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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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娜斯佳在看过今天那一期“素面朝天”以后，断定乌兰诺夫一定有什么心事，自信她能要他说出来，可显然，她失算了，不但白白耗费了自己的时间，而且也徒然地打扰了另一个人。

“谢谢，”她点头道，“我十分感激您。”

一上车，乌兰诺夫又沉默寡言、郁悒不安起来。刚才那活跃的表情连一点儿踪迹也不剩了。不，他实际根本不需要什么旅伴和谈话对象，这是确切无疑的。既然如此，那他干吗还要送她呢？

“乌兰诺夫，您难道从未感觉到您的节目并非一切正常吗？”娜斯佳试探着问。

“不，”乌兰诺夫又疾速地说，“我的节目能有什么不正常呢？请您把话挑明了说吧。”

“那好吧，您的两位同事死啦。这不是什么病态的想象，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爆炸装置放在了安德烈耶夫的车上，是他私人的车，而不是您的‘跑车’上。换句话说，罪犯的目标，极有可能正是安德烈耶夫——‘素面朝天’的编导。我认为那些人之所以希望他死，不一定与他在电视台的工作有关，可如果这样一来，那我们就得承认，他除此之外肯定还在从事某种活动，尽管有关他在这方面的活动，不知为什么，无论是您还是您这个组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一无所知。要不就是即使有人知道也不说，而这，您得承认，也是不可理解和值得怀疑的。假如那些罪犯想要杀死的，不光是安德烈耶夫，而且还有邦达连科的话，那他们就必须知道，编导和记者此时乘此车一块儿出行。这样一来，我就得推论，在您身边，在您的演播室里，一定有人或是与维佳的车打过交道，或是向有心者透露过有关维克多和奥克桑娜的信息。您更倾向于以上哪种推测？”

乌兰诺夫没有马上作答，娜斯佳感到他在心里重复着她说的话，力图周密思考和理解他听到的话。

“哪个都不喜欢，”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最后终于开口了，“我看不出什么人会有必要非把维克多和奥克桑娜杀死不可，无论是单独杀死他们中间的某一个，还是把他俩一块儿都干掉。您为什么不能设想是罪犯自己搞错了呢？维佳的那辆车再普通不过了，日古利七型，连颜色也是最流行的——白色。或许爆炸装置不过是搁错了车罢了？”

“这种可能性我们会考虑的。此刻，当时在附近的所有车主都正在接受审查。乌兰诺夫，您能否告诉我，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

乌兰诺夫阴沉地笑了。

“是啊，可那又怎么样？奥克桑娜未婚，而维克多则刚离了婚。他们亲近一点儿又能碍着什么人呢？”

“哦，这您可就错了，”娜斯佳笑了，“身份证上的钢印与嫉妒权之间可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老实说，嫉妒，一般说也与任何权力无关。一个合法丈夫可以心平气和地看着自己的妻子有外遇，如果他喜欢这样的话；而一个被抛弃的露水情人，可能直至死都为嫉妒和绝望所折磨。”

“也许吧，”他冷淡地说，“您喜欢运动吗？”

“我？”娜斯佳吃惊地瞥了乌兰诺夫一眼，“不，您怎么想起问这个？”

“没什么，我见您的旅游鞋好漂亮呀，看得出是精心挑选的，十分贵重，可不是随便弄到的。一个现代警察买得起这玩艺儿吗？”

“瞧您说的，这是丈夫从美国带来的，是给我的礼物。要是我才不会买这东西呢，这玩艺儿对我来说的确太贵了。”

她不光是不会买这么“扎眼”的旅游鞋，而且，连穿都不会穿的——如果不是被逼无奈的话。娜斯佳喜欢穿廉价而又舒适的衣服，不要什么名牌，只要能不妨碍运动，可是或许只有她的一双脚，是她全身最弱的部位。她的脚每到傍晚，尤其是热天，就会肿胀，而要是穿着带有精致鞋带和高跟的皮鞋过一天，那对她更会是一种折磨，所以，为了身体的舒适，她不得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违反常规。她坚决不穿阿列克赛给她带来的旅游鞋，理由是它们贵得太扎眼，总是固执地只穿运动鞋。这双运动鞋是她亲手挑选的，十分舒适，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已经穿惯了，况且，它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扎眼。可遗憾的是，任何东西都有其极限，而她喜欢的这双鞋也难逃劫运。前天，这双鞋穿帮了，而且，要穿帮就一块儿穿帮，破得不能再穿了。那双鞋经受不住每天每日的蹚水而行，而在四月份下过大量的雨加雪之后，这样的积水到处都是。娜斯佳沮丧了半小时后，不得不叹口气，从衣橱里拿出装新旅游鞋的红蓝色的纸盒。

