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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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价值的人确实很少了。

拿来主义与过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一个概念。晚清时候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好像孔夫子的儒学已经穷尽了一切真理，所以中国官员认为没有变革的必要，更不要说感到变革的紧迫感了。而过去这30年，完全不是这个情况。邓小平说得非常明确：“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中国是全方位的开放，全方位的向外国学习，学习人家一切好的东西。但以我为主，自己来拿，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外国的东西，要通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有些可以全部接收，越多越好；有些可以借鉴一部分；有些可以坚决拒绝；有些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待条件成熟时再来借鉴；有些可以观察一段时问，先不贸然引进。

一个民族一旦不愿意向别人学习往往就是这个民族走下坡的开始。“文革”中，我们闭关锁国，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导致了愚昧落后。美国现在只知道教训别人，不知道向别人学习，这也说明美国开始走下坡了。我的一位很好的法国朋友说他现在最痛苦的事就是每天开车上班都要路过三家麦当劳，他自豪地告诉我，他一生中，从没有尝过一口可口可乐。我很理解这种法国人特有的对美国文化的反感。不过我觉得从心态上来说，还是中国的态度比较好。麦当劳的东西虽然是所谓的“垃圾食品”，和中华美食无法媲美，但它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它的卫生标准，它的标准化配餐，它的鲜明色彩，它的快节奏等等，使它在饮食大千世界有一席之地。麦当劳进入中国后，也很受欢迎，除了有它自己的特色外，也确实推动了中国快餐业的发展，甚至使不少人质疑为什么我们这个泱泱食品大国，就拿不出一个可以走遍全国的一流快餐品牌呢？更不要说拿出一个驰名世界的快餐品牌了。麦当劳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事实，等于是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中餐至少在快餐这个领域内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别人学习。

过去3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终于在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毛泽东过去说过：我们愿意把西方当老师，向西方学习，但是老师老是欺负学生，学生只能反抗，最后演变成了一切都和西方对着干，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文革”后，我们通过改革开放，终于在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之间找到了一个积极的平衡点，这就是努力学习人家一切长处，不断地壮大自己，这使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出现了全新的格局：某些领域内，我们双方利益重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双方合作共赢。另外一些领域内，双方利益有冲突，但我们已经学会了有礼有节地斗争，既坚持原则，又不走极端，最大限度地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但也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拿来主义的理念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宝贵的发展机遇，使我们自己迅速地发展了起来，也使我们和西方周旋的能力和空间越来越大，这是拿来主义的胜利。今后也一样，不管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对于别人的长处，都要虚心学习，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决不失去自我，而是要逐步壮大自我。

一个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自己的短处，会认为，“拿来主义”太繁琐，还不如“送来主义”，全盘照搬别人好的做法就是了。其实“送来主义”效果都不好。对于外国好的经验和方法，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来借鉴，而不是照搬。中国自己吃过全盘照搬的苦头。如50年代学习苏联，一切都照搬苏联，苏联人口少，鼓励生育，我们也照搬，生得越多越好，结果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从改革开放的30年来看，总体上我们保持了“拿来主义”。比方说，在金融改革这个领域内，我们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经验，但对开放资本市场则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从而使我们成功避免了后来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金融海啸使得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但现在海外一些媒体把中国模式简单地描述为“北京共识”对抗“华盛顿共识”，这是不准确的。中国经验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大致保证了自己的政策空间，也就是说，由自己来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采用外国的思想，或是不采用外国的东西。

非洲很多国家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冷战的时候，一种是苏联的“送来主义”。一种是西方的“送来主义”，他们都接受了。当然，他们也难，因为如果不按照苏联或者西方的要求去做，他们就得不到经济援助。问题是一旦自己失去了决定取舍的主权，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往往导致灾难，因为别人很难真正了解你的国情。俄罗斯的改革就犯了这个错误。由哈佛教授设计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在全国推行，以求一夜之间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和多党制的民主制度，结果是灾难性的。关键是西方不了解俄罗斯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但又喜欢指手画脚，所以提出的各种方案大都从意识形态出发，从价值观出发，结果成功率很低。相反，我们现在是以我为主，请你们提出建议，我还要你们“竞争上岗”，然后我有选择地采用，这样做效果好得多。

在拿来主义方面，中国大陆特别幸运的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已经有了三个发展起来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新加坡。我们受益的不仅是三地的资金、人才，而且也受益于他们的软件建设：比方说，香港和新加坡的法治建设和反腐机制建设、台湾的中西融合的市民文化、三地在经济发展和管理方面的经验等等。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把很多西方的东西，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下创造性地转化了、内化了。中国大陆向他们学习的时候，会感到比直接向西方学习要容易一些。这三个华人社会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在许多领域内实行拿来主义有积极的影响。同时，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中国大陆也积累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所进行的大量改革与创新，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世界经济大格局，其产生的效益和经验又反过来辐射到港澳台等华人地区。

现在国际上讨论发展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要保持自己的“政策空间”，并总是用中国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个国家只有坚持自己的“政策空间”，才能发展起来。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政策空间”，跟着西方亦步亦趋，最后的结果几乎都不好。所谓保持“政策空间”，其意思就是拿来主义，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对外来的东西作出筛选，合适的要学习，不合适的要拒绝。中国所走的拿来主义之路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今后也应继续这样做，才能使国家的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中，才能最好地利用好外部资源，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六、民主与专制还是良政与劣政？

