒水的器物。在铜仿之下，有两套共12颗长方形的棋子，一套为水晶做成，另一套为青玉做成，每套6颗，经考古人员分析，这就是占代被称为“六博”棋戏的棋子。“六博”棋戏在汉代十分流行，且经常用于宴会中作戏，可惜现在关于这种棋戏的弈法已经失传了。
从整个东耳室出土的大多数器物看，很明显，那盛酒的容器、伴奏助兴的钟、磐、琴、瑟和用于娱乐的“六博”，都标志着这是一个盛大豪华的宴乐场所，也折射出这个场所的主人所具有的高贵的身份。尤其在钟、磐旁边那个早已腐烂成灰的殉葬人，很可能就是墓主人带进来的一名“乐师”，当主人进人另一个世界后，也依然让这位“乐师”一同进人这幽暗的墓穴为自己的享乐奢华服务。看来这位墓主人确是气派非凡、霸气十足，具有惟我独尊，视天下人如草芥的派头。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难道真的是人们干百年来苦苦探寻的南越王赵佗？如果不是赵佗，谁会有这番气派？
当考古人员在东耳室清理到最后一种器物时，蒙在墓主人脸上那块神秘的黑色盖头终于揭开了一角。
考古人员最后清理的是存放于东耳室后壁的一套青铜句镶，这套句耀共由8件组成，在岭南地区属首次发现，此器出土时多数大小相套，器形基本相同。主要特点是器体硕重，胎壁较厚，柄、身合体铸出，且柄作扁方形实柱体，上宽下窄，舞面平整作橄榄状。从外形卜看，器体上大下小，口呈弧形，一面光！衍无文，另一面则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造”，其文分为两行，其下每件又分别阴刻“第一”至“第八”的编码。一号为“第一”的句耀最大，通高醉厘米，重40公斤，以下依次递减，到号为“第八”的句摧时，通高只有36。8厘米，重10。75公斤。句耀，作为吴越的一种乐器，在象岗古墓发掘前，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均有出土，个别铭刻中还有自名“句耀”的字样，此次在象岗山古墓发现的刻铭“文帝九年”的句镶，当是南越国乐府所铸。根据史料记载，只有南越国第二代王曾自称“文帝”，这个“文帝九年”应是西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而这个时候南越第一代王赵佗早已死去，在位的则是第二代下赵昧，如果史书中记载的南越第三代王婴齐的墓确实被孙权大军盗掘，那么此墓属于赵昧或赵昧时代其家族主要成员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在婴齐之后继位的第四、第五代上，止逢刀光剑影的动荡乱势，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建造如此规模浩大的墓穴，只有赵睐或他同时代的高级贵族才有可能做出这罕世之举。难道这墓中的主人真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吗？
第三章
南征百越
战国烽烟渐息，秦始皇问鼎中原。南强北劲，匈奴和百越两大势力对秦王朝再度构成威胁。在精心策划之后，50万秦军兵发岭南。百越之地刀光剑影。血战过后，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强大的秦军再次伐越，百越之地终于落入强秦的掌中··
血战岭南
公元前221年，曾在战国末期叱咤风云的齐、楚、燕、韩、赵、魏等关东六国，在秦国军队为期15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门中原大地上持续儿百年的割据混乱局面宣告结束，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帝国形成了。到此，北至今日的长城，南到长｝T南岸，东至东海、黄海，西到巴蜀，尽入秦帝国的版图。秦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所建立的辉煌伟业，正如他自己所夸耀的那样：“德逾三皇，功盖五帝：”为了使这个王朝的江山永固井传之于子孙万代，极具雄刁‘大略又阴险狡诈的秦始皇采取了以下种种措施：
一、把六国的王族和富豪都迁到秦都咸阳居作，便于就近监视；二、把全国分为二十六郡，郡以下设县，郡、县的长官都由朝廷委派。这样，统治全国官民的大权便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三、没收六国的兵器，运到咸阳销熔，铸成为！‘二个大铜人，以防止六国十民造反；四、令全国焚烧诸子百家的书籍（竹简），只保留算术、农艺、工艺等几种杂1子。士人要想学习文化，可就近拜官史为师，学习法律等几种不涉及政治的书籍。
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秦王朝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所谓黔首，即编人农、工、商户的二种平氏。这道法令就是命农民、半工半农、半商半农的入民白行圈定所耕的土地，并向当地县衙门呈报，嗣后便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这种做法从根本上阻塞了六国所有的旧贵族，包括“士”这个阶层依靠农民租税为生的道路，逼迫他们只能乖乖地遵从秦朝的法令，或者拜吏为师学文，或者被征人军队服役习武。
以上种种防范措施和治国之策的实行，使国内形势衡时平静下来，但这种平静并未标志着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从此安然无事。因为刚刚诞生的秦帝国还面临着两大强劲之敌的威胁，他们分别是北方的匈奴和岭南地区的百越。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一个游牧民族，据说这个民族曾是夏王朝的后裔，战国时称为匈奴或胡。他们既无城郭，也无宫室，专以游牧为生。其生活习俗是食肉衣皮，随水草迁徙，注重骑马射猎，崇尚强武。大约在战国晚期，匈奴开始进人阶级社会，并产生了一位领袖，叫头曼单于。这个时候的匈奴贵族，大肆掳掠，常乘他国边境空虚无备之时，南下劫夺牲畜人口，给周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当时中原北部的燕、赵、秦三国，曾分别在边境筑造长城以作防守，同时还经常派数十万大军警戒反击，但收效不大。因为匈奴兵进攻与撤退的速度很快，大多数匈奴劲骑从他们集结地出发，只需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关中地区，在速度上远胜于中原骑兵，而中原步兵更是望尘莫及。倘匈奴占领区域遇上天早等不虞之年，为了生存就会出动大队人马南下中原进行掠夺。
就在中原诸侯国之间狼烟四起，相互攻伐，强秦逐渐蚕食山东六国的十几年间，匈奴人由弱到强，由强到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击力量。也就在这个期间，头曼单于曾亲率几十万人众，多次南侵，并一举攻占了河套地区。他们不仅破坏当地经济，还将大批男女掳去充做奴隶。在这种情形下，秦始皇不得不派出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伐匈奴，夺取河南地，并在黄河以东、阴山以南地区设置34个县，后再置九原郡，同时在黄河一段地区依河筑塞，利用地形地势，连接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筑起一条西起临挑、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抵御匈奴的攻击，保护北方的农业区域。
