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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十年-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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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贤者也’,也是当时一位‘旷世逸才’,最大的刀笔吏之一也。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他梁、杨二人之对决,不谈政治,也是当时文坛一场好戏,当年中国总统为着做皇帝,和今日美国总统为着玩女人,而带动全国第一流的刀笔吏之对决,而好戏连台。两地虽远隔重洋;时间相差亦近一世纪,而两方面之精采镜头,却相互辉映,真是两幕难得的今古奇观。
梁启超与文学转型的序幕
梁启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我们倒不妨顺便也谈谈,他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所发生的作用。中国近代文学之从文言转入白话,胡适当然是个关键人物,但是胡适不是忽然间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之前还有个酝酿时期,梁启超便是这个酝酿时期酝酿出来的英雄。因为靠科举考试保镳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举考试于一九○六年被废之后,他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完全取代之前,读者和作者的口味可不能变于旦夕,所以它要有个适合二者口味的一个文白混杂的转移阶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运用成语方面之简洁有力,往往亦非语体所能完全代替,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所谓新式报刊兴起之后,这就注定了这个转移阶段之存在,甚或长期的存在。梁启超便是这个转移阶段前期的头号大师。他这篇‘异哉’的大文,在今日报刊的读者读来,难免还是别别扭扭的诘屈聱牙,但是这别别扭扭的文体,正是他那个转型前期的报刊读者,每个人都看得懂,每个人都欣赏的时髦文体。明乎此,你就会体会到梁某的文章在那时何以有那样的煽动性了。
笔者这辈的老知识份子,幼年时还去古未远。我记得我还在念方块字的时候,便在祖父的书房里听到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头子,用手指点点我们在一旁旁听的小脑壳,说将来要我们学习写‘报纸文’。当时根本不知啥叫‘报纸文’。等到我在重庆读大学了,读到大公报上‘看重庆念中原’一类的社论,才对当年老头子们的话,恍然有悟,原来‘以浅近的文言加生动的白话’这种文体,最有说服力。当然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到王芸生的‘大公报’,这两种‘报纸文’之间,文言白话的比重,已经有霄壤之别了。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毛泽东的诗词,很糟很糟。但是他却说,‘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好’。我想毛泽东白话文写得好的道理,就是毛是个不守章法的人。写起文章来,文言白话,随心所欲的结果,而开这一文风的始作俑者,实在是梁启超他那篇‘异哉’的文章,当时便风靡全国,洪宪王朝后来的彻底毁灭,‘异哉’就要负一半的责任。文人的笔是可怕的啊。林肯向那个写‘汤姆大叔的小木屋’(又译作‘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女作家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说,美国的内战就是你惹起来的啊。当然她夫人的小说可以惹起内战,但是真要解放黑奴,还是要靠林肯的枪杆啊。梁启超固然能把候补皇帝骂得灰溜溜,但是要强迫洪宪皇帝退位,那还有赖于他底得意门生蔡锷将军的枪杆也。
北洋系是诸系之祖
前已言之,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他那‘大典筹备处’替他在北京荣孚祥订制的两套、价值二十万袁大头一袭的龙袍(亦说四十万),还未试穿,那精雕细刻的九龙戏珠(加个活龙坐在上面就成十龙)的宝座,还未试坐,那大太子因为东宫难保,还在幻想要搞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政敌皇弟,老二、老六干掉【这是根据他皇妹叔桢晚年的回忆,历史家断不敢无中生有也】;新华后宫里六位活的大小美人,还在为着封‘妃’’封‘嫔’,吵闹不休【史料同上】之时,袁‘皇帝’已经从宝座之侧昏倒下来。想复位做‘大总统’而未能,一口气不继,就龙驭上宾了。
