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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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还没有建立，你的体制还在转型，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甚至认为西方政治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这种观点在中国竟然还有相当的市场和影响力，这是令人吃惊的。随着一个又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今天西方许多主流学者都不再否认福山“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观点失之天真，甚至连福山本人2011年1月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坦承“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说明他比我们国内的一些自由派更加尊重事实，更加意识到西方民主模式自身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挑战。

我在《中国触动》一书中比较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三种改革模式的结局：第一种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原苏联和东欧的“激进改革模式”，即对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中国的“稳健改革模式”，其特点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适中规模的社会体制改革和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的重点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铺平道路，最终落实到民生的实质性改善。总体上看，“保守改革模式”的结果是经济和社会严重缺乏活力。“激进改革模式”的代价巨大。我当时还描述了苏联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的模式，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寿命降到60岁以下。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比较另外两种模式，显然是最成功的。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民对未来的预期空前乐观。

中国进行了大量规模相对较小的政治改革，例如，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精神生活；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得以发挥；废除了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制度；进行了村级选举为代表的多种基层民主试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官员“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广泛实行了官员提拔公示；改革了户口和档案管理制度；大规模地削减了各种行政审批；政府重大决策均进行广泛民主咨询；建立了基本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等。中国今天的迅速崛起与这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改革是分不开的。

只要对中国政治制度略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走出旧的“政治挂帅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政治变革的过程，因为旧体制的特点是政经不分（如企业是党政企三权合一，农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而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政经不分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互动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把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于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中，主要是围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改进社会治理来推进的，例如废除人民公社，一方面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一场涉及中国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我们的国企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制度和政治管理体制的创新。我们的物价改革、住房改革、银行改革等也都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领域的改革。中国的许多改革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不是单向度推进的，而是综合推进的，许多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的内容都寓于“经济”改革之中。

总之，中国各种政治改革事实上已有相当的积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比外界了解的要大。我们绝大多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政治改革的独特方法，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单向度推进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避免了许多国家因激进政改而造成的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崩溃乃至国家解体。

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和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和综合。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已经借鉴了西方强调个体和差异的许多做法，但中国从未放弃自己整体思考和综合治理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体现了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政治考量：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里进行改革，一定要考虑每项改革政策的代价。智慧地、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争取较大的成果，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途径。

总之，中国一切改革的宗旨都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非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在坚持这个宗旨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改革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逻辑，即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各项具体改革的比重会时有调整，该侧重经济改革就侧重经济改革，该侧重社会建设就侧重社会建设，该侧重政治改革就侧重政治改革，该三者齐头并进就三者齐头并进，一切都取决于改革的具体时空条件。但现在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对改革大业的宏观把握上，我们还是会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发展生产力、全面改善民生仍将是中国很长时间内的首要任务。

在经济领域内，中国已经形成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已经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明显胜于导致西方金融危机的“华盛顿共识”。在社会建设方面，我们已经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了覆盖了13亿人的基本医保制度，而美国至今还有1/6的国民没有医保；我们的住房自有率也一举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在政治领域内，我们“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创新，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已经不害怕和西方仅仅依赖选举的政治模式竞争；我们一系列五年规划的成功制定和执行，以及这个过程所展现的决策民主和经济社会效益，令西方对中国模式不得不刮目相看。2013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核心内容是“政治定力”前提下的全面改革，特别是五位一体的联动改革。所谓“政治定力”，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五位一体”，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全面改革，同时中央也明确地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这再一次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内在逻辑，以求全面地、智慧地、稳妥地推动各项改革，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

三、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2012年3月，福山先生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的文章，还是坚持2011年6月他在上海“文汇讲堂”与我辩论中国模式时表述的观点，即中国历史上遇到了“好皇帝”，朝代就兴旺发达，遇到了“坏皇帝”，就一蹶不振，他认为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以薄熙来事件为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还是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同年4月，在伦敦书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办的“中国浪潮”论坛上，《金融时报》的一位资深评论员也对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认为中国模式看来靠不住。

我坦率地回答了这位评论员的问题。我说，西方媒体今天也不否认中国下一届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已经定下，这是第一位的大事；下一任总理的人选也已定下，这是第二位的大事。以我之见，这本身已说明中国高层接班制度运作顺利。至于薄熙来事件，它不会影响中国最高领导人接班大局，硬要扯上“好皇帝”“坏皇帝”的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了。

至于福山先生强调的“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西方国家的某些成功确实与这个因素有关。中国过去30多年制度创新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重视制度安排，重视法治精神和程序正义，但我亦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取决于是否有“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而是取决于这些“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是否符合一个国家真正的民情国情，以及是否能够与时俱进。以我们熟悉的印度为例，它似乎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是印度方方面面几乎都落后于中国，其多数社会指标甚至还达不到中国西藏地区的水平。日本似乎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治国乏力，经济衰退也持续了20来年。美国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这一切似乎日益演变成了一种“制度僵化和法条主义”，这自然是美国体制中最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这种僵化的制度下，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尖锐对立，使美国的各种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在这种法条主义模式下，美国的社会治理成本异常高昂，用福山先生的话就是“否决政治”盛行，使必要的改革措施无法实施。西方“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确实需要好好改革了。美国著名媒体人扎卡利亚不久前也感叹：“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其他国家行动迅速且具远见，而我们（美国）的政府却瘫痪了。不停地说我们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体制确实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况下还这样说，就很像那些没有脑子的啦啦队了。”＇12＇

我前面已经概述了美国中产阶级和“美国梦”遇到的困境，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种困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以为是美国的政治模式出了问题。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政治体制的问题。对美国政治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国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已经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三权分立”今天几乎成了政府“无能为力”甚至“政治瘫痪”的代名词。

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最大困境在于：“三权分立”本质上仅仅是一种局限在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可以左右美国的许多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三股力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应该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眼光已经超出了美国模式，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政治探索意义非凡。

西方不少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如前所述，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仅限于政治领域，本质上这些权力还是被资本力量所驾驭。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大致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经济和社会力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一种平衡。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三种力量格局在中美两个国家的巨大差异。

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了，影响着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

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统是美国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于美国的政治力量有某种限制，美国法律甚至规定过，为了防止富人操纵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的捐款上限为2　500美元。但近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美国民主真正成了“钱主”。

再看中国，历史上，中国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都在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大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资本力量的长处在于它善于创造财富，展现效率。过去60多年的历史表明，前30年间，中国对资本力量压制过多，导致了经济活力严重不足，民生改善进程过慢，但随着改革开放，资本力量迸发了，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带来自己的副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制约力量的话，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限制。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的，而美国最富的50个人应该足以左右白宫的决策了。资本无祖国，这些年又出现了新现象：今天资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愿望已明显减少，因为通过全球化和网络化，他们最大利润的来源地可能已经不是本国，这也是西方面临的一个新的制度困境。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