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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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老城的一家画店，里面居然四分之一的画像都是铁托。我问店主人——一个满脸皱纹的长者：“您还是非常尊重铁托？”他说：“那当然，一个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领袖，人民永远铭记他。”

在克罗地亚也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战争还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大量尚未爆炸的地雷，至今仍然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克罗地亚人仇恨米洛舍维奇，“我们打了6年仗，死伤人数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数字，我们的生活水平，至今还没有恢复到南斯拉夫时期的水平。”克罗地亚朋友K君对我说。当地的报纸称已发现了138个大型坟地，埋的都是战争中被塞族打死的克族人，但我无法核实。我们路过了萨格里布的大教堂，祷告者无数，教堂人满为患，K君对我说：“经历了战争，人人心里都有阴影，不少人都闷闷不乐，大家都想从宗教中找到更多的安慰，但是尽管信教的人越来越多，我国的自杀率还是世界领先。”

晚上，我与K君夫妇共进晚餐，他们说在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共和国，包括最早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声望最高的政治家仍然是铁托。我问：“你们怀念铁托，主要怀念他什么？”K君说：“怀念那个时候的和平和懒散，怀念那个时候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带薪休假。铁托那个时候，除了上街游行会有麻烦，其他你什么都可以做。”他夫人补充说：“还有铁托的个人魅力，现在的领导人无人可比，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尊和个性的共产党领袖，他抽雪茄，住别墅，带瑞士名表。”K君狡黠地一笑：“还有他和那些漂亮女演员的故事。”分手时，K君给了我他最新的名片，我注意到，上面电子邮件地址用的是南斯拉夫的域名。

在科索沃首府普利什蒂纳，我和科索沃电视台的总经理A君谈天，他自己在贝尔格莱德念的大学，“我当时最好的朋友都是塞尔维亚人，”他对我说，“但是后来米洛舍维奇搞大塞尔维亚主义，我和我夫人是阿族，我们就失业了。这种迫害甚至涉及了孩子，塞族孩子和阿族孩子天天打架，最后只好分开，上不同的学校，等于是种族隔离。”他还告诉我，自己一次与夫人去马其顿办事，返回科索沃的时候，守卫边境的塞族警察禁止他们入境，他们只能在边界宿营，整整等了三天三夜。在科索沃开车旅行，不时会看到一片一片的公墓，普利什蒂纳的山坡上还有漫山遍野的坟墓。“这场战争，我们每个家庭都有失去的亲人，所以恢复塞族和阿族的和谐已经不可能了。”他叹息地对我说。

我们一起散步到市中心，看到了穆斯林的清真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A君说，你看，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相处。不远处还有一个纪念碑，由三根高高的柱子组成。他告诉我：“这是纪念铁托生前最后一次访问科索沃而矗立的，象征了阿族、塞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当时，科索沃省是南斯拉夫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睦相处的模范省。”我认识不少塞族人，也认识不少阿族人，这两个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待人热情洋溢，和他们交朋友很容易。如果有个能够主持公道的好政府，这两个民族完全可以和睦相处，但是在民粹主义政客的煽动下，一个民族和睦相处的模范之省很快就变成了民族仇恨与厮杀之地。