一般说来,袁世凯帝制的失败,是出于蔡锷所领导的云南起义,来他个当头一棒之所致。这个历史单元论(single causation),在比较深入的史家看来,只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云南起义假如没个北洋系的窝里反,作为内应,单凭云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联合造反,也是枉然。再缩小,用个毛记红朝的术语来说,那西南起义将领之间,所蕴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也会把反帝制运动搞垮。请先说说,袁氏北洋系,这个袁家班的班底和班底内部的窝里里反。
北洋系是什么个东西呢?粗浅的说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期中,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的情况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称党、称派、称团。总之,它是一群人在一个头头之下的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君不见民国时期的大政客,动辄‘我系’、‘我党’如何,如何。(例如:北洋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政学系、交通系、研究系、老桂系,以及后来国民党的汪系、胡系、西山系、太子系、黄埔系、CC系、公馆系、桂系,乃至江浙财团等等;中共的国际派、毛派、托派、四人帮、四野系、二野系,甚至当年国军的黄埔系中的十一师、十八军也可形成个以陈诚为头头的‘土木系’,真是举之不尽。细说之,只有去编一部中国军政派系名词大辞典才可略窥全豹。)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孔老夫子说得更好,君子不党,‘结党’就必然‘营私’。小政客、孤鬼游魂们,称不了系,则结个‘小团体’,一以自保福禄,一以把持若干小衙门,以排除异己,共享所得。大陆上的顺口溜说,‘不吃白不吃’、‘有权不用,过时不候’,就说出小团体或个人把持衙门的经纬所在。这不只在政界军界为然,青帮、洪帮的黑社会,乃至满口德先生、赛先生的学术界、文艺界,作诗、著书、画画、唱曲子,都不能免。更可怜的则是,早年被贱视的所谓倡优,不结帮,也不能自保。做妓女的也有什么扬帮、苏帮,长三么二,来歧视土娼黑户。最奇怪的,连断肢瞎眼的乞丐,也各有其帮,不在其帮,也要被棒棍交加,打出街头巷尾,绝不容情。换言之,在近代转型期的中国,个人单干,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论为善或作恶,你都得有个帮。没有帮,就没有你。为着你的个人利益,为着帮的利益,乃至社区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都得‘识大体’,以帮的利益为首。这样,有时为着帮的事,你就不能奢言是非;相反的,你得在是非之间,睁只眼,闭只眼,‘识大体’,由它过去。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也是我们的劣根性吧。子夏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这也就是我们圣贤之教,替我们当代小节不拘的贤者开了个后门。让他们为着各自帮派的利益,作了违心之事以后,暗室三省吾身而仍自觉无愧也。这种由一群死党组织,拥护一个帮主的帮派,在民国史上就是从袁世凯的北洋系开始的。在政治运作上,它底高级的死党,便叫做‘班底’。这个名词是向在舞台上唱戏的戏班子借用的。像当时很红的梅兰芳那个班子里,萧长华、姜妙香等配角,便是梅氏的班底;梅则是他们的班主。双方相依为命,共存共荣。
政治舞台和戏剧舞台,原是一样的。大家都要有个班底。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李宗仁先生,在国共内战最紧要的关头,为何突然飞离重庆?李说:‘在重庆全是蒋先生的班底,我怎能留在那里?’后来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台湾?你是那里的总统嘛。不回去,任人家弹劾你失职。’李说:‘我在台湾没有班底嘛。’没有班底,就不能登台唱戏。只好待在美国做寓公了。
袁世凯那台滑稽戏的演出,也是全靠个班底的。他老人家晚年,班底里的主要配角,一个个各唱其戏,他这个袁兰芳只好唱个独脚戏,就卖不了票了。
袁家班班底溯往
朋友,上述这些现象,一般官史家都不愿着墨太多,因为那实在有损于庙堂形象,著书者往往也是‘身在此山中’,不免为尊者讳。多写了,也难免与党史、国史体例有违。但是这一现象却是近代中国史上,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绝对事实啊。
所谓北洋系便是袁家班的班底。那是他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代所慢慢铸造出来的。但那为时尚早,现代化的独裁政党(包括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这时都还没有出现。大清帝国的政治制度虽已日趋崩溃,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地方政治上的回避制还是继续有效。所以后来蒋、毛二公所搞的‘党政军’一把抓的个人独裁制,还非袁之所能及。老袁只能以曾国藩、李鸿章的老办法,抓抓军。军,事实上他也不能全抓。西太后在死前,为夺其兵权,把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他也只有乖乖地交出兵权,迨西后、光绪同时死亡,以一个糊涂蛋的醇王载沣,拥一对寡妇孤儿入承大统,对老袁要报一箭之仇,袁世凯也只有抱头鼠窜而逃,不死者几希。迨朝命以足疾开缺,回籍养痾,老袁也只有磕头谢恩,跌跌爬爬而去,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是中华帝国的制度使然。以后国共两朝,都是绝对做不到的。
