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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杂俎-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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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美先生藏书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万余，其它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其考核该博，固有自来，汪伯玉即不尔。岂二公之学，有博约之分耶？然约须从博中来，未有闻见寡陋，而藉口独引者。新安之识，固当少逊琅琊耳。近时则焦弱侯、李本宁二太史皆留心坟素，毕世讨论，非徒为书簏者。余与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窥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谢伯元，一意搜罗，智力毕尽。吾郡徐兴公独耽奇僻，骊牝皆忘。合二家架上之藏，富侔敌国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贫为掾，不读书而最耽书，其于《四部》篇目皆能成诵，每与俱入书肆中，披沙见金，触目即得，人弃我取，悉中肯綮，兴公数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缃帙簇簇，自诧巨富者。余托志尹物色之，辄曰无有。众咸讶之。及再核视，其寻常经史之外，不过坊间俗板滥恶文集耳，鼋羹炙，一纸不可得也。谓之无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谓知书。
《春秋》以后，宇宙无经矣，班固以后，宇宙无史矣。经之失也，词繁而理舛，史之失也，体驳而事杂。故词以载理，理立于词之先，则经学明矣；体以著事，事明于体之中，则史笔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经，而反累经者也；《实录》不足以为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阴侯之用兵，司马子长之文章，王右将军之作字，皆师心独引，纵横变化，无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绝，非学力可到也。淮阴驱市人而使之战，囊沙背水，拔帜木罂，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卒以成功。司马子长，大如《帝纪》、《六书》，小至货殖、刺客、龟策、日者，无不各极其致，意之所欲，笔必从之；至伯夷、屈原诸传，皆无中为有，空外为色，直游戏三昧耳。今之作史，既无包罗千古之见，又无飞扬生动之笔，只据朝政家乘，少加润色，叙事惟恐有遗，立论惟恐矛盾，步步回顾，字字无余，以之谀墓且不堪，况称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长，直是天分殊绝，其文采学问，固不让也。然史之体裁，至扶风而姓备。譬之兵家，龙门则李广，扶风则程不识耳。
《史记》不可复作矣，其故何也？《史记》者，子长仿《春秋》而为之，乃私家之书，藏之名山，而非悬之国门者也；故取舍任情，笔削如意，它人不能赞一词焉。即其议论，有谬于圣人，而词足以自达，意有所独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计也。至班固效颦笔，已为人告发，召诣秘书，令作《本纪》、《列传》，以汉臣纪汉事，所谓御史在前，执法在后者，即有域外之议，欲破拘挛之见，已兢兢不保首领是惧矣。司马温公作《通鉴》，详慎，久而未成，人即有飞语谤公，谓利得餐钱，故尔迟迟，公遂急于卒业，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观小人之掣人肘如此，纵有子长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与张汤、公孙弘等皆同时人，而直书美恶，不少贬讳。传司马季主而抑贾谊、宋忠，至无所容封禅书，备言武皇迷惑之状，如此等书，今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笔，白刃临之而不变；孙盛阳秋，权凶怒之而不改；吴竞之书，宰相祈之而不得；陈之纪事，雷电震其几而不动容：如是者，可以言史矣。
余尝为人作志传矣，一事不备，必请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则私改之耳。尝预修《郡志》矣，达官之祖父，不入名贤不已也；达官之子孙，不尽传其祖父不已也。至于广纳苞苴，田连阡陌，生负秽名，死污齿颊者，犹娓娓相嬲不置，或远布置以延誉，或强姻戚以祈求，或挟以必从之势，或示以必得之术，哀丐不已，请托行之；争辩不得，怒詈继焉。强者明掣其肘，弱者暗败其事。及夫成书之日，本来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有于国史哉？此虽子长复生，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说》，一时从风而靡，献谀之辈，竞为注解，至比之《六经》，今不复见矣。但以介甫之聪明自用，其破碎穿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尽废其书，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说，岂苟然而成者？若以荆公为非，则许氏《说文》固巳先之矣；若不穿凿附会，引援故实，必得古人之意而止，其不可解者阙之，即不敢比《六经》，未可谓非经之翼也。