与塞尔维亚人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强调外部势力的干预导致了危机。塞尔维亚一位学者对我说：“科索沃当时的所谓的‘解放军’，杀害了很多塞族人，在1998年以前，美国自己还把这个组织列为恐怖主义组织，但为了肢解南斯拉夫，美国改变了政策，向这个组织提供大量物质支持和人员培训。国际政治中有多少正义？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说这话时，他的语气很肯定。现在科索沃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的支持下已经正式宣布了独立，但塞尔维亚、俄罗斯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尚不承认，这也意味着这场南斯拉夫分裂引发的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我碰到一位60多岁的作家，他说：“当年整个东欧都羡慕我们南斯拉夫，他们搞的是死板的计划经济，而我们这里美元可以随便兑换，房子可以自由买卖。”这位作家还见过铁托，“当时铁托已近80岁，但红光满面，身体看上去很硬朗。他喜欢爵士乐，喜欢富裕的生活，不过他也想办法使他的老百姓富裕起来。”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马其顿政治。他说，铁托有政治诚信，而今天政客最缺少的是政治诚信。“我们这里喜欢拿政客开玩笑，”他说，“我们最新的笑话是：我们的总理去布鲁塞尔要求加入欧盟。欧盟对他说，你们必须建立一个100％的民主体制。我们的总理回答，没关系，我们已经建立了超过110％的民主体制。”他说马其顿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马其顿人与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现在阿族人已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说不定哪一天，他们要求和科索沃合并呢。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则要解体了”。前南斯拉夫地区就是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问题没完。科索沃人担心“大塞尔维亚”，马其顿担心“大阿尔巴尼亚”，而在隔壁的希腊，人们担心的是“大马其顿”。

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况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西方有不少人希望中国也会出现类似南斯拉夫这样的解体。但他们的这种愿望是不会实现的，因为维护中国国家的统一是13亿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但是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我们还是要深入思考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前车之鉴，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从而使我们的崛起更加顺利、更加精彩。

六、东欧：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20多年前，东欧国家选择了全盘西化的道路，而中国则选择了继续走自己认定的道路。两种不同的选择自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过去20年中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东欧国家，也和东欧的各种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和交谈，自然有所感悟，有所感叹。记得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德国小镇埃姆看过一场白俄罗斯演员用俄文表演的独幕话剧，那是只有一个演员表演的那种真正的独幕剧。表演不是在剧场进行，而是在我下榻饭店一楼的咖啡厅内进行，五六十个观众，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演出。话剧的名字叫《穿牛仔的一代》。西方国家把白俄罗斯看作是欧洲剩下的最后一个“专制”国家，而这个话剧是“反专制”的，在白俄罗斯被禁演，所以现在就在欧盟的资助下，在欧洲各地做巡回演出。因为有英文字幕，我看懂了这个话剧。

剧情非常简单：一个白俄罗斯的青年男子，非常向往西方，起初是收集西方游客使用过的色彩缤纷的塑料袋，向自己的朋友们炫耀，后来开始倒卖西方的牛仔裤。一次在与外国人换美元时，被警察抓去询问。最后他又参与了反政府的示威，被投入监狱。他躺在监狱里做了很多梦，梦到监狱外面美丽的田野，梦到监狱的厚墙倒下了，梦到了当年为反对苏联入侵而在布拉格温瑟拉斯广场自焚的捷克青年。最后，他终于走出了监狱，嘴里嚼着口香糖，右手举着一根长长的木杆，上面挂着一件牛仔衫，象征了反专制统治的旗帜，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40分钟左右的短剧结束，男演员和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聊了起来，他见我来自中国，不无好奇地问：“能不能坦率地问你一个问题？”我说：“越坦率越好。”“中国和这个话剧描述的情况一样吗？”我笑了：“还真不一样。你可能还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牛仔服生产基地，中国愿意持有美元的人也在锐减，因为美元越来越不保值呀。”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建议他最好自己去中国看一看。不过我也对他说：“我理解您的这个故事，中国也经历过商品极度短缺，文化生活极端枯燥的岁月，很多人当时也把西方想像得无限美好，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和东欧采用了不同的变革方法，各有利弊，我个人觉得中国的方法略胜一筹。”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然后说：“以后一定要去中国看看。”

东欧当年剧变的原因很多，但对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匮乏和文化生活的枯燥。我1986年曾随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尼亚，当时的罗马尼亚电视节目非常单调，以齐奥塞斯库的活动和没完没了的会议为主，电视机也都是罗马尼亚国产的，质量很次，国宾馆的电视机，也只能雾里看花。我还抽空去了布加勒斯特最繁华的百货商店，看到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日用品，走近一看，顾客在抢购上海生产的美加净牙膏。后来我又有机会，坐车从维也纳去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瓦，入境的一瞬间就感到强烈的反差：路灯昏暗、道路狭窄、人的穿着土气，我在布拉迪斯拉瓦第一次看到欧洲还有这么多的穷人，三五个穿着邋遢呢大衣的斯洛伐克男人挤在火车站餐厅喝土豆汤，吃黑面包，整个斯洛伐克首都最大的中央车站餐厅，就提供这么一种怎么也无法使人产生食欲的“菜肴”。当时的波兰的情况要好些，但消费品种类也少，款式陈旧，商店的橱窗布置简陋，卖水果的商店就在橱窗上画一些苹果，街上跑的都是东欧自己生产的简陋的甲壳虫小车。

