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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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扩张，但我嘴里只是不断地喃喃自语：“我想一切都会没事的。”

一回到家，我马上冲进浴室狠狠地吐了一顿。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致命的吸引力”。回到家后，崔雅打了一通电话给医生，知道了所有的事。

我第一个反应是愤怒，难以抑制的愤怒！怎么会这样？！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呢？！该死！该死！该死！该死！然而我并不感到恐惧，也不特别害怕这个结果所代表的意义，我只是火透了。我开始猛踢厨房里的柜子，扔东西，大吼大叫，我不想放下我的愤怒，因为那是正当的反应，我火透了，我要抗争！我观想里的白衣骑士，现在已经变成一群凶残的食人鱼。

我们打电话给家人和朋友，第二天崔雅和我疯狂地四处寻找任何可能的治疗方法，只要可以控制这个嚣张的病情，我们一定前去求医。崔雅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近乎20种治疗方法。其中包括伯金斯基疗法、雷维奇疗法（Revici）、伯顿疗法、杨克诊所（Jander　Klinik）、凯利／冈札勒斯酵素疗法（Kelley／Gonzales）、美国的生化疗法、利文斯顿惠勒中心、汉斯·尼泊疗法（Hans　Nieper）、斯坦纳·路克斯诊所（Steiner　Lucas　Clinic），以及泽森食疗。

盛怒之后，我经历了一段放弃与沮丧的日子，我无法自制地缩在肯的怀里哭泣，我完全跌入了谷底，遗憾、悔恨与自责，我已经尽力了，难道还不够吗？我想到会怀念的事：艺术、滑雪、与家人及朋友共度余生、肯、肯的孩子。我多么希望和我的密友们共度余生。我不喜欢把这件事写下来——我永远也无法拥有肯的小孩。肯——我希望能一辈子陪在他的身边，我不想离弃他。我还想跟他厮磨好几年。我走了，他会变得很孤独，他还会再找别人吗？也许他会参加卡卢的三年闭关，这会让我好过一些。

我觉得自己才刚重生，但现在我好像又不该在这里了。

治疗方法只剩几个选择：标准的美式疗法，也就是服用更大剂量的阿德利亚霉素；激进的美国疗法，是布鲁门欣推荐的极激进疗法，由德国的杨克诊所提供。其中一个治疗项目是由迪克·科恩选出来的，他是维琪与癌症支援团体的好友，这项治疗必须长期服用低剂量的阿德利亚霉素，平均来说，14个月后如果无效，就可停止治疗。崔雅已经不想再服用阿德利亚霉素，不是因为她承受不了，而是她觉得这项治疗对癌症根本起不了作用。

杨克诊所是以短期、高剂量的化疗闻名，这个疗法非常激烈，一些承受不住的病人，就必须佐以生命支持的治疗方法。杨克诊所因为替鲍勃·马尔利（Bob　Marley）与尤·伯连纳（Yul　Brynner）等名人治疗而常被媒体报道。一些公开的报告（非科学性的）也指出，杨克诊所把癌症症状减轻70％，因而吸引了许多慕名者前往，他们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然而许多美国医生却表示，这种把痛苦减轻的现象是极为短暂的，一旦癌症再度复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

布鲁门欣又给崔雅一连串的建议，这些疗法连中美洲的独裁者都会觉得残酷。他最后说：“我求求你，亲爱的，别到德国去。”他依惯例给崔雅一些冷酷的统计数据：也许还能再活一年吧，如果运气好的话。

16　听鸟儿歌唱

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爱迪丝，嗨，我是肯·威尔伯。”

“肯！你好吗？真高兴听见你的声音。”

“爱迪丝，崔雅的癌症又复发了，这一次是在肺部和脑部。”

“喔，太可怕了，我真的很遗憾。”

“爱迪丝，你一定猜不到我是从哪里打电话给你的，还有，我们可能需要一点帮助。”

真不敢相信住进医院已经10天，还没开始化疗。我们在星期一抵达波恩，晚上出去吃晚餐。星期二一大早，我觉得不对劲，下午就住进了“诊所”（Klinik）。我得了严重的感冒、发烧（39摄氏度）。除非我能度过这场感冒，否则无法进行化疗，因为可能会并发肺炎。这意味着一切都得往后延两个星期。

住进这里的第一晚，与两位女士同病房，都是德国人，态度很友善，不会说英语。其中一位整夜都在打鼾，另一位似乎认为只要她对我多说些德文，我就会听得懂，于是她一整晚都以德文和我话家常，有时候还自言自语。

“诊所”的所长奚弗大夫设法让我住进一间单人房（这种病房在“诊所”里只有两三问）。房间小得不得了，我却觉得像住在七重天。我非常惊讶这里居然没有几个护士会英文，少数几位会说一点，但都不算流利。我向他们解释自己会说一点法语和西班牙语，聊表不懂德文的歉意。

