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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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雅和我最近都在打坐，很勤。我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静修两三个小时之后，才开始一天的支援工作。我似乎已经有了内心真正的宁静，因为过去的苦涩与嫌恶感都消失了，原因为何我不知道，也许我发现为了自己的情况而怪罪于癌症、崔雅或人生，都只是自欺罢了。在静修的过程中，目睹的能力缓慢而坚定地逐渐恢复。至少某些时刻会出现真正的宁静与平等心，不论善恶、生死或苦乐，基本上都是同一种滋味，无论出现的是什么状态都是完美的。

“你们时常为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而感谢上帝，却不会为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坏事而感谢它，这正是你们所犯的错误。”——拉马纳尊者

崔雅一直持续地练习内观与自他交换的观想，特别是后者愈来愈动人且具有转化力。即使不是正式练习，她也能自发地进入：对于一个孤立的人来说，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非众生都治疗，否则没有人是真正痊愈的。解脱是为了众生与自己，不只是为了自己。

我最近陪一位也罹患癌症的朋友参加一个治疗团体，这个由一群独特的女性所组成的团体，为我们带来丰富且充满治疗效果的经验。我对于自己的身体自在多了，少了一个乳房使我看起来比较瘦，但我却很喜欢目前苗条又结实的身体，肯也有同感；我躺在她们围成的圆圈，有一位女士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完全治愈。我觉得她好勇敢，尤其是听过医生们的说法，我已经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当然也掺杂着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的预期心情）。我想到得知癌症复发的那一天所做的梦，梦快要结束时我对一位朋友说：“我相信奇迹会发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那种可能性充满我体内，醒来后，放松的感觉仍旧存在。

接着我思考着，为什么是我呢？那些同样受苦的人呢？如果我真的能痊愈或是活得久一点，我当然会非常高兴，但一想到那些同样被癌症或其他苦难折磨的人，凭什么我比这些兄弟姊妹们幸运？我们为什么不能全都治愈？当家中的其他成员仍然在受苦时，我凭什么要求自己的苦难结束？每当我觉察到自己的苦，就能体会别人的苦，我的心因此更能对苦难开放。佛陀的第一圣谛：人生就是苦。自他交换的观想：对苦难要怀抱悲悯之心。

不论结果是什么，癌症的经验让我永远觉知我与其他处于苦难的人之间的联结。如果我还能多活一些时候，我要以自己学到的东西来帮助其他人度过癌症，无论他们是步向健康或死亡。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我对癌症支援中心深感骄傲的原因。有时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找寻，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温柔、不带批判地彼此帮助。有一些罹患癌症的友人最近对我和肯说，癌症让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人生是不公平的，我们并不会因为良善的行为而得到奖赏。某些“新时代”的信念曾经诱使我们相信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每一个人的不幸遭遇背后都有更大的目的和功课需要学习。只是我们这群得癌症的人是以更辛苦的方式领悟到，我们并不明白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活在“什么都不知道的土地”上，确实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我们办到了。

我想起昨晚读到拉马纳尊者自传中的一段话，他回答一位信众：“神的创造、维持、毁灭、撤回与救赎的行动，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欲望和目的。”像我这样对意义与目的上瘾了一辈子的人，要领会这句话的意涵是很辛苦的。幸好佛法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不再想弄明白每一件事，只是让事情如实地存在。拉马纳尊者继续说道：“当众生依神的律法而得到果报时，责任就在他们的身上，而不在神的身上了。”没错，我必须认清我的选择、人生的无常、前世遗留下来的果报都会让我产生各种反应，我必须对这些反应负起责任，但不是以批判或英雄式的苦行，而是以仁慈、理解的方式来面对。

拉马纳尊者曾经说过：“你们时常为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而感谢上帝，却不会为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坏事而感谢它，这正是你们所犯的错误。”　（这恰巧也是“新时代运动”所犯的错误。）上帝并不是一个拟人化的父神，在那里赏罚自我的各种倾向，它是完整的实相与如实示现的万物。就像《圣经》中的先知以赛亚所领悟的：“我让光明平等地照在善与恶之上，主所做的就是这些。”只要我们被善与恶、苦与乐、健康与疾病以及生与死等二元对立所束缚，就会被锁在非二元与至高的本体之外，无法体悟宇宙的“一味”（one　taste）。拉马纳尊者强调，唯有以友善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苦难、疾病和痛苦，才能和更大、更慈悲的神性合一。罗摩纳说，尤其要和死亡为友，因为它是最后的导师。

