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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狼的日子-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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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在罗马布置了一个计划，打算杀害戴高乐，继而摧毁这座巍峨的大厦。
很多国家的制度，使得在一个总统去世或一个国王放弃皇位以后，能安全度过难关。就像多年前的英国以及美国在一年前所遭遇到的那种情况①。但是罗杰·弗雷伊非常清楚地认识到，1963年法国的制度却没有这种可能。因此，如果法国总统去世，其后果只能带来兵变和内战。
『①指英王爱德华八世逊位和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
他继续望着窗外的庭院，说：“必须通知总统本人。”
站在那儿的警官没有回答他。这就是作为技术人员的有利条件之一，你只要把你的职务干好就行了，至于对重大问题的决定，让那些挣高薪有职权的人去担当吧。他丝毫无意自告奋勇地去告诉部长怎么做。
部长回过头来看着他。
他说：“好的，部长先生，我打算今天下午找个机会向总统汇报。”说话的声音简捷利落。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不用说，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我把情况向总统说明并由他做出决定如何来处理以后。”
杜克勒站起身来走了出去。走过广场，又走了大约100米路，到了爱丽舍宫大门口。内政部长的办公室里只剩下部长一个人了。他翻开放在他面前的卷宗夹子，又开始慢慢地读了一遍。他毫不怀疑罗兰的估计是正确的。而且杜克勒的意见，使他没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危险不仅存在着，而且是很严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一定得让总统知道。
他不耐烦地按了一下在他面前的对讲电话的按钮。
他对准话筒说：“给我接通爱丽舍宫秘书长的电话。”一分钟后，在他的对讲电话旁的铃声响起来了。他拿起电话，听了一秒钟。“请找福卡乐先生。”又等了一会儿，这位法国最有权威者之一的人用柔和的声音来接电话。罗杰·弗雷伊简单扼要地说明他需要什么而且为什么。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需要安排一下，我可以等待，请你尽快地打电话告诉我。”
一小时内，电话来了。约会定在当天下午4点钟，等总统睡过午觉后。就在这一瞬间，内政部长的头脑里忽然想到在他面前的紧急文件比总统的午睡更为重要，但他像每一个在总统身边工作的人一样，仍然没有提出反对的不同意见。他很清楚地知道和这位轻言慢语的公职人员顶嘴是不明智的，总统无时无刻不听他的话，而且他有一套私下的机密情报的档案系统，对其内容人们虽不了解，但却十分畏惧。
※※※
这天下午3点40分，豺狼在柯曾街的克宁汉饭店，吃完一份伦敦海味食品中最为美味和最昂贵的午餐后，走到街上。他在南奥德利大街上漫步，很可能他要过一段时期才能回来，这是他在伦敦的最后一次午餐，因而他有充分理由要为自己庆贺一番。
※※※
就在同一时间，一辆黑色DS19型雪铁龙轿车从法国内政部大门口出来，开进波伏广场；在广场中心的警察听到铁门口的同伴大声叫喊的预告后，拦住广场所有的车辆，让轿车通过，并举手致敬。
这辆雪铁龙车开出100多米，来到爱丽舍宫的灰色石头门廊前。这里站岗的警卫士兵也由于听到招呼而拦阻了其他交通车辆，让这部汽车有回旋的余地，从极其狭窄的拱门通过。门廊前左右两个警亭前站岗的两个共和国警卫“唰”地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横向枪的弹盘前致敬，部长的车进入了总统府的前院。
在门廊的拱门前，有一条低悬着的锁链，挡住车子，值班的警官——杜克勒的一个部下，很快地向车里张望了一下。他向部长点点头，部长也点头作答。警官一示意，锁链落在地上，雪铁龙车从上面嘎嘎地开过去。穿过100英尺的褐色砾石路就是总统府的正面了。司机把车子调向右面，以反时针方向绕过庭院，在门前六级花岗岩台阶前停了车，让他的主人下来。
门口有两个挂着银链条穿着黑色礼服的接待员，其中的一个打开门。部长下了车，上了台阶，在厚玻璃门前受到为首的接待员的迎接。两人很正式地互致问候，然后部长跟着接待员进了里边。前厅里巨大的枝形吊灯用镀金的链子悬挂着从天花板高高垂下。他们在这里等了一下，接待员用门左边的大理石桌面上的电话简短地联系了一下。他放下电话，转向部长，微微一笑，然后，以他那一贯从容不迫的步伐顺着左面的铺着地毯的花岗石楼梯拾级而上。