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尽管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制度（这也是现在不少人怀念那个时代的原因），但整体经济实力和物质生活水平明显不如西方，前面白俄罗斯话剧中所描绘的西方的塑料袋、口香糖、美元，都是西方更为优越的物质生活的符号，中国七八十年代也有类似的经历。东欧后来的政治危机也源于经济形势恶化。从1980年开始，波兰经济走下坡，失业剧增，导致了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虽然东欧国家在70至80年代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但总体成效有限。与西方相比，他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距还在拉大，引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这也给西方很大的心理优势和政治话语权。

当时的苏联和东欧流传着很多关于物资匮乏的政治笑话，一个人们反复引用的经典笑话是：一天，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妻子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妻子说：“没有油啊。”“那就煮！”“没锅。”“那就烤！”“没柴。”伊万气得把鱼扔回河里。那鱼在水里划了一会儿，跳跃了起来，激动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万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3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物资极度匮乏到经济空前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邓小平说过：不发展经济，不搞改革开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东欧大致就是这样走上死路的。

当然，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还有其深层原因。例如，这些国家的政权存有先天的不足：这些政权（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几乎都是二次大战后靠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扶持上台的，国内群众基础薄弱。邓小平1989年对访华的泰国总理差猜曾这样解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3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人有这个本领。”得之易，失之也易，这是生活中的规律，也是政治中的规律。

另外，东欧的经济改革普遍没有中国走得远，思想僵化了，始终未能突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政治话语也大都从苏联教科书批发而来，没有多少自己原创的东西，对本国老百姓没有吸引力和说服力。1989年，控制东欧政治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己乱了方寸，在强大的西方话语面前毫无招架之力，被西方话语彻底击败，至此，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下台就是意料中的事了。经济上没有搞好，政治上失去了自信，最后自然也被自己的老百姓所抛弃。

东欧剧变至今过去20多年了。这些国家近况如何？人民生活得怎么样？他们的民主质量如何？有没有什么中国可以汲取的经验教训？我十分关注这些问题。从2000年开始，我走遍了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总体上看，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还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上采用了西方模式，经济上仍然非常落后，这两个国家至今还属于欧洲最穷的国家。2001年，我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乘飞机去阿尔巴尼亚访问，坐我边上的是一位50多岁的沙特阿拉伯工程师，叫阿卜杜拉。他说想去地拉那看看，如可能的话，准备买套房子，晚年可以在此退休。我问为什么选择阿尔巴尼亚，他说，阿尔巴尼亚是穆斯林国家，房价又便宜，以后还可能加入欧盟。我微笑地点点头，理解他的天真。我们抵达了地拉那，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候阿尔巴尼亚边检人员为来访者一个一个地手工进行登记，因为没有电脑，一切都非常慢，阿卜杜拉直朝我摇头，说：“我在这里买房子的念头开始动摇了。”等我们坐着破旧的计程车一起上了通向地拉那的坑坑洼洼的公路，他说：“太没意思了，我明天就离开。”我倒是在地拉那高兴地逗留了3天，还去了港口城市杜拉斯。阿尔巴尼亚人热情好客，很多人还记得当年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甚至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东欧其他国家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在1989年剧变之前，大部分东欧国家已属于中等水平的工业化国家，其特点是农村人口一般都低于30％，其中比较富裕的是东德、捷克、匈牙利，较穷的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经过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后，经济最终都复苏了，并有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已加入欧盟的8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但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中又遭重创。这8个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