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背后-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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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灰色天空阴沉沉的，像是在酝酿着一场骇人的风暴，几只乌鸦在树枝上呱呱乱叫，让人心烦意乱。

我快步跑进单元门，电梯直接把我送到了顶层。

出了电梯门我长出了一口气，这台缺乏维护的电梯经常会把住户困在里面，我很忌惮这个阴森不定的铁笼子，总觉得某一天它会载着我坠入万丈深渊。

楼道里叮叮咚咚地响，隔壁的邻居这些日子正忙着装修房间，搞得地面上满是灰土。我探头看了看他们的工程进度，好像已经快完工了，谢天谢地，我终于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了。

我避开立在墙面的那些装修材料，走到家门口，像往常一样掏出钥匙打开防盗门。刚拉开防盗门我就愣住了，我发现地上有一串脚印，从电梯间一直到我家门口。

难道是失窃了？我弯下腰仔细地检查门锁，没有被撬开的痕迹，屋内的状况和我早上离开时一样，抽屉里存放的现金一张也没少。

我返回到楼道里，蹲在门口琢磨起那串奇怪的脚印，突然间，我的心跳加快了，因为我发现这是高跟鞋留下的痕迹。

我走进隔壁房间，找到装修队的工头。工头是四川人，个头不高，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夹克，他对我的意外造访显得有些不安。

工头用布满硬茧的手递给我一支烟，客气地说：“我们没吵着您吧？”

我谢绝了他的烟，说：“今天早上你看到有人去过我家吗？”

工头陡然提高了声调：“我的工人都很规矩……”

“你误会了。”我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应该是一个女的。”

工头似乎松了一口气，他用眼睛询问着四周的小工，事实上当我进来时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

“我看到了。”站在梯子上贴壁纸的工人说，“是一个女的。”

我急切地问：“她是什么样子？”

“我只看到一个背影，”工人努力地回忆着，“她穿着一件红风衣，留披肩发。”

“你大概是几点看到她的？”

“午饭前后吧。”

我把一包烟塞进工头的口袋，然后匆匆忙忙地回到房间。毫无疑问，蒋梅绣一个小时前来过，她果然没有死！她从墓地直接到了我家，而我却去吃那顿该死的午餐。

可是，她为什么不在屋里等我呢？蒋梅绣有这套房的钥匙，她完全可以等我回来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清楚。

我端起茶杯喝了几口水，随后坐在床上苦思冥想。如果她没有死，那么今天被火化的人是谁？

我拿出曾文书的名片，按照上面的号码拨通了他的手机，他有些口齿不清，大概是中午多喝了几杯，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让他搞清我是谁。我问他蒋梅绣是不是有一个双胞胎姐妹。曾文书说她家只有一个孩子。

我有些失望，随即挂断了电话。

我烦躁地在房间里走了几圈，忽然我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她或许在房间里给我留了张纸条。

这个想法让我精神一振，我立刻脱掉外衣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那张藏着秘密的纸条。我几乎查遍了每个角落，甚至掀开了被褥，然而我并未找到任何纸条，我一厢情愿的猜测落空了。

隔壁装修队终于收工了，楼道里静下来。我感到精疲力竭，倒在床上睡起来。我希望醒来时能看到蒋梅绣笑盈盈地坐在我对面，不过我又有点害怕那个场面，总之，我的内心十分矛盾。

我躺在床上迟迟未能进入睡眠，我平时很少失眠，也许是今天受到刺激的缘故。

蒋梅绣会不会此刻就在房间里？

这个莫名其妙的念头让我浑身发冷，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半张脸。

房间里凉飕飕的，可能是有扇窗户没有关严。

我再一次想起墓地里的恐怖画面，说实话，蒋梅绣的样子和神态都有点变化，她的眼神冷冰冰的，嘴角翘得老高，牙齿白得吓人，我忽然觉得那个人好像不是蒋梅绣，可不是她又是谁呢，难道是个鬼？

我猛地探出身往床下看，我觉得她就躺在下面！

床底下黑漆漆的，看不清楚。

我跳下床从橱柜里取出手电筒，趴在地上往床下看。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场景：蒋梅绣穿着红色的风衣直挺挺地躺在床下，她双手叠在胸前，脸上露出诡谲的微笑。

