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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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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阐述的“一国四方”大致可以概括中国国家的特性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虽然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已经展示了自己的优势，它们可以和西方的制度安排竞争而胜出：“整体利益党”比西方的“部分利益党”更有凝聚力、领导力和执行力；“协商民主”比西方“大众民主”更能体现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更能作出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规划和决策；“选贤任能”所产生的中国领导人总体上比西方“选秀模式”更称职能干；“混合经济”比“市场原教旨主义”更能保证经济顺利、迅速和平稳地发展，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也是一种避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所实践的这些制度，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结合，包含了对中国自己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对别国有益经验的借鉴。这些政治安排展现了自己的巨大定力和活力，为中国的迅速崛起，为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1＇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0页。
＇2＇邓小平：“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0页。
＇3＇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5页。
＇4＇邓小平：“总结经验，使用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
＇5＇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
＇6＇邓小平：“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360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26页。
＇8＇邓小平：“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准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8—319页。
＇9＇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
＇10＇Zhang Weiwei：“The Allure of the Chinese Model”；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2；2006。
＇11＇潘维2014年12月9日在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会议上的发言。
＇12＇钟声：“为什么西方国家需要政治变革”，《人民日报》，2011年8月26日。
＇13＇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2、64页。
＇14＇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15＇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
＇16＇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5页。
＇17＇“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March 1–7。
＇18＇Zhang Weiwei；“Meritocracy vs。Democracy”；New York Times；November 9；2013。
＇19＇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111页。
＇20＇参见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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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话语超越：谁的终结？
一、建构强势的中国话语
2014年3月访问柏林，电视里正好在播一个BBC的节目，叫“自由2014”。节目里一位加拿大宇航员拿着当年“冷战”时期从外空拍摄的柏林夜景照片说：“你们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暗淡的部分是东柏林，这就是自由民主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的区别。”已经21世纪了，西方很多人看待世界还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还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放大的东德”，简直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其实，我们从抵达柏林的一刹那就感到：与上海相比，柏林要“暗淡”很多，其机场可以用“简陋”两个字来形容，其城市可以用“空空荡荡”四个字来形容，其夜景可以用“比上海差太远”六个字来形容。当然，德国还是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这种“民主与专制”话语的荒谬性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崛起过程中，有个绕不过去的坎，这就是西方话语。中国人爱好和平，从来不想惹事，只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过得红红火火，中国人想低调做人，想韬光养晦，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遗憾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西方媒体的影响，哪怕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到了西方，那里的普通百姓都会问你，中国怎么有这么多人权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民主国家呢？尽管中国是世界上进步最大的国家，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国家，是人民对自己前途最乐观的国家，但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媒体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负面报道，背后是许多西方人盲目的政治自信，是“历史终结论”的影子还在作怪，所以我们要点破西方话语，要解构西方话语，要指出这种话语的不智和荒谬之处，同时我们还要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对国人说清楚，对世界说清楚。
今天中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然而，“世界老二”不好当。美国已经扳倒了两个“世界老二”，先是苏联，后是日本。前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后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接轨的，但美国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自己变成“世界老二”，它很害怕失去“世界老大”的位置。从这些年美国的各种战略部署来看，它已经加紧了对中国的各种“制衡”。随着中美硬实力差距的缩小，它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软实力来牵制和阻碍中国的崛起。2011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道出了美国的考量：“与我们的军事力量或经济规模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影响力的资产是我们的价值观，特别是我们对民主与人权坚定不移的支持。”＇1＇
美国在“软实力”方面针对中国主要采用了两个方法：“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所谓“内部制衡”就是培养和支持中国内部的敌对势力，包括“藏独”“疆独”势力、各种异见分子和“意见领袖”，培养和支持中国内部亲西方的知识精英和媒体舆论。所谓“话语制衡”，就是以西方话语为武器，不断设置各种瓦解中国人心的议题和忽悠中国公众的话语，以期最终实现某种“颜色革命”，使中国陷入混乱乃至解体，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政治文化中没有“与人为善”的观念，只要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与人为恶”将是常态。在美国硬实力持续下降的同时，美国加强了软实力的攻势，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和认识，绝不能以自己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来代替坚定有力的反制措施。