在那一次的治疗团体中，有一位友人表示，她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如此接近我们的同时，还要保持高度的觉察与活力，以免自己也病倒了。我完全知道她在说什么。突然我生起了一个念头，如果我的身体处在长期的健康状态，还能不能拥有眼前这份利如刀锋的觉知和集中于一点的专注力？其他人和我都发现，在癌症的压力之下，原有的限制反而有了突破，新的创造力也被激发了。我很不愿意失去……但我又立刻领悟到死亡向来近在咫尺。不论我剩下的是一个月、一星期，一天还是一分钟，死亡就在不远处。这是一份奇特的了悟，我将一直带着这根钉子，这根马刺，这根荆棘，提醒我时刻保持“清醒”。这种感觉就像身边有位禅师，随时准备给你当头棒喝一般。

这让我想起了《狗脸的岁月》（My　Life　as　a　Dog）这部电影，我觉得它对癌症病患会有很大的助益，癌症支援中心应该有这部片子。它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所以我和肯最近又租了录影带。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可爱的12岁小男孩，如何面对他生命中起起伏伏的各种挫折——他久病的母亲死了，他深爱的狗儿被带走了，他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还不算太糟，”他说，“因为可能还有更糟的事，譬如那个刚做完肾脏移植手术的人，他很有名，你在电视新闻上可以看到他。但他还是死了。”他总是想到莱卡，那只在太空中挨饿的苏联太空狗，他说，“你必须常常和类似的事情做比较，才能分出情况的好坏。”譬如泰山影片中那名抓着高压电线来回摆荡的男主角，“他当场就死了。”当他在描述一起伤亡惨重的火车意外时，还不忘搬出他的名言：“情况可能更糟，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他甚至改编电视上的新闻，“其实和许多人比较之下，我算是非常幸运了。”有一位名摩托车选手想要跃过许多辆车，为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他的评论是：“他就差一个车身了。”他在报上看到另一位男士因为在运动会中抄近路，横越操场时不幸被标枪射中，他的结论竟然是：“他一定非常地惊讶。”小男孩说：“你必须做比较；想想莱卡，他们知道它终究会死，还是把它杀了。”每一句话都是出自12岁小男孩的口，他抱着“有可能会更糟”的哲学，来面对人生中的起起伏伏；因为领悟到死亡就在不远处，他是如此的敏锐与充满活力。

此刻我跪在教堂里，面对着柔和的烛光，唯一能想到让生命有意义的事就是帮助他人，换言之就是去“服务”。

“哈罗，弗瑞杰夫。”

“肯？我真不敢相信！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大概是弗瑞杰夫·卡普拉最料想不到会坐在“诊所”阶梯上的人。自从我们的婚礼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了。虽然弗瑞杰夫和我有某些理念上的差异，但我还是很喜欢他。

“崔雅正在‘诊所’接受治疗，癌细胞已经侵入脑部和肺部了。”

“哦，我真的很遗憾。我一直都不晓得这件事，我这些年都在四处旅行演讲。这是我母亲，她也在‘诊所’接受治疗。”

弗瑞杰夫和我约定稍后碰面，卡普拉女士自己找到了崔雅的病房。身为知名作家，她写诗、自传，也写舞台剧，就像爱迪丝一样，似乎集合欧洲博大的智慧于一身，她可以闲话家常地谈论艺术、科学、人性以及人类所有的渴望。

她和崔雅见了面，再—次的，她们又是一见钟情。

卡普拉女士到这里来治疗初期的乳癌。我很喜欢她。她会看手相，昨天她替肯和我看了手相。肯有一条很长的生命线，几乎一直通到手掌的根部。她很清楚地指出我目前所面临的“健康危机”，但是她预言这个危机很快就会解除，我可以活到80岁。谁知道是真是假，不过我的内心确实有股强烈的欲望想要活到80岁。这次复发，我几乎被医生那些吓人的预言所湮没，当时我心想，如果能多活八年而非短短的两年，我便心满意足了。今天肯念了一封朋友寄来的信，信中写到他的母亲53岁时因乳癌过世。一个月前我可能会这么想，53减去41（我的年纪），我还有12年可以活，听起来蛮不错的。可是今天我心里却想，太年轻了，我要活到80岁，看看这个世界会怎么改变，我想贡献我的力量，看着朋友们的孩子成长。接着我又问自己，这是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是对未来过度乐观的幻想？这是不是一种执著与渴望？是想要战胜环境活下去的意志力，或是忽略真实情况一味只想活下去的意志力？我不知道，不知道明年会如何，后年、大后年……

或许是因为那一次无害而动人的手相经验，或许我们又再度落入否认与抗拒之中，或许我们一点也不在乎了，但我们两人的确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等待奚弗医师对崔雅目前状况的检查报告。然而，他所说的一切，只让我们更觉苦恼。