我的手有些哆嗦，手电的光柱照过去，我只看到一个塑料脸盆，自从买来以后我一次都没用过。

我被自己的举动吓坏了，我怎么会怀疑蒋梅绣躲在房间里呢？

我拉开写字台的抽屉，从白色的药瓶里取出两粒胶囊，我最近很少服用它，但今天恐怕不得不依靠它了。

我重新躺到床上，把被子严严实实地蒙在头上，全身放松，尽量清除心中的杂念。渐渐地，我觉得身体轻了，脑海里一片混沌。现在好了，我终于可以暂时忘掉一切烦恼，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就在现实与梦境变幻的当儿，我忽然听到屋里有声音。好像是装修队又开工了，我强打精神，忽然意识到声音在房间里。

我睡意全无，那声音源自卫生间，是流水声。

“谁在那里？”我朝卫生间方向喊了一声。

水声停止了，紧接着是开门声，一个黑影居然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我的心脏紧了一下，虽然还没看到人，但我知道对方是谁。

原来她一直待在卫生间里。

蒋梅绣打开顶灯，梗着脖子走出来，她脸上化着浓妆，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膀上，那件白色浴衣荡来荡去，好像是挂在她的身上。

她的眼神发直，目不斜视地从我床前走过。我注意到她的胳膊一动不动地垂在两侧，看上去怪怪的。

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蒋梅绣竟然没有看我一眼。

她坦然自若地坐在梳妆台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我盯着梳妆台的大镜子，她的脸色有些发黑，右边的脸颊上多了一道细小的伤疤。

我想叫她，可那声音就像是卡在喉咙里，任凭我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

她吹干头发，从化妆盒里取出发卡别在头发上，之后她在镜子前打量自己，似乎很满意。她自始至终都没发现我的存在。

我心里有些发慌，我实在猜不出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她为什么不转过身和我说话？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她离开梳妆台返回到卫生间里，我听到衣料沙沙的摩擦声，显然她在里面换衣服。过了几分钟，她穿着那件鲜红的风衣走出来。

不能再犹豫了，必须拦住她。我试图跳下床，但我发现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反应。

灯灭了，房门咔哒一声响了，我眼睁睁地看着蒋梅秀离开了房间，我可能再也找不到她了。

梳妆台上多了一把房门钥匙。

一时间我的内心充满了失落和沮丧，我不明白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令人费解的秘密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了。

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脑海里一片空白。四周安静极了，整个世界仿佛停止了运转。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了手机铃声。

铃声不厌其烦地响着，我被迫接起它。是曾文书的来电。

“你中午给我打过电话？”他的嗓音有些嘶哑。

我想他的酒醒了。“是我打的电话。”我回答他。

“你有什么事？”

“已经没事了。”我想尽快结束通话，现在我的心情糟透了。

曾文书停顿了片刻，说：“你在干吗？”

“我在睡午觉，你把我吵醒了。”我没好气地说。

“睡午觉！”曾文书在电话里惊讶地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

“大概三点吧。”我故意把时间说晚一点，从小我就讨厌无聊的猜谜游戏。

“我没听错吧，你说是三点。”曾文书几乎叫起来，“你看看窗外。”

“请你有话直说吧，我拉着窗帘呢。”我不高兴地说。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曾文书大声说。

“你开什么玩笑，我刚刚躺下。”我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不安起来。我觉得某些事情已经失控了。

“好吧。”曾文书的口气像是妥协了，“请你现在打开灯，然后看看手表。”

“我没有手表。”我像孩子似的赌气说。

“你家总有闹表吧。”

“你等等。”我把电话放到床头柜上，拧开壁灯，我看到闹表上的短针指向八点。

这怎么可能！一定是闹表坏了。我抬头看墙上的挂钟，居然也是八点。我彻底乱了，我觉得自己被时间欺骗了。

我跳下床拉开窗帘，窗外是星罗密布的街灯和漆黑如墨的天空。我瞠目结舌地站在窗前，落地窗映出我孤独的身影。

我拿起电话，曾文书还在线上等着我。“是我搞错了，的确是晚上八点。”

“没关系，谁都有睡过的时候。”

我清了清嗓子，说：“你找我有事？”

“你到我的酒吧来一趟。”他说，“我有事要告诉你。”

“你就在电话里讲吧。”

“不行，必须面谈。”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等你。”

我挂上电话，坐在床头回想事情的经过。蒋梅绣出现在房间里，这件事应该是千真万确的，可按照时间来推断，似乎又不大可能。我开始怀疑事情的真实性，一定是药片的作用，我是在梦中见到了她。

的确，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个僵尸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可是，那串脚印怎么解释呢？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仿佛无数根尖针扎在头皮上。

我拉开抽屉把所有的药瓶扔进垃圾箱里，并暗自发誓今后再也不服用它了。

我足足睡了六个小时，今晚我可以实施我的计划了，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与曾文书见面，看看他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

