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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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八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独特的政治还表现在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我们历史上有朝贡制度、藩属制度、将军都护府制度、改土归流制度、郡县制等等，这种制度多样性和包容性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下是难以想像的，但在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中，各种制度可以相处得非常自然。中国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和区域自治制度，现在大陆已经和香港特区、澳门特区达成了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已生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方，这种思路在一般国家中是难以想像的，而在中国却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1＋1大于2的巨大效应。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无法产生。我曾和印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模式，他们说从表面看，中国是中央集权，但中国每一项改革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所以中国体制要比印度的体制更有活力。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的发展模式就很不一样：现代市场经济的三元结构——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因地而异，经济结构也差别很大。实际上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各个地方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奇迹的产生。

总之，我们学习了西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府体系，但同时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资源，两者的结合使我们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扰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整个世界都会更多地看到中国政治智慧对人类未来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7。独特的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宗族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它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开始从事定居农业有关，在这种农业活动中，血缘纽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以游牧为主的西方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血缘关系比较淡薄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属于不同质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以家庭为基础及其衍生出来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而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家庭伦理还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又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的统一了起来：由个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天下。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百年中，这种价值观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巨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那种自然经济、社会流动性极低的社会已被一个高速发展、社会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取而代之。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封闭的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转化的进程，并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不过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和价值失落，这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和问题。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恐怕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在这种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以为西方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将取代中国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中国也会走向西方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峙的局面。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代化带来了许多中国传统价值的失落，但同时又带来了人们对回归传统价值的向往，而且是在一个全新基础之上的回归向往。一首《常回家看看》瞬间唱遍中国大江南北就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结构仍然是家庭。孝敬父母对绝大多数人仍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毕竟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孝”字的写法延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已经比过去扩大了无数倍，但个人仍然愿意为家庭利益牺牲很多东西，这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社会是很难想像的。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凝聚力远远大于西方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孝敬文化今天完全可以和个人权利并存，丝毫也不落伍。

在政治层面，西方许多人也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但他们今天也发现，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珍惜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中产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动乱，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混乱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三十多年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基因看来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对峙冲突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互补模式。这个模式也能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凝聚力、竞争力与亲和力。

8。独特的经济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严格讲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人本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政治经济学”，其最大特点是把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多数中国人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经济发展是为了百姓福祉，不是资本利润第一。因为有这种民本的思想，我们今天发展经济的口号是“以人为本”和“让老百姓满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终被人民推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西方“市场经济学”和中国传统“人本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光讲市场经济，不讲人本经济，在中国恐怕行不通。反过来也一样，光讲人本经济，不讲市场经济，中国就竞争不过西方。把“市场经济学”和“人本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今天的中国模式，其激发出来的力量看来超过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

中国传统经济中，一直比较重视“看得见的手”。中国国有部门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官营”，甚至更早。后来的洋务运动也是政府推动的。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强势政府来进行推动和组织，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市场经济的形成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政府在整个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把“数目字管理”和“宏观整合力”结合了起来，从而使中国经济变得很有竞争力。“数目字管理”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必不可少，但是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宏观整合力”也非常重要。“数目字管理”是西方擅长的，中国已经大致学会了，不少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而“宏观整合力”是中国擅长的，西方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要学。即使要学，在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里恐怕也很难做到。而我个人认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全球性危机日益增多的世界上，仅仅具备“数目字管理”而不具备“宏观整合力”的国家将竞争不过两者兼具的国家。关于中国独特的经济，我下一章探讨中国模式时还会进一步阐述。

总之，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精彩万分的大世界。如前所述，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坦率地说，一个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富一千倍、一万倍。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香火不断的东西，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们还能给我们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

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造福国人，惠及世界。

三、新的视角

“文明型国家”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文明型国家”意味着中国是一种特别类型的国家。中国更像一个数百名乐手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则更像一个小号手、小提琴手或者一个室内管弦乐队。人数不同，乐器不同，曲目不同，传承不同，指挥自然也不同，所以中国国家的治理方式也与众不同。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只能源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在中国模式的指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我们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将被彻底断送。

由于“文明型国家”的特性，我们治理自己的国家绝不能套用西方的观念，我们只能采取拿来主义，用中国人的眼光来取舍，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自我，不要失去自己的优势。比方说，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一定是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社会，但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中国今天的土地制度结合了土地公有制和个人土地使用权，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是中国模式的一种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中国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怎么可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怎么可能使中国人的住房自有率名列世界前茅？当然，这个制度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不断改进，但总体前途看好，放弃它将是愚蠢的。

在广义和狭义上，中国和西方都可以在许多方面互相交流、学习和借鉴。中国数十年来也一直在这样做，受益匪浅。但是在深义上，真正民族性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也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它是长时间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构成一个民族的关键所在。如果有人硬要改变，最后一定以失败告终。

一个民族的政治传统更要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逐步演变。政治浪漫主义代价极高，甚至可能葬送一个民族的伟大前程。其实，连历史远远短于中国的英国，数百年来都一直坚持自己政治传统的渐进演变，从未接受过席卷欧洲的法国民主模式。依我之见，不要说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也无法按照欧洲“民主国家”的政治模式来治理，也就是说无法实行多党制和民众直选欧盟首脑。如果欧盟这样做的话，欧盟轻则沦为一个无所作为的象征性的政治机构，丧失整合欧洲不同利益的权威和能力，重则导致整个欧盟分裂解体，尽管欧洲还是西方民主体制的发源地。

“文明型国家”的最大智慧是“求同”。这种智慧首先体现在我们的文字中：凡是与水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三点水”，如江、河、湖、海、洋；凡是与金属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金”字偏旁，如银、铜、铁、锡。对于所有不同的东西，我们都力求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而西方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求异”，每一样东西，都要专门创造一个词来进行表述，所以阅读西方的报刊一般需要两万个词汇，而阅读中文报刊，掌握了两三千个词汇就可以，但这两三千个词汇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组合，使中文成为世界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