这种“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的方法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迈向世界第一，但美国以及西方势力影响下的一些中国人，唱衰和谩骂中国体制的舆论从未中断，导致了相当多的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人士处处以美国模式马首是瞻。这种对美国模式的顶礼膜拜使他们敌视和诋毁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对于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要上纲上线，一切都是制度问题，最好是拆了“故宫”建“白宫”。他们硬是把一个世界上崛起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描述得一片漆黑，这不公道，当然也不得人心。对于美国和西方存在的大量问题，他们则帮着文过饰非。
没有话语是无法真正崛起的，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即使是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做是做错的，或者是过渡阶段的，最终要转到西方模式，尽管西方模式早已处在重重危机之中。没有话语的崛起，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梦想也可能因为西方话语忽悠，而前功尽弃。当年，武装到牙齿的德国法西斯没有能够摧毁苏联和南斯拉夫，但美国和西方的话语可以把他们摧毁，这个教训我们必须铭记。我们千万不能被如此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而功亏一篑。我们今天已经解决了“挨饿”、“挨打”的问题，现在是解决“挨骂”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要抓紧补上这个短板，这是关系到中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应该尽快把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
没有话语就会很被动，和西方谈人权，有点像汇报工作，和他们说我们的人权和民主建设正在取得进步，然而由于中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很多方面还达不到你们的水平。这样谈人权还是在西方的话语语境中谈人权，只会越来越被动。我们要掌握主动，要超越西方僵化的话语体系，从人类良知的角度，以中国人自己的认知和话语来回应西方的话语挑衅。如果美国要和我们谈人权问题，我们非常欢迎，但首先要告诉美国：我们认为21世纪对人权的最大侵犯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最保守的估计这场战争已经直接造成了至少10多万无辜平民的死亡，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我们应该这样质疑美国：“伊拉克战争杀害了这么多平民，这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呀。对这个问题你们至少也应该向国际社会、向伊拉克人民作一个解释呀，否则你们怎么有资格来和中国谈论人权问题呢？”我想这样的话语并非只是为了谴责和调侃美国，而且也是陈述事实，我们这样谈人权，不仅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也会得到西方多数人民和全世界多数人民的支持，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没有自己的强势话语，就没有定力和担当，就无法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会在很多问题上不知所措。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许多政府部门甚至只能跟着西方势力操纵的“民意”走，跟着“网络”和“微博”走，就是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各种方式的网军“灌水”、“注水”、“删帖”，使网络和微博早就失去了公允性。前些年中国的这种状况连很多外国人都觉得诡异，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干脆刊登长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称为“谣言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urs）。〃＇2＇一个叫秦火火的人造谣传谣3 000余条后才被抓获，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他和他所代表的黑暗势力要“谣翻”中国。在西方国家，你造三次谣，甚至造一次谣，一定被抓。这些年，类似秦火火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后才开始被扭转。
记得2011年福建发生了一起屠童案，惊动了国人，全国都安排警力保护学校，我当时还在欧洲，我的直觉反应是中国校园怎么一下子降到了美国校园惨案频发的水平，这不太可能。我一直认为中国校园属于世界上最安全的一类，这迄今为止都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当时的国内舆论，包括主流媒体在内，或多或少都把这些惨案归咎于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公，这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这种话语可以成立，那么比中国校园悲剧多得多的美国校园枪杀案无数，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社会早该崩溃了。如果这种解释可以成立，那么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和俄罗斯2010年莫斯科地铁爆炸则是更深层次的社会不公所致，但美国和俄罗斯主流话语一致把这类行为归结为恐怖主义。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源于种种原因而产生的失意者，其中总有极少数人可能转变成极端主义分子。无论社会是否给他以关怀，他总是仇视这个社会，甚至不惜以极端形式来报复社会。这种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中国有，瑞士有，美国也有，甚至比中国还多。对于这种变态者的所作所为，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应该给予同声谴责，因为他们的行为超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但是由于话语缺乏，我们不少媒体和舆论完全受民粹主义左右，不但不谴责这种行为，而且以此来渲染社会对立和对抗。
中国正处在迅速崛起的时期，中国社会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之中。各种利益调整自然带来了一些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等问题。中国媒体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以公正、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引导社会走良性调节的道路，而不应该诉诸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平民化的“大众式狂欢”，它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理性的思考，不在乎一个民族长期和整体的利益，而只在意情绪的宣泄。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平和向善的社会。美国西奥尔良海啸后和海地、智利大地震后都立刻出现了大规模的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而中国汶川地震的规模十倍于它们，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有再多的问题，也还是处在自己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中国人平和向善的文化基础上，秉持理性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重蹈民粹话语的覆辙，千万不要走西方一些势力所主张的社会对抗的道路，我们不能把一个凝聚力极强的中国再一次变成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社会，这只会使中国人百年的富强梦最后功亏一篑。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只要秉持理性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度过较为艰难的社会转型期，迎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前行，不久我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用自己的话语清晰地向国人、向世界说明我们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往哪里去，自信地回应海内外对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的一切质疑。我们已经无法回避任何外界的质疑了。我们必须加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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