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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阻挠刽子手-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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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搞错了，”米哈伊尔客客气气地对着话筒说，“您大概是想给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打电话吧？他的电话号码变了。”
“是多少？”被欺骗的女人急切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里安装了新的自动电话交换机，所有号码全变了，现在我的电话是这个号码。”
“那您怎么知道我要给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打电话？”女人怀疑地问。
“您并非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人，”米哈伊尔微微一笑，“整天有人给他打电话。也是想预约看病的。”
“可要是这样的话，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会给您留下他的新电话号码，”这位女士不甘心地说，“以便您把新号码告诉所有打电话找他的人。”
“只能让您失望了。您的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并未向我征求意见。同样，也没征求您的意见，祝您一切顺利。”
他放下话筒，苦笑着咧了咧嘴。一大笔金钱脱手而去，帕维尔坚决要求米哈伊尔停止进行心理疗法活动。他的要求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而米哈伊尔不能不听他的话。要知道，帕维尔随时都可能回来。他当时是这样说的：我又要走了，不过，这一次时间不长，大约两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帕维尔仍然没有回来，但他随时都可能出现在眼前。
米哈伊尔忧郁地想到了一个叫加利娅的温柔、可爱的姑娘。她胖胖的，令人心动，最好让她现在过来！她是那样的朴实、善良和坦诚，同她在一起，拉尔金的心能够得到休息。就是在床上，她对他也不是太苛求，他不必费很大劲儿，就连时间的长短，她也不苛求计较。她需要他，并不在乎性交的次数，而是为了保持自我评价。可不是嘛，那么风趣的男人，年纪正当年（这是凭着这个姑娘的想象，而拉尔金本人认为自己还要年轻些），有教养，又有钱。“瞧，我和谁在一起！”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部著名电影里的台词。也许，他这样做是对的，打电话吗？让她来吧。
拉尔金侧过身子，探身去取放在沙发旁地板上的电话。
“加利娅，”米哈伊尔对着话筒柔声细气地说，“没想到今天晚上我没有事儿，你怎么样？”
“怎么样！”他还用问吗！毫无疑问，她马上就会赶来的。随身带些什么去呢？吃点什么呢？毫无疑问，吃是一定要吃的，她知道米哈伊尔喜欢吃什么，她顺路就会都买齐的。不过，拉尔金在别人面前，总想充当绅士。不应该让女人为他花钱，他可不是那种让女人倒贴钱的男人。
“你过来后，我把钱给你，可别舍不得花钱。”他吩咐道，“所有最好吃的，我们都需要。”
这算什么。需要用美味佳肴和加利娅的温存来掩饰自己焦急等待的不安心情。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的一切将会怎样。
当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拉尔金躺在自家柔软的沙发上烦躁不安、饱受煎熬时，戈尔杰耶夫上校和他的两个工作人员正绞尽脑汁，思考着怎样才能找到拉尔金，或者至少弄明白拉尔金是什么人，尤拉·科罗特科夫把注意力集中在米纳耶夫将军同一个戴墨镜的陌生男人的会面上。当时，他一个人无法分身跟踪两个目标。只能等待着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同这个陌生人的再次会面。
“而米纳耶夫并不愿意我到他的朋友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那里去，”戈尔杰耶夫告诉科罗特科夫和谢卢亚诺夫说，“他马上就找到有关部门领导中的朋友，他很关心我们是否对他实施了监视。他想抓我们的把柄，想唾手而得。显然，他是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没什么，他不明白我们是怎么知道他与钦措夫的友好关系的，让这个问题折磨他去吧。”
“您仍然确信他们关系密切？”科罗特科夫问，“万一这真是一次偶然碰头呢？”