到达二楼，他们来到宽而短的楼道，向下望去，就是门厅。接待员在楼厅左首的门上轻轻地扣门，等听到里面有人轻轻地说“请进”后，接待员慢慢地把门打开，站在一边，让内政部长进去，然后把门轻轻地关上，照常下楼回到前厅。
在客厅较远的一边，朝南有几扇很大的窗子，太阳光直射进来，把地毯也晒暖和了。有一扇落地玻璃门向外开着，从宫殿的花园里，传来鸽子在树丛中咕咕的叫声。离宫殿约500米的爱丽舍大街上汽车来往的声音，被茂盛而浓密的菩提树和山毛榉树挡住了，以致外面传来的车辆往来的声音，比鸽子的叫声还要轻。像平常一样，当弗雷伊先生进入爱丽舍宫这间南面房子时，他这位生在城市长在城市里的人，好像走进了一座乡间的古堡里。他知道总统是热爱乡村的。
这天的副官是塔赛尔上校，他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
“部长先生……”
“上校……”弗雷伊转向客厅左面关着的装有金色门把手的门口问道，“总统可以接见我吗？”
“当然可以，部长先生。”塔赛尔走过去，轻轻地敲门，然后开了半扇门，站在门口说：“总统先生，内政部长来了。”
里面有轻轻的说话声音，塔赛尔转过身向部长微笑着，罗杰·弗雷伊就走进总统的私人房间。
这间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经常在想，这间房子与住在这间房里的人，好像不怎么相称。右边是高而大的三扇窗子，像外面的客厅一样，通过窗口也可以看到花园。在这书房里，也有一扇窗子开着，虽然刚才从客厅走过门口时，从花园里传来的鸽子的咕咕叫声有点减弱，但是到了这间书房里，声音又听得见了。
在那些菩提树和山毛榉树下，静静地埋伏着手持自动步枪的警卫人员。这些人的枪法都是百发百中的。但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被二楼窗内的那个人发觉的话，那么麻烦就来了；如果所采取的安全措施被他发现是干扰了他的私生活，就会使他愤怒。这件事使杜克勒感到责任重大，因而没有一个人羡慕他这个保护总统安全的工作。总统认为对他本人采取任何形式的保卫措施，都是对他的一种蔑视，使他非常不高兴。
房间的左侧靠墙有一排书柜。书柜前有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桌子，上面摆着一只路易十四时代的钟。地板上铺着的地毯是1615年在夏乐特皇家地毯工厂编织的“肥皂厂地毯”。总统曾经告诉他说，这个厂在织地毯以前，原来是个肥皂厂，因此生产的地毯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这个房间里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俭朴的，没有一件不是庄严的，也没有一件不是风趣的。全部的陈设几乎没有一件不显示出法兰西的伟大。罗杰·弗雷伊想；这还应该包括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他现在开始站起来，用他平时一贯的谦逊的态度向弗雷伊问候。
内政部长回忆起驻巴黎的英国首席记者哈罗德·金，他是戴高乐私人挚友中惟一的一个盎格鲁萨克逊人。他曾经向部长谈起过这位总统的言谈举止，说他不像是20世纪的现代人。从那以后，弗雷伊在每一次遇见总统时，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穿着讲究的高个子，同旁人一样对他的下属能待以尊敬和有礼貌。他曾这样期望过，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也不能忘记，有那么几次，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真的被他所不喜欢的事激怒的时候，他就大发脾气，用士兵们在营房里讲的那些粗鲁的话骂人，使他周围的人或内阁成员目瞪口呆。安全工作与总统的不高兴，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因而当弗雷伊想到他手提包内带来的文件，以及即将提出的要求时，他几乎要发抖了。
“我亲爱的弗雷伊。”
这个穿深灰色上衣的高个儿，从他经常坐的那张大书桌后面站起来，走到桌子边上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尊敬的总统先生。”他握住伸出来的手。至少从外表看来总统情绪还不错。办公桌前有两把以第一帝国时期的博韦织锦蒙面的靠背椅。他给让坐在其中的一把上。戴高乐把作为主人应尽的义务完成后，回到他那一边背墙坐下。他靠在椅背上，双手的指尖摆在面前光滑的桌面上。
“亲爱的弗雷伊，我听说你有紧急事务要见我。好，你有什么事要说呢？”
罗杰·弗雷伊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前来的原因。他知道戴高乐是不喜欢喋喋不休的；当然他自己的长篇讲话不在此例，不过他也只有在作公开演讲时才如此。在私下里他是喜欢长话短说的，当他的几个比较爱罗嗦的属下发现这一点后，他们不禁感到有些惶惶然。