但是，乌兰诺夫先生有点不大愿意继续讨论其两位同事被杀的原因。在他看来旅游鞋倒是个相当有趣的话题，抑或是更加安全的话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兴许马上会把话题转到娜斯佳丈夫身上的。

“您丈夫是商人？”他问。

她竭力压制住笑意。

“不，是个学者。出国讲学去了。”

“讲政治学？”

“讲数学。”

“真的？我还以为外国人之所以看重俄国学者仅仅是为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俄国学者到国外，只会讲为什么我国的改革只会空转，讲从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有多么艰难。”

娜斯佳再也憋不住，索性哈哈大笑起来。而乌兰诺夫甚至连一丝笑容也没有，他的表情仍然阴沉沉的，还有些心不在焉，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但他故意继续谈话，以便不至于显得忧心忡忡。那么，乌兰诺夫先生，您究竟在为什么而忧心忡忡呢？莫不是在为维克多·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邦达连科的死而忧虑吗？啊，是的，如若不然，那您肯定会心境怡然地继续讨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件事的。那么，使您忧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不急着赶路，可我们终于还是开到娜斯佳的家了。遗憾的是，任何道路都有终点，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在新闻系读大四时，在冬天坐车去赶考的事，那时我患了考试恐惧症。那天天气奇冷，电车吃力地行驶在赫尔岑大街上，我坐在电车后门口，执著地凝视着玻璃上冰霜结成的花纹，在幻想这辆车也许会永远驶下去，而我就永远也不必走到街上，跨入大学教学楼进教室，拿考卷，回答考官的提问了。顺便说说，那一次，我的预感并未欺骗我，我真的只得了三分，那是我在大学整整五年当中得的第一个、也是惟一个三分。甚至就连记分册上那五光十色的全优评语也未能拯救我。

随着门啪嗒一声，娜斯佳走进了单元门，而我又形单影只了。谢天谢地，我总算把她给送到家了。一路上我没有察觉任何汽车曾尾随我们从农庄广场直到谢尔科夫路，尽管这一路上我对身后的汽车加倍留意。在家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而且，在我家附近，亦复如此。维卡未必会同意那帮人把我在她住处的附近给干掉。尽管这一点无从得知……在我与她共同度过的所有岁月中，我都天真地相信自己是了解妻子的，可如今我不得不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又过了50分钟后，我走进了家门。此前我已在这套房里住了六年，它在我的一生中不能算是最糟的房子。天呐，仅仅在几天之前，一切的一切还曾是那么美妙，我和维卡出门选购英式餐具，计划如何庆祝她的生日，憧憬九月份到地中海旅游。我们总算从暗无天日的赤贫中摆脱出来了，它使我们整个青年时代蒙上了阴影。我们在一切方面克制自己，为了买房而积攒每一枚戈比，咬紧牙关忍受我那发了疯的，酷爱折磨维卡的，想要做我们这套小小的、年久失修的住房之全权女主人的我的母亲。我们憧憬有自己的住房，我们推迟要孩子，直到最后，我们终于努了最后一把力，借了一部分钱，给自己买了住房。这套住房的到手令我们多么欢欣啊！最初一段时间我们睡在地板上，从同一只碟子里吃饭，慢慢地，随着每一笔工资，每一笔酬金，我们逐渐添置了家具、餐具、毛巾被和床单。两年前，我们的爱巢终于建成了，在花钱上我们的自由度大多了，我们买了一部车，穿上了讲究的衣服。今天，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妄自尊大，我们的所有痛苦都已经结束了，我们从长期债务中解脱出来了，如今，我们已经开始过上了人所应有的生活。

可突然间却发现，维卡对这一切并不满意。我成了她的障碍，而她的愿望就是我根本不存在。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离婚呢？这要简单合算得多。可她并不愿离婚。也罢，我理解她。一旦离婚就得分割财产——从住房到英式餐具中的每一只碗。她不愿分割，她清楚地记得，所有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啊。她想一步到位。或许每天晚上她得怀着惊恐听着我开门的响声。我又回来了，那帮人没把我给干掉。可怜的人……或许她都等累了吧。

“萨沙？”屋里传来了她的声音，“怎么回得这么晚？”