“假如这次会面是偶然的，他就不会全身紧张了，也不会到处打听我们是否对他进行了跟踪。你们和我都知道，我们无权这样做，而他也知道，这不，他想指责我们采取了非法行动。如果说他是清白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的孩子们，他如此忙乱，这比任何语言更有说服力。我特地到科诺瓦洛夫那里走了一趟，向他讲述了我的疑问。科诺瓦洛夫，是个神经健全的老实人，他不能不把我同他的谈话转告他的同事，他是那样地相信米纳耶夫，就像相信他自己一样。而我是想看看，这将会有什么结果。我就这么做了。我确信，请原谅我说得粗鲁，米纳耶夫想玩邪的。也许，在他同钦措夫的关系中，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成分，只不过是米纳耶夫想借别的某种情况来尽可能地吓唬我。看来，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不知为什么惹了一身的麻烦。或者说，他正要惹麻烦。这不，他把一张王牌藏到了衣袖里。”
“什么怪逻辑！”尼古拉·谢卢亚诺夫耸了耸肩，“一开始让我们帮忙，想让我们为他从萨马拉把那个人弄出来，可后来又想加害我们，这不是爷们干的事。”
“但这却很现代，”科罗特科夫指出，“这完全符合时代精神：求人，利用人，用不着了就翻脸不认人。你看看电视，谁都这样。把自己人支使来，支使去。”
“你说得对，孩子，”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他的话语里透露出明显的威胁，“不管这多么令人痛心，你说对了。尊敬的米纳耶夫将军是把我们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利用的。科诺瓦洛夫的要求对我来说就是法律，我不能不完成他的要求，但我已经感觉到，这件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而这件事也是不会结束的。现在，他感到我们在某些方面对他构成了威胁，就想扭断我们的手脚，首先是扭断我的手脚。我作为你们的领导，向你们两个发出了非法的命令。而你们作为非法命令的执行者，也难逃干系。我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把阿娜斯塔霞拖进来，否则，她也会听到军号就奋勇冲杀的。不过，我的孩子们，我们要考虑的不应当是这些，而要考虑别的。”
戈尔杰耶夫沉默了，他在狭长的办公室里慢慢地踱着步。尤拉和尼古拉也不做声地坐在那里，他俩知道，当领导思考时，不能打扰他。
“尤拉说得对，只要需要，有人就会毫不顾惜、毫不迟疑地出卖自己人。这可不是简单的玩笑，而的确是需要。因此，应该考虑的是，米纳耶夫将军的这种需要会是什么呢？当然了，绝不会是修修汽车的事儿，也不会是屋顶漏水这些小事儿。他为什么要抓咱们非法采取行动这张王牌呢？我的孩子们，是为了掐死我们，并且是悄无声息地掐死，是要切断我们的氧气。他向他的领导报告说，他发现有人对他实施跟踪监视。跟踪他的有联邦安全局的外勤人员，并且，他还查明了跟踪他的还有什么人。也就是说，他将会人证物证俱在地当场抓住你们，我的孩子们。此后，我就会被召进上级领导的办公室里，受到追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作出某种解释。那时候，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说出真相，但我清楚，用不了半小时，我的这些模糊的疑问和当时的情况就会被米纳耶夫所知晓。另一条路是不说真话，换句话说，就是说谎话。那样的话，就要考虑这个假话怎么说，要使假话不露破绽。要说得流畅。并且，我们三人都要背得烂熟，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
“是的，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谢卢亚诺夫突然活跃起来，“让他们整我们吧。我们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
“那丢掉工作你不害怕吗？”戈尔杰耶夫皱了皱眉头，“我说的不是他们逼我屈服的事。你不可怜我这个已经谢顶了的有病在身的老人吗？”
“那样的话，需要好好想想，别把任何人牵扯进去。咱们这么办：就说我们在跟踪一个戴墨镜的人，此人涉嫌参与了一些尚未侦破的犯罪案件。就说我们根本没有对米纳耶夫采取措施，而是对这个戴眼镜的人进行了跟踪。戴眼镜的人跟一个陌生人接触，我们就对这个人进行了跟踪，就像驴跟着胡萝卜走一样。”
“你可真是个冒险家，我的尼古拉，”尤拉·科罗特科夫叹了口气说，“谁会相信我们说的，跟踪一个陌生人，那么多天了还弄不清人家的身份。而一旦弄清了身份，就应该报告，说这是联邦安全局的将军，那样的话，马上就会接到‘不允许’的命令的。从规定上讲，我们的说法不合适。”
“停！”戈尔杰耶夫举手打断了尤拉的讲话，“别胡说了，我的孩子们。如果他们确切地知道你们跟踪米纳耶夫的天数，那我们可就要吃大亏了。而万一他们不知道呢？让我们再想想，在这方面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你们确信他没发现你们？”
尤拉和谢卢亚诺夫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谢卢亚诺夫含糊其辞地说。