几年前，我曾在巴黎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听到一位美国学者侃侃而谈。他说，过去古希腊雅典共和国与斯巴达打仗，打了27年，最后民主的雅典失败，专制的斯巴达胜利，从历史进程来看是1：0，专制获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冷战，民主的西方阵营打败了专制的苏联阵营，这是1：0，民主获胜。但是迄今为止，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只是打了一个平手，下一波会怎样？可能就是中国和西方做对了，现在俄罗斯的普京也开始专制了，所以要当心中俄联手。最后是民主获胜，还是专制获胜，尚无定论。

大概是经历过“文革”的缘故，我对从意识形态出发而大大简化历史的论述总抱有深深的疑虑。这是美国极端保守主义的观点，这种按照自己意识形态的偏见，把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解释成为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比中国“文革”时候把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解释成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还要荒谬，因为毕竟在中国历史上还存在着农民阶层和地主阶层的矛盾，只是历史本身要曲折复杂得多。而民主这种政治形态，在雅典民主失败之后的上千年内，在欧洲几乎销声匿迹了，欧洲中世纪神权主义和后来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都给这位学者有选择地遗忘了，这种冷战思维在今天的西方还很有市场。

不可否认，西方向世界提供了一个概念：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少国人也喜欢用这个概念作为分析问题的框架。这个概念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它可以解释一部分政治现象，比如，希特勒是通过民选上台的，但上来之后就开始搞专制。〖TXT小说下载：。。〗

但是细想一下，这个概念明显地缺少阐释力，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因为这个观念显然把千差万别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单化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分析框架，自然限制了这个概念的诠释能力。比方说，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是专制，美国入侵后的伊拉克是民主，但是大部分伊拉克人迄今为止还认为，今天的民主还不如过去的专制。再比方说，蒙博托统治时期的扎伊尔是专制，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是民主，但是从普通刚果人的角度来看，两者都很糟糕，而这个转折过程中又爆发了屠杀和战争，数百万人丧生。

把这个概念套用到中国，也面临窘境。西方把蒋介石时代叫专制，把毛泽东时代叫专制，把邓小平开创的新时代也叫专制，而经历过这些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些时代的巨大差别。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民主与专制概念的局限性。其实，只要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可以点破这种西方话语的盲点。用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可以解释一部分世界事务，但确实已经无法解释当今这个复杂的世界了，想用所谓世界民主国家联盟的方法来处理当今的世界事务更是愚不可及。

在发展中国家里，消除贫困最成功的是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在阿拉伯世界里现代化最成功的是实行君主制的阿联酋和卡塔尔，在新兴经济体中，强势政府的新加坡和行政主导的香港都干得比较出色，其治理水准远远好于菲律宾、阿尔巴尼亚、印度、乌克兰这样的“民主国家”。既然民主与专制概念无法解释上述这些简单的事实，那么有没有比民主与专制对立这种观念更具有阐释力、更客观中性的概念呢？有。如果说世界政治一定要简单地分为两大类的话，那就应该是良政（good　governance）与劣政（bad　governance）两类。良政的方式可以是西方民主形式的，如瑞士、丹麦，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形式的，如新加坡权威模式，现代化导向的中国强势政府模式，行政主导的香港模式，开明君主制的阿联酋模式。劣政的方式可能是西方民主制的，如海地、伊拉克，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等，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制的，如缅甸。

西方人习惯了民主与专制对立这个概念，因为这似乎赋予他们一种道德优越感。2006年，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的一次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研讨会上，一位欧洲学者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不是通过多党竞争和普选，怎么能有合法性？我便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选举就自称代表了美国人民。泰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未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美国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谁？是美国国会议员，可他们是选出来的。整个西方都是在现代化实现了之后才实行了普选，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实现现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国政府都没有合法性？美国黑人和妇女权利的获得，不是通过民主制度，而是在强大的民权运动推动下，最后由司法判定而确定的。从历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国根本废除不了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通过战争废除的。你们这个欧盟也不是选出来的，怎么就有了合法性？”他无言以对。

我们一些国人也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比较认同西方的“民主与专制”话语，他们也接受这个话语的预设：世界就剩下民主与专制对立，并提出了中国要融入以西方为首的所谓主流文明。其实，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国人一起参与形成的，如《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政治话语，我也赞成。但如果主流文明意味着全盘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那融入恐怕就是危机的开始。苏联就是这样解体的，南斯拉夫也是这样解体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旦融入进去，也就成为失败者（当然，这不是说，不融入就一定胜利）。2008年西方所谓主流文明的媒体对西藏骚乱事件的报道，就可以看出这种西方话语占主导的文明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西方长期的反共倾向和支持藏独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话语，正因为流行，所以西方普通民众会轻易地相信自己媒体的煽动，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流行本身也是一种洗脑，其效果绝对不亚于任何政府对舆论的控制，这也是西方社会摆脱不了自己意识形态偏见的重要原因。

苏联的垮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苏联共产党下台了，国家解体了，但是西方还是不愿意接受你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而是把你继续看作潜在的威胁，总想把你越削弱越好。俄罗斯的一位资深官员曾这样说，北约总是步步紧逼，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先说，我们是朋友，借用一下你的车库，然后说，我要住到你的房子里，最后说，我要和你的夫人睡觉，所以俄罗斯不得不反抗。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之争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问题。只要你强大，你需要资源，你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