我换了件夹克，穿上后发现衣服的右角撕了一个大口子，看样子修补不好了，我脱下它，从衣柜里取出一件西服，站在穿衣镜前，觉得很合身。

我把手电筒塞进手包里，离出门前我在卫生间里洗了一把脸，充足的睡眠使我恢复了正常状态。

楼道里有很多人，一对年轻夫妇刚从电梯里走出来，他们友善地朝我点点头，我僵硬地笑了笑，然后低头走了过去。

年轻夫妇进了隔壁的房间，装修队不见了，地面上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点灰尘都没有。

走到楼下，我摸了摸夹克的口袋，然后把它扔进垃圾箱内。

曾文书的酒吧开在城北的闹市区，我坐出租车赶到的时候，正好是酒吧街热火朝天的时段，整条街全是身着时髦服饰的年轻人，他们又蹦又跳地在酒吧门口探头探脑，有些人还在偷偷打量我，好像我的正装与这片欢乐的海洋格格不入。

看到各家店头的装饰品，我才想到圣诞节的狂欢快要到了，我不明白国人为何如此热衷一个外国节日。

我手里捏着曾文书的名片往街里面走，酒吧里飘出来的现场音乐让人心里发狂，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在街角处我找到了曾文书的酒吧。

酒吧的店头装潢很普通，几盏射灯打在半新不旧的招牌上，里面没有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取而代之的是轻柔的钢琴曲。

我刚驻足，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就迎了出来，可能因为我是新客人，她的笑容显得格外亲切。

“就您一位？”她问。

我猜她一定以为我刚刚失恋，所以我连忙解释：“我是找曾老板的。”

她显然有些失望，但她的职业笑容并未改变：“您先坐吧，我去后面找他。”

我随她走进去，里面的灯光很暗，过了好一会我才勉强适应。

酒吧的面积不算小，大概有二十张桌子，吧台弯弯曲曲，像一把吉他，很具创意。酒吧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崭新的，各种奇异的装饰物在射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店内的装饰色调以黑色为主，看上去颇为稳重，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

一位穿黑马甲的调酒员正聚精会神地调制饮料，他的面前坐着一排消磨时光表情麻木的客人。

很明显，曾文书的酒吧生意并不好，就算加上我也不会超过十个客人，或许是因为没有现场乐队，或许是因为位置不佳，我不清楚，也没心思细想。

我招手叫来服务员，要了一听最贵的啤酒，算是我为曾文书今天的销售额做点贡献吧。我特意把钱先交给了服务员，以免一会儿我俩为了一杯啤酒推推搡搡。

曾文书没精打采地从办公室里出来，看样子他体内的酒精还在发挥作用。服务员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他点点头，然后走过来坐到我的对面。

“一杯啤酒我还请得起。”他严肃地说，好像我在他酒吧里花钱是对他的侮辱。

我估计自己不会再来了，但嘴上还是客套了几句。他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只是闷头抽烟。

“你为什么不请支乐队？”我说。

“这几天我没让乐队来。”曾文书把烟狠狠地掐灭。

“好吧。”我开门见山地说，“你找我来有什么事？”

“我姐是自杀的。”他简短地说。

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曾文书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午他还信誓旦旦地要我帮忙调查蒋梅绣的死因，而现在他却坦然地面对现实，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尽量婉转地说，“你一直怀疑有人谋害了你姐。”

“那是以前的看法。”

“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了观点？”我疑惑地问道。

“一封信。”曾文书说，“我姐给我写了一封信。”

我立刻想到那是一封来自天堂的信。

蒋梅绣已经离开一个星期了，曾文书怎么可能收到她的信，除非她根本没有死。我向曾文书隐瞒了陵园里我所见的一幕，此时我不知该不该如实相告。

说实话，我现在也不能十分肯定墓碑前的那个人就是蒋梅绣，或许我是因为过度伤感而产生了幻觉。

我决定还是暂时把秘密埋藏在心里，其实即便是我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

“你是下午才接到信的？”我希望看到那封信，但又不好意思明说。

“是晚上。”他说，“接到信后我就给你打了电话。”

“时间上不太对吧。”我说出了心中的疑虑，“这封信在市里走了一个星期，刚好在下葬的当天送到你手里？”

“她没使用邮政系统。”曾文书说，“是一个人送到酒吧的。”

我猛地站起来，说：“送信的人在哪？”

曾文书示意我坐下，然后他慢腾腾地说：“是一个男的，我也没见到他，他把信交给服务员就转身走了。”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