她穿着睡衣来到门厅，也许，她已准备上床就寝了。她走到我身边，习惯地把脸贴上来要吻我，而我也同样习惯地俯身吻了她。她身上的香水味令人不快地刺激着我的鼻膜。洗澡之后洒香水，奇。сom书这是多么愚蠢的习惯啊！见鬼，要知道这可是我一直都喜欢的呀。是的，从前我喜欢这样，从前我喜欢她身上的香水味儿，而我们的床上也洋溢着这种香水的气息。

“萨沙，出什么事儿了？”她担心地问道，“电话一晚上响个不停，都在问今天演播的事。”

“没什么。”我无法压制自己的怒气，或许我的话说得太严厉了点儿。

“可人们都说，这事是不可思议的！可惜我没看见，演播时我正在回家路上。你倒是给我说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别管了，只不过是因为今天被迫搞直播，而且嘉宾的样子也不太雅观罢了。如此而已。”

她斜着眼看了我一眼，恼恨得掉头就走。或许她生气了。当然是的，从前我可从未用这么冷淡的口气和她说话。而且一般说来，凡是与我和她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我们总会热烈而又关切地讨论一番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就是今天，无论有过什么不愉快，我也愿意和维卡交流与电影制片人谈话中的每个详情细节的，可我明白她要听的不是这些。而她的生气纯粹是装出来的。她其实一点儿都不气。无论在我的演播室发生什么，她都应绝对保持无动于衷。她如今只对一件事感兴趣：还需要多久，她雇的那个杀手才能令她摆脱我那令她感到压抑的在场。

老实说，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当然啦，我的兴趣与她的在色彩上略有差异，但我同样也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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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由窃贼闯入这一事实而引起的精神负担方面，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觉得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未丢失任何物品——谢天谢地。门上的锁被撬坏了这不假，可这用不了多久就能修好。可是，她越是观察丈夫，心里便越是忐忑不安。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开业的心理分析医师、医学博士——对未遂盗窃案的反应，要按妻子的观点看，明显不适当。他神经紧张、惊恐异常、不加掩饰，从而使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心里不光惊慌，而且还产生了怀疑。这疑心远非那么令人愉快。她所得出的结论是，鲍里斯一定有一些家庭预算外的财物丢失了，可他既不敢对警察，也不敢对她本人说。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一直努力做一位诚实的纳税人，她可不愿以此而给自己招惹什么不愉快，因此，她亲自掌管家庭所有的财务，并亲自关注诸如及时向当地税务局交税单的事。她想睡得安稳。作为一个大商人的女儿，她在童年时代度过的不眠之夜真是大多大多了。她父亲的诡计终于破产，而通向监狱囚室的道路，又被一个绳套打断了——她父亲在即将被捕的前夜，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了。十四岁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是在那时，暗暗发誓今后在自己的一生中，绝不能允许任何有碍平静生活的事情发生。众所周知，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自己的生活却可以由自己来安排。

早在丈夫鲍里斯刚开始着手私人行医时，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立刻开诚布公地说：“你要是不对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们诚实做人的话，我立马就走，和你离婚，”她决绝地说，“这样的恐惧我早在小时候就已受够了，那时每一声风吹草动，都能使父母从床上蹦起来。我再也受不了这一套了。”

她觉得她的话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听懂了，至少，他们以后再没有谈起过这个话题。当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承担起监督财务和与税务部门打交道的职责时，丈夫并没有提出异议，这使得她相信他没有向她隐瞒什么事。难道他到底还是把部分收入隐瞒起来了吗？他会不会参与了某种可疑的交易，而把这笔收入作为“启动资金”投入商务运转中。而如果他参与的并非什么可疑的，而是犯罪的交易呢？喏，这不，那些打日工的这会儿不是正和鲍里斯分赃吗？对丈夫的惊恐不安和神经过敏，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想不出任何其他解释。况且，她力图弄清情况的所有尝试都毫无结果。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不做咨询的业余时间里，总是久久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系统整理书籍和文件，像是在寻找什么，而对妻子的提问则含糊地咕哝了句什么。

“鲍里亚，你可要老实告诉我，你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每天都会这样问他。

“什么都没丢，”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心神不安地说，“可使人害怕的恰恰在于什么都没丢。”

“你的话我不信。如果你什么都没丢的话，你急什么？你一直在找什么？你总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了，才会以为人家偷走的正是这件东西吧？”她套问道。

“我能找什么东西！”丈夫发了火，“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你是不是有一笔钱瞒着我？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呢？我们不是已经讲好，鲍里斯……”

“我什么钱也没有！这样的话你要让我重复多少次才是个够呀？没有就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