第一个晚上和我同病房喜欢说话的那位德国女士，带肯和我到餐厅吃饭；晚餐供应的时间是从四点四十五分到五点半。食物糟透了。早餐与晚餐供应的大部分是冷食——起司片、火腿片、肉片、香肠片、外加各种全麦面包，这些对糖尿病人全是禁品。中餐偶尔会提供热食，像是炖肉或煮洋芋，这已经是最极限的菜色变化，但对于必须严格管制饮食的我来说，没有一样是能吃的。“真搞不懂医院里的食物到底是怎么回事？”肯不禁大声地感叹，“究竟是谁让这么多人命丧黄泉，医生还是医院里的厨师？”

第一天在餐厅里看到一位非常吸引人的年轻女郎，戴着一顶很漂亮的假发和软帽。她会说一点英语，于是我向她打听有关假发的事，因为很快就要用上了。我问她癌症的德文要怎么说，否则我连最起码的沟通能力都没有。她告诉我癌症的德文是“Mütitze”。我问她：“这里的每个人是不是都得了‘Müitze’？”她回答说：“是的”，还伸手指了一下在餐厅吃饭的每一个病人。我问她：“你得的是哪一种癌症？”她回答说：“我有一个蓝的，还有一个白的。”我傻住了，怎么也想不透她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才弄明白，原来“Mütze”是帽子，癌症的德文应该是“Krebs”才对。

我们以为波恩是一个沉闷、肮脏且非常工业化的都市。然而，它唯一令人觉得阴沉的只有天气，从其他方面来看，它是个相当可爱、美丽的城市——德国的外交中心，有一间建于1928年的大教堂，一所壮观、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学，一处非常巨大的闹区购物中心，差不多有30条街这么大（完全禁止车辆进入），再走几步路就是壮丽的莱茵河了。

火车站距离“诊所”只有一条街远，医院到我所住的位于购物中心旁的帝侯饭店，也差不多是一条街的距离。购物中心的中央是个市场，当地的农夫每天都把最鲜美的蔬菜和水果带到这个宽阔的红砖区来卖。购物中心的末端是一幢建于1720年的房子，据说是贝多芬的出生地，另一端是火车总站、“诊所”和帝侯饭店，介于其中是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餐厅、酒吧、健康食品店、一整条街长的四楼层百货、运动用品店、博物馆和各种纪念馆、服饰店、艺廊、药局以及情趣商品店（德国的色情文化一直是欧洲人所羡慕的）。从莱茵河到我住的旅馆只要走一段路。

接下来的四个月，我天天都在这条红砖道上散步，这里每位会说点英文的司机、女侍和店东都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关切崔雅，每一次我经过都会问：“你亲爱的崔雅还好吗？”许多人甚至带着鲜花、糖果到“诊所”去探望她。崔雅说，大概波恩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关心她的进展。

在波恩的这段时间，我面临了接受崔雅情况与身为支援者的最后危机。我已经竭尽所能地从西摩尔那和自他交换来消化、通过和接纳每一段考验。但我还有一些较深的、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我自己该做的选择、信心不足以及不再否认崔雅可能会死的事实。这所有的东西在短短的三天内全灌入我的脑中，我好像快要裂开了。我的心碎了，为崔雅，也为我自己。

眼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崔雅的感冒。“诊所”的专长是同时对病人做放疗与化疗，他们相信这会给癌细胞带来致命的重击，但是感冒会阻碍化疗的进行，因为可能会并发肺炎。在美国时，医生告诉过崔雅，如果不设法医治脑瘤，她顶多剩下六个月的寿命。因此“诊所”必须想办法，最后他们决定先做放疗，等高烧退了，白血球的指数上升后，再做其他的治疗。

我头昏脑涨地闲逛了三天，因为高烧一直不退。他们开始让我用磺胺剂（sulfamide），但效果非常缓慢。肯扶着我在走廊来来回回地散步，在房间里煮东西给我吃，为我解决所有的困难。每天早晨他都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蔬菜。他弄来了一个电炉、一只咖啡壶（煮汤用的），最棒的是还有一辆健身用的脚踏车。他为我带了一些植物、鲜花和放在供桌上的十字架。虽然我非常虚弱，内心却很满足。

从奚弗大夫那里得知，我还得继续进行发热疗法与脑部的放疗，这种疗法无痛，每天大约半小时左右。高剂量的化疗一旦开始就要持续五天之久。第八天或第九天，我身体的状况可能会跌到谷底，如果血球数量低于一千，就得继续呆在“诊所”里；低于一百，我就得注射骨髓了。第15天，他们将以电脑断层扫描与核磁共振检查我的脑部和肺部的肿瘤。每一次治疗完毕，我可以休息两至三个星期，一共要进行三次治疗。