越族是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据史书记载，越族的祖先可能是华夏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曾有“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记载。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曾“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昨，命为伯”。从此句可见，勾践自认与周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战国早期，楚悼王用昊起曾一度“南平百越”，而到了战国晚期，楚威王打败越王无疆后，越族开始“服朝于楚”，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到公元前223年，秦国军队灭楚后，于第二年由大将王剪率军继续南进，夺取了越地一部分，建立了会稽郡。当秦王朝建立后，越人主要分布在今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一带。由于越人没有形成国家，只有部落或部落联盟，且族类甚多，故中原人习惯上把他们统称为百越。将百越中居住在今广东、广西一带的越族称为南越和西皿，福建一带的称闽越。南越以番禺（今广州）为活动中心，西甄以广西贵县为活动中心。由于两广地区位于南岭山脉之南，又称岭南。越人的主要特点是断发文身，错臂左枉，部落之间好相攻击，多为穴居，从事渔业和简单的农业生产，整体处于尚未开化的野蛮状态。
就越人和匈奴比较而言，越族对中原的威胁要小一些，其主要原因是，越族多习水战，不喜陆战，加之居住地区与中原之间又有大庚、骑田、都庞、萌诸、越城等险峻的五岭阻隔，即使对中原用兵也没有匈奴那样便捷和迅速，所以在短时间内不会对中原造成太大的威胁。另外，岭南越族虽然人数众多，但农业经济不发达，多数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没有充足的物质条件作为用兵和大规模战争的补给。而且越人分为众多部落，分居于中国南部纵横几千里的山岭丛林之中，缺乏统一的领导，在军事上没有形成一个核心力量，部落之间又不断地相互征伐，近似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强劲的一致对外的政治、军事同盟。这一切都决定了其威胁力要远远小于北方的匈奴。
尽管越人因上述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方式等局限，在政治、军事上对中原的威胁远小于匈奴，但越族毕竟是一个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庞大群体，且历史悠久，在长期的相互攻伐和对外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渐渐形成了勇猛无畏的作战传统。在春秋、战国之际，越人曾多次与中原诸国交战，使中原诸国吃了不少苦头。
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势必对刚刚建立的秦王朝具有相当大的威胁力。这种威胁力，对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铁血人物秦始皇以及整个秦帝国而’言都是无法避而不见的，要想保持帝国的强大和牢固，就必须对外来的威胁力量进行打击。
于是，秦帝国对岭南越人的征伐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过，史书《淮南子·人间训》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日：“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晌之。又……使尉屠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谭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晌，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莱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唯，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迪戍以备之。
从以上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战争的酷烈程度以及秦军攻伐的艰难。这场战争最终于公元前214年结束，著名的史书（史记》、《汉书》都曾作了明确的记载。但这场战争开始于何年何月，不只是成书较早的《淮南子·人间训》没有记载，即使以后成书的《史记》、《汉书》也未作补充说明。于是，继《史记》、（汉书》之后的中外学者围绕秦平岭南到底始于何时的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论争，并渐渐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这场战争开始于秦王赢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持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清代史学家仇池石，他在其编著的《羊城古钞》一书中认为：“始皇二十五年，遣王剪南征百粤，略定陆梁地，以为南海、桂林、象郡。”由此仇池石认为秦统一岭南的战争是从公元前222年开始，于此年结束并设岭南三郡的。
第二种说法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持此种说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明代人郭辈和法国人鄂卢梭，其中郭辈明确地把秦设南海等三郡的时间定于公元前221年。鄂卢梭则根据《淮南子4人间训》中有关秦派出5O万大军的说法，认为：“似乎《淮南子》所言之役，应在公元前221年。”
第三种说法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广东学者余天炽即持此说。
第四种说法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越南史学家陶维英即持此说。他在其所著的名著《越南古代史》一书中，明确表示“秦朝发兵应在公元前218年”。
以上四种说法，其时间跨度从公元前222年到公元前2I8年，这些说法虽然各有各的论据和理由，但又有不尽完善和推理的成分。按照史学家、考古学家张荣芳、黄淼章的推断和论证，以上四种说法，前三种离历史史实较远，只有越南史学家陶维英提出的第四种，也就是公元前218年一说比较符合史实，其主要理由是：
据《淮南子·人间训》所说的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这段记载，联想到平定岭南为公元前214年这一明确记载，那么由公元前214年上推3年则为公元前217年。就在这一年，《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为“无事”，故此，秦发动战争之年就只能是公元前218年了。
当然，这个推断和结论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和相反的意见，有的学者仍固执地认为秦平岭南的战争最迟不超过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主要理由是，这一年秦始皇曾东巡并在琅邪台的刻石中列举其疆域有“南尽北户”，这个“北户”即“北向户”，秦时泛指五岭以南地区。如果此时秦军没有开赴岭南，秦始皇为何要把岭南当做秦朝的版图而论定？从《史记》记载看，这次秦始皇的东巡，足迹曾到达了衡山，这个衡山离五岭山脉不远，应与岭南战争有关。以上观点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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