又是一次云霄飞车的俯冲……奚弗大夫宣告的消息完全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我肺部的肿瘤对化疗几乎完全不起反应。一个解释是，化学药剂已经到达每一个活跃的癌细胞，因此残余的肿瘤呈现出隐伏与稳定的状态。报告显示某部分仍然有肿大的现象，医生打算以核磁共振显像来检查，看看是不是还有活跃的癌细胞存在。“最危险的是，”他说，“过度的治疗。医生通常要累积长久的经验才看得出来。”过度治疗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根据他的说法，如果80％到90的残余癌细胞不再成长，那么第三次的化疗就有机会杀死10％到20正在成长的癌细胞。但化疗同时也会抑制免疫系统，因此会让那80％到90目前正处于隐伏状态的癌细胞开始成长，因而让情况恶化。

我们知道病情变得很严重，因为有一些新的黑点开始出现在崔雅的肺脏和肝脏。奚弗大夫原本计划在第三次化疗中，以“cis…platinum”替代原先的“ifosfamide”，现在他却说，这种药也不尽然有帮助，甚至会造成伤害。要是换作美国的医生，也许明知不可能有帮助还是建议我们做更多的化疗。但这不是奚弗大夫的作风，他认为更多的化疗只会“伤到她的灵魂”。

无论如何，奚弗大夫已经打算放弃我们了，虽然他不愿意这样表明。他对凯利／冈札勒斯的治疗方法相当乐观，他已经对这些顽强的癌细胞使出了杀手锏，但是它们仍然健在，他也只好寄望于别的方法了。

为了稳住我的情况（让肿瘤维持在目前的状况，不再，恶化），奚弗大夫开始为我注射“aminoglutethimide”，这是一种新研发出来的抗癌药，比三苯氧胺使用得还要广泛。他另外还开了三种非特效的处方——胸腺萃取剂（一天一小栓剂，一周两安瓿）、乳状维他命A（一天十滴，约15万个免疫单位，为期三个月；肝脏可以储存数个月之久），以及“Wobe　Mugos”酵素。其中胸腺萃取剂在美国是禁品，它是一种非特效的促进免疫系统的药，目前只在动物实验上获得一些成效。研究人员发现，在50％的接种动物身上，必须有12万个癌细胞才会引发肺癌，若是注射高剂量的维他命A，则需要100万个癌细胞才会引发癌症。但如果注射胸腺萃取剂的话，大概需要600万个癌细胞才会引发癌症！它实在有非常高的保护作用……

我对奚弗大夫提到自己即将进行凯利的生化酵素治疗，他毫不犹疑地说：“很好，很好。”

肯问道：“你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那里去吗？！”

奚弗大夫微笑地说：“绝对会的。”

我很高兴还有凯利的方法可以依恃。

我们问他我的预后状况如何。

“还不坏，因为你的身体把这些肿瘤控制在稳定的状态，让你有能力去应付新的疗法。我唯一担心的是，如果得了感冒或肺炎，你的身体就没有能力与癌症搏斗了。”他说我应该接着进行凯利疗法，还建议我去找伯金斯基医师。这些治疗都是无毒的，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你一定要辨认有毒与无毒的差异。”他说凯利和伯金斯基都是有诚信的医师，但某些另类疗法的癌症治疗师并不是真的有料。

我们把一个崔雅使用过的葡萄糖量器送给奚弗大夫——一个糖尿病患者送给另一个糖尿病患者的礼物。伤感地和他道别之后，我回到帝侯饭店收拾行李，崔雅则利用这一空隙出去走一走。

离开医院时的心情相当低落，有点担忧奚弗大夫所说的话。自从我们回来之后，天气一直非常怪异，见不到一丝阳光，只有乌云和绵绵的细雨，比五月离开时更冷，令人十分沮丧。我开始沿着波朋海默亚勒街（Poppenheimerallee）散步，这是一条很美的街道，中央有一个植满绿树、如公园般的游乐场。我看着右手边的建筑物，突然好奇起来，不晓得它们是哪个年代盖的，1800年后期？波恩有一些很可爱的房子，每一幢都漆上不同的颜色，各有不同形状与角度的阳台，还有华丽的石膏雕饰，三角、柱头、壁柱边条，以及不同的装饰图案。眼前是一幢淡蓝的房子，沿着白色的边条，二楼阳台种了三色紫罗兰，极为雅致；旁边有一幢红褐色的房子，雕着灰褐色的边条，二楼与四楼阳台开满了红色的康乃馨；接着是深黄、鲜绿、米白与淡灰褐色的房子，每一幢都有一扇帅气的大门、细致的窗台、雕工精密的屋檐和栏杆。有些简单大方，有些古典商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