“没有谁能替代你们，”上校若有所思地说，“不能把任何人拖进这个麻烦里，我们承担风险。这个戴着眼镜、满头鬈发的人，我们非常需要。尤尔采夫和小傻瓜巴扎诺夫都在这人身上。除非此人只是外表长得与我们要找的人相像，可怎么才能抓到他呢？”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尤拉和谢卢亚诺夫才从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出来。他俩一回到自己的屋里，就马上动手准备茶，并把从小铺里预先买来的火腿、黑面包以及味美价高的香肠摊到了桌子上。
“很可惜，这事儿不能告诉娜斯佳。”谢卢亚诺夫叹惜地说，“要是告诉她的话，她一定能给我们想个好办法。”
“弋尔杰耶夫曾顺便跟我说过，说我不够意思。”科罗特科夫说。他边说边狼吞虎咽地嚼着面包和香肠，“他说我把娜斯佳当成了智囊。说她不仅仅只有聪明的大脑，还有脆弱的神经，他不愿意让娜斯佳担惊受怕。”
“说得也对。可我从未发现娜斯佳有被吓着的时候。你见过她害怕的样子吗？”
“见过，”尤拉点了点头，“她胆小，怕事儿，这可是她自己说的。这是因为她的想象力比你和我弱。事情刚刚开始，她就能正确地估计情况，就能预知这件事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
“一点没错，这就是聪明带来的苦恼，”谢卢亚诺夫叹惜地说，“你放那么多茶叶干什么？混蛋。我们可不是要煮粥，而是沏人喝的普通茶。”
“浓一点好。我只是稍稍加了点茶，要不水就多了，茶不会有问题的。喝不完的明天喝，不用再煮了。”
“还真有你的！”谢卢亚诺夫赞叹说，“这是你在我们娜斯佳那里学的偷懒的方法？你最好别学她那一套。对了，尤拉，咱们把斯塔索夫给忘了。”
“为什么给忘了？”尤拉很惊讶。
“戈尔杰耶夫说了，没有谁能替代我们，他不想把多余的人牵扯进这次非法的冒险活动中来。”
“谢卢亚诺夫，别胡思乱想了吧……”
“不，尤拉，是真的，”谢卢亚诺夫打断他的话说，“戈尔杰耶夫什么都不知道。可以告诉斯塔索夫，应当帮帮娜斯佳，他不会拒绝的，我敢保证。”
“噢，他会马上跑到她那里把这事儿告诉她的。”
“可咱们没去呀。”谢卢亚诺夫反驳说。
“咱们，”科罗特科夫摹仿着谢卢亚诺夫的声调说，“咱们坐在这里，竭尽全力控制着把实情告诉阿霞的冲动。怎么，不是这样吗？咱们两人，咱们两人互相克制着不说。而他呢？稍加思考，就会都告诉她的。”
“可以好好地求求他，”谢卢亚诺夫坚持着说，“斯塔索夫是个职业专家，他应该明白这些东西。而从另一方面讲，他是个私人侦探，我们的规则不适合于他。雇主让跟踪谁，他就得对推进行跟踪，适用于他的法律还没制订出来呢。”
“万一他被人发现，遭到审问，他该说些什么呢？他会披人掐住脖子，人家会要求他拿出他同雇主签订的对米纳耶夫进行盯梢的合同。不，这是纯粹的欺诈行为。算不了什么好主意。”
“等等，你干吗一下子全部推翻我的天才想法。万一他有合同呢？”
“怎么？你来签这个合同？”科罗特科夫滑稽地模仿着对方。
“你什么都觉得可笑，”谢卢亚诺夫委曲地嘟哝着，喝了一口热茶，“你太可笑了……”
娜斯佳非常喜欢做表格，她对随随便便和以模糊不清的形式表达的情报很不容易记住。常常是看了后面的，就忘记了前面的。不得不再翻回来，重新看文章的开头，或把文件翻来翻去，寻找所需要的句子和段落。而用表格和方框表述的情报就很直观、鲜明，很容易进行分析。早上同扎托奇内一起跑步后，娜斯佳一整天都在研究虐杀狂的犯罪案件。她把大量零零散散的情况都汇总到表格里，这里有谋杀案的发生地点、时间，还有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脚印等等。
傍晚时分，所有的表格全部制成了。娜斯佳把这些表格摆放在屋子中间的地板上，而自己则盘腿坐在当中，开始对这些材料进行思考。
在谋杀案发生的时间上，没有任何次序。四次谋杀案是在一昼夜中的不同时间里发生的。在地点上，是在不同的地点。在谋杀的方法上，天哪，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四个被害人都是被勒死的，并且，不是用手掐的，而是用绳套勒的。还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吗？
受害者个人的情况？所有的被害人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只有一点，这些受害人的痕迹都曾在一些尚未侦破的重大案件的案发现场被发现过。不过，对这一事实不用进行分析，因为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虐杀狂杀人现场，没有一处现场遭到破坏。换句通俗的话说，在四处杀人现场，没有一处发现有搏斗的痕迹。这很可能是被害人不是在后来尸体被发现的地方遇害的，而是在别的地方遇害。另一种可能是，被害人跟虐杀狂很熟悉，没想到他会起歹意，于是，没留心地背对着虐杀狂。
娜斯佳拿起一张表格，表格上记录着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依据的是法医的鉴定）和尸体被发现的时间。随后，她又拿起另一张表格，上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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