在高烧与感冒的压力之下，崔雅的胰脏已经完全停止分泌胰岛素。文人小说下载

肯和我慢慢地、慢慢地往大厅走，因为我实在太虚弱了，体温很高，血糖的指数也一直上升。这五天，我不顾肯的反对，企图利用踩脚踏车来控制血糖，但一点效果也没有。我足足瘦了八磅，我早就没有本钱再瘦了。躺在床上实在令我痛苦不堪，臀部快成皮包骨了。这里的每件事都进行得很慢，肯不得不再度兴风作浪一番，最后他们才肯为我注射胰岛素。我开始进食，试着把体重“吃回来”。

当我正要适应胰岛素的时候，出现了第一次的反应：心跳加速、身体颤抖，检查血糖表，指数竟然是20，如果降到25，就可能晕倒或全身抽搐。感谢上帝，还好，肯在旁边，因为不怎么能和护士沟通，他只好冲进餐厅拿了一些方糖回来，我又检查了一次血糖，指数是33，20分钟后升到50，然后又升到97。228号病房的起伏真是大啊……

日子一天拖过一天，等待着感冒解除，但是我脑子里一直有个隐忧，那就是未来还得面对“化疗杀手”。现在只能想像而无法立刻面对，情况似乎更不祥，有点像洛夫克雷夫特（H．P．Lovecraft）小说中的气氛，怪兽永远不露面，只是名字一再被提到。幸好凯蒂及时赶来，舒解了紧张的气氛。有了凯蒂的协助，我和崔雅的心情终于恢复平静，偶尔还有点幽默感。

爱迪丝也出现了。我在“诊所”门前的台阶上遇见她，立刻把她带到二二八号病房。我认为她们绝对是一见钟情，我和崔雅都不见得这么快投缘。不过这种事我见多了，不止一次，我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一个个都爱上了崔雅，我几乎立刻退居幕后。那种感觉有点像：“我是她的先生，也是她的好友，如果你想认识她的话，我可以替你们安排一顿晚餐。”

我们和爱迪丝及她的先生罗夫相处得非常愉快。罗夫是一位相当著名的政论家，道地的欧洲绅士：有修养、机智、才气横溢、涉猎广泛、非常有说服力，态度谦和有礼。可是令事情有所改善的还是爱迪丝。只要一见到她，我们立刻放松下来，不再忧虑在德国可能遇难，有爱迪丝在就行了！

我被轻轻拖往大厅，朝着第四个房间走去。我忍不住怀疑这个形体为什么能拉住我的手臂，因为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个不存在、空的东西。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如何能拉住有形的东西呢？除非……这个想法令我吃了一惊——

“你看见了什么？”

“什么？我？我看见了什么？”我慢慢地往房里瞧，我知道自己可能会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然而，我看见的不只是奇怪而已，简直是令人惊心动魄。我像个孩子一般呆立了几分钟。

“我们要进去了，可以吗？”

仍然没有进行化疗。我只是躺在病床上等，也没有足够时间写信、看小说、读灵性的书籍（现在读的是史蒂芬·勒文所写的《生与死的治疗》Healing　into　Life　and　Death），没有时间静修、踩脚踏车、回信、写日记、和肯、凯蒂以及爱迪丝聊天，也没有时间看望其他的美国人、欣赏艺术创作。这实在有点荒谬，我只是在证明时间不够用罢了。当我这么想时，心中生起奇怪的感觉，因为我这一生的时间显然是不够用的。有时我觉得非常积极，有时又很怕自己一年内就会死了。

我走出病房，遇见一群眼眶含泪、掩面哭泣的人。不知道他们听到了什么。一位年轻人拥着一个女子，很可能是他的妻子或女友，两个人都红肿着双眼。另一个坐在桌边的女人环抱着穿绿袍子的女子，她们也在哭。另外坐在桌边的三个人，眼睛也是红肿的。佛陀四圣谛中的第一圣谛：人生就是一场苦难。

我刚读完《新闻周刊》上一篇讨论病人有权利选择死亡的文章，这是我一直深感兴趣的主题，甚至早在罹患癌症以前就注意到了。花费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又让病人受那么多苦，只为了证明医学已经伟大到可以拖延病人的寿命，那种存活的方式值不值得，没有人关心。我希望自己的大限来临时，可以选择比较尊严的死法，而不是靠一大堆的急救设施来控制病痛。我对肯说，过几天或许会向奚弗大夫要些药丸摆着，只要知道它们在那里就够了。

我希望自己活下去的意志够坚强，能尽量利用时间，我需要彻底专注、保持清晰的思维和正精进，同时不执著于结果。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收到丽蒂亚寄来一封信，她说了一句令我非常感动的话：“如果主在召唤你，如果你的大限真的到了，我知道你会走得非常有尊严的。”我也希望如此，有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人似乎会以我能活多久来评断我的成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