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阻挠刽子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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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诺，亚历山大·拉特尼科夫就是其中一员；而另一部分人显然认为，为了能在选举中获胜可以不惜任何手段，甚至可以为此‘公开说谎’。一向让新闻记者感到遥不可及的总统顾问终于决定公开讲话，这一现象说明，总统制度的政策出现了危机；同时也说明了，总统的智囊团根本就没有打算在竞选胜利后的四年任期内继续支持总统。总统顾问们对现实状况的看法一致，却在是否向公众讲真话这一问题上有分歧，这难道是正常的多元化现象吗？我认为，这首先是无原则性的表现。现在，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国家首脑到底倾向于哪一种意见。”

说得棒极了！听到这儿，钦措夫非常兴奋，手心儿都出汗了。现在总统的三大法宝中的一件已经失灵了。无论他对补发工资做出什么样的承诺，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了。如果他不想被大家视为骗子，他就不得不收起这粒诱人的糖果，简直太棒了！

钦措夫兴致勃勃地看完体育新闻、天气预报以及所有的电视节目，然后给自己的主子、总统候选人马利科夫打电话。

“听见了吗？”钦措夫得意地问。

“好样的！”马利科夫称赞道，从语气中听得出来，老板非常满意，“干得很漂亮，应该给你发奖金。”

“也许，还应有点儿别的？”钦措夫说道，“你也看到了，这人的工作成绩一流，应当好好重用他。”

“等等，让他先休息一下，否则他会觉得我们要依赖他。他为我们做得越多，我们对他的依赖程度就越高；他知道得越多，就越不能和他翻脸。答应他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让他放松一下。和他谈好，让他一个星期后再来，别催他，明白吗？”

“我明白。”

“我害怕他，格里沙，他是个危险人物。”

“算了吧！”钦措夫皱着眉头说，“他一点儿也不危险。他是个正常的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如果他是危险人物，早就躲起来了，而不会出来和我们谈什么交易。他知道，他对我们有威胁，我们对他也同样有，否则他不会在叶卡捷琳堡无缘无故地躲开我们的人。况且是他主动提出合作的，因为他清楚，他有本事，而我们拥有权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你真的这么想？”马利科夫疑惑地追问道。

“真的。我为自己的话负责。”

“格里沙，你知道，如果错了，你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不会错的，你不用担心。”钦措夫自信地说。

“好了，事情办完了，”他愉快地想，“叶甫根尼·沙巴诺夫会尽力安排好总统回家乡视察的事，如果成功，他就可能进入总统的竟选班子。现任总统有这么得力的助手，就不用怕什么敌人了。”

米纳耶夫将军交给帕维尔·绍利亚克的名单上有七个人名。排在第一位的是马利科夫，现任总统的形象设计师——叶甫根尼·沙巴诺夫排在第四位，排在未位的是黑海地区某个公司的总经理——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土耳其之间的武器和毒品运输就经过尤尔采夫控制的这段沿海区域。

尤尔采夫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享有很高威望，他经常慷慨地为各种演出和抽奖活动提供赞助，因此他与莫斯科企业界、艺术界有着广泛的联系。通过米纳耶夫的帮助，帕维尔没费多大劲儿就了解到，完全没有必要跑到南方去找尤尔采夫，他经常来莫斯科。这不，过几天他就要作为嘉宾来莫斯科参加一个盛大活动，因为他为这次活动捐赠了一大笔钱。

帕维尔把杀害尤尔采夫的事交给了米哈伊尔·拉尔金。米哈伊尔和丽塔不同，他是小组内最有天赋的一个，但却最不讲原则。给米哈伊尔·拉尔金安排完工作后帕维尔开始考虑，该让组内其余两名成员做些什么。

对阿萨图良的拜访让帕维尔感到心情愉快。加里克·阿萨图良正在不停地买进卖出，就像轮子上的松鼠，忙得团团转——这是他年轻时就喜欢干的事。帕维尔早在80年代初就认识他了，那时，他正疯狂地做着倒卖圣像、古玩、钻石的投机生意。侦查数据表明，他的生意规模很小，可利润却大得惊人。侦查人员长时间没有将他逮捕，就是为了弄清楚他是怎么干的。大家推测，即使一对钻石耳环的利润达到百分之五十，阿萨图良也不可能赚这么多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做的交易远比记录在案的多得多。调查阿萨图良的不是警察局，而是克格勃，因为他主要和外国人或即将出国的苏联人做生意。