他在说话的过程中，桌子后面的这个人显而易见地变得僵硬起来了。他愈来愈向后靠，好像在不停地往上长。他从鼻尖下盯视着这位部长，好像这个一直可以信赖的属下突然给他的书房中带来了什么惹人讨厌的东西似的。不过，罗杰·弗雷伊知道在5米之外他面孔在总统眼里便模糊不清了。总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眼睛近视，因此除了读讲稿之外，在公共场合他是绝不戴眼镜的。
内政部长结束了他的独白，也不过用了一分钟光景，提到了罗兰和杜克勒的评论，最后以“我公事包里有罗兰的报告”做结束语。
总统没有说一句话，把手伸过桌子来。弗雷伊把报告从公事包中取出，交到总统手里。
夏尔·戴高乐从上衣袋里掏出阅读用的眼镜戴上，然后把文件摊开在书桌上，开始阅读。
这时花园里的鸽子停止了叫声，好像知道现在不是叫的时候。罗杰·弗雷伊注视着窗外的树，然后望着桌子上吸墨纸旁边的黄铜台灯。它是一座很漂亮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朱红色的烛台改装成的台灯，在总统五年的任职期内，有几千个小时，它都立在桌子上，照亮着数不尽的国家文件。
戴高乐将军读得很快，只花了3分钟，就把罗兰的报告读完了。他很仔细地合上文件夹，把手放在上面，然后问：“好，我亲爱的弗雷伊，你打算要我做什么？”
罗杰·弗雷伊第二次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他用最简单明了的词句像背诵似地向总统报告。他两次用这句话：“根据我的观点，总统先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个威胁……”他只用了33秒钟时间，甚至用了“为了法国的利益”这样的话。
总统打断了他的话，他那响亮的声音提到法国这个字的时候，好像这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时代，没有其他可与之比拟的。
“亲爱的弗雷伊，法国的利益是不能让人看见法国总统被一个可耻的被雇用的刺客的威胁吓得畏缩不前，而且——”他停了一会儿，他对这个不知姓名的暗杀者很蔑视——“还是一个外国人。”
罗杰·弗雷伊发觉他束手无策了。将军并没有像内政部长所担心的那样发脾气。他开始清晰、准确地讲话，他不愿让他的听话者对他的意图有丝毫模糊不清之处。当他说话时有些词句传到窗户外面，塔赛尔上校也听见了。
“法国不应当接受……把尊严和伟大屈从于一个……一个豺狼的可耻的威胁。”
两分钟后，罗杰·弗雷伊离开总统那里。他严肃地向塔赛尔上校点了点头，通过礼仪大厅的门走了出去，下了楼梯走到前厅。
为首的接待员陪着部长走下石级，坐进等待着的雪铁龙汽车，并且看着部长乘车而去，他不禁想到：“这个人一定又带走了苦恼和难题，我是经常看见的。不知道这位老年人对他说了些什么。”由于他是首席接待员，他在这里已服务了二十年，对这种情形已是司空见惯，因此他的脸部就像爱丽舍宫的宫墙一样始终保持着平静。
※※※
“不，不能那样干，总统在这一点上的意见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罗杰·弗雷伊从他办公室的窗口转过身来，看着那个听他讲话的人。当他从爱丽舍宫回来后，几分钟内，他就召来了他的秘书长亚历山大·桑根纳蒂。他是科西嘉人，是另一个狂热的戴高乐派的铁腕人物。这个人在过去两年内，由于内政部长委派他做了很多关于法国安全方面的具体工作，他根据受惠者的个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的变化灵活处理，从而树立了他的尊敬和名望。
由于他毫不犹豫地出动了共和国保安部队、抗暴部队以及45000名准军事部队，用有效的战略战术对付不论左派或右派的上街游行示威，使极左派既怕他又恨他。
共产党人也叫他法西斯，虽然他所采取的维护公共秩序的措施，使人想起可能是铁幕以外对工人阶级所采取的最文明措施。
极右分子也同样地不喜欢他，因为他压制民主和民权，但更为可能的是因为他在维持公共秩序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右翼分子长期以来本想由他们来保持这种公共秩序、以便使他们自己扬名。
群众也普遍地不喜欢他，因为严酷的法令都是从他的办公室发出来的。根据这些给群众造成不便的法令，大街上设置了栅栏，最主要的交叉路口要检查身份证，主要道路上布置了路障，并大肆宣扬年轻的示威者被共和国保安部队用警棒打翻在地的照片。
新闻界已经把他称为“反秘密军队组织的专家”，而且除了发行量比较小的戴高乐派报纸外，无不对他进行谩骂。他作为法国挨骂最多的人即便肚子里有气，也没办法去躲起来。他个人信奉的神是被供奉在爱丽舍宫的一间办公室里的，而在这个宗教里，亚历山大·桑根纳蒂就是教廷的主持者。他对着面前的吸墨纸怒目而视，吸墨纸上摆着浅黄色的文件夹，里面装着罗兰的报告。
“这样不行，不行。他这人简直没法办。我们得保护他的安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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