可是满清大帝国的衰亡的周期已届,老袁虽按‘祖制’百分之百的交出兵权,那个腐烂的王朝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照单接收。迨武昌变起,还要优诏袁某出山平乱。这个班底便又在袁氏掌握之中了。等到他养寇逼宫,取得政权,当了总统以后,这个总统如何运作,他虽然在五千年政治传统里,找不到蓝本,对新制又茫无所知,幸好他还掌握了一个如臂使指的老班底,在新的舞台上,还是可以旧调新腔随机乱弹。(‘乱弹’也是旧剧目之一种,它杂糅众家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然终不出传统老套也。)迨帝制骤起,袁要恢复旧戏,而班底诸配角,乱弹已久,如今已分别弹出各自的名堂来,班主要旧调重弹,就很难号召全班了。
北洋系的窝里反
北洋系的班底的主要配角是那些人呢?简言之,从小站时期开始,文场最高领导大致以所谓‘嵩山四友’:徐世昌、李经羲、张謇、赵尔巽四人为首。此四友者,经‘朝议’虽比照汉初的‘商山四皓’,而位隆于四皓也。他们一免跪拜称臣,二赐朝服肩舆,三为入朝赐座,四锡优厚年金(二万银元)。然此四人皆不领情。最重要的是号称相国的徐太保,时任袁政府的国务卿,筹安会出现未几,徐即称病离职。其他三人亦挂冠求去,其时袁的参政院与政事堂中,原网罗有共和复辟两派,政见相反,而一致拥袁排孙的人士甚众。赵尔巽便是复辟派的领袖,总检察长罗文干则共和派之中坚也。如今两派领导者皆纷纷求去,给袁之难堪虽多,然究无直接致命之伤害。袁也就淡然处之了。但是他们在袁氏帝制中所发生的破坏力,则无法估计了。
可是武班底的窝里反,情况就更严重了。袁之真正的实力,还是他那老北洋六镇(六师)的枪杆。这个枪杆除老袁自己紧握在手,绝不放松之外,下面能代他掌握的便是所谓‘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了。王士珍这条‘龙’,由于诸种公私原因,在军中虽声望弥高,然一直未掌握实权。迨袁有意帝制时,王事实上已告老还乡,享其儿孙之乐了。【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页七○…七二。比较晚出的一手史料,如大陆上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记亦多,不备载,详史料篇。】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这两个一‘虎’一‘狗’,可不一样了。袁的看家之宝的六镇之兵,都掌握在他二人手里。袁为防制他们建立私人势力,乃把他们在六镇之中,不时调动,因此段一人在六镇之中,曾历任四镇的‘统制’(师长)。袁的本意只是对其部属搞‘将不专兵’的把戏,等到他们水涨船高,段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袁的六镇班底,也都做了段的部属,使段氏在后来所谓‘北洋军阀’系统中,威望足以号令全军的第一号大军阀。
段氏,合肥人,幼年也是老淮军眷村里的产品。李鸿章的北洋武备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德,并在克鲁伯兵工厂做实习生。后来为袁罗致,成为位仅次于袁的小站元老。辛亥革命时接替冯国璋为清军前敌总指挥,兼湖广总督。终于率前敌清军将领四十余人,电迫清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闻名国际。在袁氏替孙之后,段为袁政府中最具实力的陆军总长。袁氏戡平二次革命时,段氏摄阁。帝制之初,主将军府,兼统率处,号令三军,权倾朝野,为当时中国之第一军人。但是功高震主在袁氏看来,就成为尾大不掉,乃稍削其权而引起段的反感。加以段亦以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自许,接袁氏之班,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做袁氏之臣,那就是降志辱身了,非大丈夫所能堪也。但段显然无反袁之心,迨工杯葛而已矣。段原与袁府的‘大爷’(克定)不相容,这时克定乃乘虚而入,竟向皇父建议以王代段。袁氏误听儿言,乃命克定苦劝卧‘龙’,出山代段,并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底正式交接。这一来,火上加油,袁、段的关系乃发展到决裂的边缘。据松坡遗墨所示,蔡锷在潜离北京之前夕,曾与段有密谈。再据上引袁静雪的回忆,袁氏死后,遗族曾一夕数惊,因为有密报说段祺瑞要派兵来包围中南海,尽诛袁氏家人。段为此表明心迹,曾特地把老婆送来参与袁家守灵,以安袁族之心,云云。袁、段的关系发展到这种恶劣地步,袁氏帝制之失败,还需历史家多唇舌乎哉?
曹丕不好伺候
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故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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