最终也没能搞清楚，阿萨图良的巨额利润从何而来。于是，克格勃逮捕了他，挑选了一个囚犯和他同住，指望他能供出点什么。一开始特地让他在狱中闲呆了几天，不进行提审，希望同住的人能从他嘴里套出些东西。但这一希望落空了。阿萨图良很快和同室混熟了，两人一起谈天说地，但有关交易的事却只字未提。就在这时，隔离侦讯室刑侦部门的负责人带来了一个消息，这让侦查人员终于失去了耐心。情况是这样的：检查员在阿萨图良的牢房里看到一副奇怪的景象：那个派去的奸细躺在床上，而阿萨图良俯下身子做些莫名其妙的动作。刑侦部门负责人闻讯赶来，他可比检查员见多识广，一看就明白了，阿萨图良正在给他的同伴催眠。

“你在干什么？！”负责人吼道，“快停下！”

“不行，”阿萨图良冷冷答道，“我不能把他丢下不管，我还要把他从催眠状态中唤醒。”

“你出去吧。”负责人对检查员说。检查员走后，他招招手，让阿萨图良过来。

“你真的会干这个？”

“我正在表演呢！如果不相信，那您就自己看吧！”阿萨图良一副委屈样儿。

“那么被催眠后他会干什么？”

“我让他讲讲，他第一次怎么和姑娘接吻的？”

“你听这个干什么？”负责人很惊讶，“难道很有趣吗？”

“当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我有这个本事，所以我们商量好，我给他催眠并让他讲些我不知道的事，等他醒了，我再向他复述，那时他就不得不相信了。因为我只能从他那儿了解这个姑娘的情况。”

“等等，”负责人来了兴致，“你可以问问他……”

“不行，长官，”阿萨图良立即打断他，狡猾地笑了，“这只是个实验，我可不打算在您身上尝试。”

第二天，阿萨图良被提审。他第一次见到负责此案的侦讯人员，并不知道此人就是布拉特尼科夫将军。他们告诉阿萨图良，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长期坐牢，要么过富裕自由的生活。这有什么好犹豫的，阿萨图良当然选择了自由。为了感激救星们销毁了自己的刑事案件材料，他必须招认获得巨额收入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他只是使用了催眠术，让买方和卖方都能接受自己提出的价钱。事后，卖方好久不能缓过神来，搞不懂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把价值五万卢布的钻石项链只一千卢布就卖给了这个可爱的家伙，而买主用六万卢布买了这串项链还觉得占了便宜。就这样，阿萨图良没偷没抢，却发了大财。

阿萨图良的事其实很简单，他的材料只是在法律上被销毁了，事实上被放进了刑侦部门的保险箱，需要时可随时拿出使用。如果说让米哈伊尔·拉尔金和克格勃合作，告别可憎的职业过上富裕的生活，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他还可能会拒绝；那么，加里克·阿萨图良为了获取自由则不惜任何代价。因此，他总是愉快地完成各项任务，从不计较报酬的多少，对他来说，最好的报酬就是不让他坐牢。

“嘿！”看到帕维尔，阿萨图良高兴地叫了起来，“您终于回来了！”

帕维尔看了看他，笑了，阿萨图良当然有理由高兴了，因为只有经常与自己的监护人联系，定期完成任务，才能保证那个保险柜不被打开。虽说帕维尔的消失是事先计划好的，但阿萨图良还是感到不自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渐渐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恐惧。一切都随时可能发生。帕维尔在哪儿？材料又在哪儿？那个可怕的保险柜在谁的办公室里？会不会有一天办公室里的保险柜被打开，材料被取出来，然后再开始搜捕阿萨图良……

“你是不是特别想我？”帕维尔笑呵呵地问。

阿萨图良还是那样瘦小匀称，不像米哈伊尔那样发福。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米哈伊尔总是坐着，不爱动，而阿萨图良却整天忙得像把机械扫帚。他还干以前的老本行，当然，必须经过允许。但帕维尔有个条件，就是禁止他在做买卖时运用他的特异功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会干这个。”帕维尔经常叮嘱他。

“我记得在‘地铁’饭店有几个娘们和你挺熟的，怎么样，还没和她们闹翻吧？”帕维尔问。

“怎么会呢？”阿萨图良笑了，“女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怎么能和她们吵架呢？应该好好爱护才对。”

“你说得对，”帕维尔点点头，“后天在‘地铁’饭店有一个行动，你要开始工作了。”

“时刻准备着！”阿萨图良高兴地答道，说着敬了个滑稽的少先队队礼。

帕维尔最后拜访的一名小组成员是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这是一个上了年岁的男人，年轻时是个忧郁的美男子。卡尔比丽塔厉害，但他绝不是米沙·拉尔金那类人。他和加里克·阿萨图良一样，一切与生俱来，用演员的话说，他完全是另一种风格。高高的个子，气宇轩昂，灰白浓密的头发，黑亮的眼睛，他不用任何暗示就能把女人迷得神魂颠倒。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是位神经外科医生，在给病人治疗时经常使用催眠术。但他有一个缺点，其实也不能算是缺点，只是性格特征。他非常渴望别人的爱，却从未觉得自己需要去爱别人。总会有女人爱上他，他与她们中的大部分人保持距离，时不时给她们一点希望和鼓励，不让她们脱钩。他的女病人不论漂亮与否，只要向他卖弄风情，他就经不起诱惑。每个爱上他的女人仿佛都为他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他感到生活更加有趣。

卡尔就毁在女人手里。一个爱上他的女病人，等了好几个月也不见他从表面的恭维转向实质性内容，于是恼羞成怒，告到法院，说卡尔医生先将她催眠，然后在她丧失抵御能力的情况下将她强奸。不巧的是，卡尔工作时没带助手，该事件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人确信，卡尔对女病人碰都没碰一下。而受害者一再强调：“不仅碰了，还……”这个女人的丈夫是党政机关的一个大官，卡尔终于明白了，不会再让他干医生这行了，他命该如此。

当然，可以取证，接受采访，攻击造谣者，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如果这一事件发生在三四年后就好了，那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民主、多元化和新闻自由。但它发生在1985年，卡尔没有任何机会打赢这场官司。除此之外，他被明确告知：最好乖乖地离开莫斯科去某个偏远的地方，因为在莫斯科工作和生活的是最优秀的人才——国家的荣誉、智慧和良心的化身，他这样的坏蛋显然不配住在这里。卡尔长叹了一口气，准备用他在莫斯科的住宅在俄罗斯中部换一幢房子，和帕维尔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他是单身，到那儿可不需要拖家带口。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人，他说，如果卡尔答应某些条件，他就能留在莫斯科。条件有三个：彻底放弃行医；改变姓名及住址；为这个人服务并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卡尔并不愚蠢，他明白自己正在与一个强大的机构打交道，并很快猜到了他们想让他干什么。他并不需要钱，他挣的钱已足够让自己过上舒服日子。他行医收费虽低，但他的病人都是些有钱人，为了表示感谢他们给了他想得到的一切。卡尔什么也不怕，他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记录，但他时刻被仇恨煎熬着，他恨那个又肥又蠢的女人，就因为没跟她上床，她就敢这样报复他；他恨她那身居高位却道貌岸然的丈夫；他恨那些被视为智慧、荣誉、良心的化身的人，居然不让他和他们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

帕维尔给卡尔发了新证件，上面贴的是他的照片，写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现在他是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列文科。帕维尔解释说，为他选名字时，尽量保留了原名的第一个字母，这样一来只是对原来的习惯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卡尔就不用费劲去适应一个全然陌生的名字。还有那些出自女人之手、绣有他姓名字母的手帕，也必须扔掉。当然啦，是有点可惜，这可是天然的细麻纱布，而不是粗糙的合成制品。就这样，改头换面的列文科更换了住址，溶入莫斯科的滚滚人流之中。

丽塔为帕维尔工作是出于感激和爱，米哈伊尔·拉尔金是由于贪婪，阿萨图良则是害怕坐牢。卡尔和他们完全不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恨这个世界，尤其恨那些和他作对的人，因此工作得特别卖劲儿。他工作的对象都是些党政活动家、执法机关工作人员、高层领导人。帕维尔了解卡尔，给他布置任务时力求做到每项任务都能让他强烈地感到复仇的快感。可以说，促使卡尔为帕维尔工作的是感情因素，而非物质因素。

丽塔害怕进疯人院，米哈伊尔害怕贫穷，阿萨图良害怕坐牢，而卡尔什么也不怕。帕维尔觉得有必要尽快改变这种不协调状态。刚开始工作时，卡尔曾接受一项任务，致使一位大学一年级女孩自杀。事情是这样的：某些非常富有但不太守法的人对这姑娘的父亲很感兴趣，但他一年前刚死了妻子，坚决拒绝了这些对他极为有利的建议，他说：“我可以冒险，但一旦事情败露，我会被捕入狱，到那时我女儿怎么办？如果她知道她父亲是个小偷，她将怎样活下去？”一句话，这姑娘成了绊脚石。而那些人非常需要她的父亲，因为只有他才能签署那些对他们极为重要的文件。后来，这个姑娘莫名其妙地从十二层楼上跳下去摔死了，他们终于说服了这位父亲，让他签了文件，并因此赚了大钱。帕维尔手中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卡尔与姑娘的死有关，凭借这些证据，他控制了卡尔。

在帕维尔坐牢的两年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