字有六义：指事、象形、会意者，正书也，可解者也；谐声、转注、假借者，书之变也，不必解者也。如江之从工，海之从每，知其声之相近而已，必解其何以从工，何以从每，则凿也。天下之事，有本浅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难求之；本俗者，不宜文饰之。盖不独一字说为然也。荆公若知此意，必不坏宋国家矣。
郑夹嚏六书略凡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谐声者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则谐声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说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传司马温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两母者，如群、溪、彻、床等字，盖因平声有清浊故，不得不为两母。余常谓：加一母，不如加一声。凡字，以五声切之，如通、同、统、痛、突之类，则凡同母者，可以尽废。又切平声者，当分清浊二音：如风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凭切，则逢字也：冯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风，则丰字也。此类甚多，盖俗人但知拘沈约韵，漫取韵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则可，平声自有二种，不可混而为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岁时，一闻即悟；及长以语人，有学数年而竟不知者。故谓此书在悟者，即为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蜡？废之可也。
道书以一卷为一Ψ，Ψ音轴。今人即谓之卷，非也。佛书以一章为一则，又谓一缚。缚，古绢字，亦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读书不识字者固多，而目前寻常之字，误读者尤多。其于四声之中，上、去二声，极易混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时，授书塾师，皆村学究，讹以传讹，及长则一成而不可变，士君子作数篇制义取科第，其于经籍，十九束之高阁矣，谁复有下帷究心者？即有一二知其非，而一传众咻，世亦不见信从也。故欲究四声之正者，当于子弟授书之时，逐字为之改正，然与世俗不谐，骇人耳目，人反以为侏亻离矣。如上、下、动、静等字，皆当从上声，人有不笑之者乎？
韩昌黎诗云：“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夫世岂有不识字而能书者？抑昌黎之所谓识字，非世人之泛然记忆巳也。汉儒之训诂，极其宏博，而独称子云识字，至使四方学者，载酒以问，此其学岂浅鲜者？唐王起于世间字，所不识者，惟《八骏图》中数字，则识字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诗，动用僻字、古韵，至今，千世之下读之尚不尽识，何况阿买也？
吴孙休为四子作名字，皆取难犯。л（湾）字曰м（迄），｛臾｝（觥）字曰о（贤），■（莽）字曰р（举），■（褒）字曰■（拥），此与八骏图中离（泰）｛刀ぁ｝（丙）二字相类，亦好奇之过矣。唐武后命宗楚后制十二字：（照）、■（天）、■（地）、■（日）、囝（月）、□（星）、■（君）、ы（臣）、■（除）、■（载）、■（年）、缶（正）。而见它书者又有■（人）、重（证）二字。南汉刘岩制Ζ（俨）字为名，效颦转甚。余观《余冬序录》载宋人有｛不长｝（矮）、｛不食｝（斋）、■（稳）、｛大坐｝（稳）、亻小（弱）、｛不大｝（勒）、｛不生｝（终）、｛不行｝（腊）大（大）、｛石山｝（勘）、闩（■）、氽（游）、｛水人｝（没）、（吓）、（胡）、｛此十｝（惯）等字，盖俚俗之谈，杜撰以成字耳，岂六书之正哉？今人俗字有夯（和切朗）、歪（和切乖）、｛田女｝（少）、｛钦手｝（钦去声）、找（爪）、帮（榜声平）、牮（箭）、芏（苦）等字，然多见之俗牒耳。余观《海篇》直音中所载，视《说文》不啻百倍，盖人以意增减之，无非字者，恐将来字学从此益淆乱矣。
《乐善录》载：“赵韩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之，浓烟罩其上，但末有火字。赵闻之，曰：‘此必秦王庭美也’。”余按美字从羊，从大，非火也。岂神明亦不识字耶？其为后人附会无疑。
杨用修最称博识，亦善杜撰，而刘夫人碑中，亻岁、二字，及酒官牌中■字皆不识。余谓古今传记中难字固亦有限，而释、道二藏中，恐即遍观未能尽识，至于近代《篇海》直音，偏傍上下，类以意增触而长之，无复穷极。非《六书》之正，何以能识？即识之亦无用也。
《说文》太略，而《海篇》太繁，沈约《韵书》疏漏益多，惟当以十三经、二十一史合释、道二藏，汇而订之，奇而难识者即注见某书，一切杜撰者悉去之，其于同文之治未必无裨也。
余在山东行部，沂州有毛阳，检司懵然不识，问胥曹，曰：“音山。”归检字书皆无之，因考史中《郡国志》有奇字者附于此，有虑（音庐夷）、茬平（今为茌省）、巳阝（音忌）、（音贡）、■题（■莎，古字）、县阝（若么反）、力（力音）、（执音）、夫阝（音夫）、存阝马阝（音孱骂）、朴■（音蒲圜）、彳示氏（精音权）、讠丹邯（讠丹音男）。而■（渊）、鄄（绢）、｛执皿｝（周）、（至）人亦多不识也。
《东轩笔录》载：王沂公命王耿按陈绛事至中书，立命进熟。进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之义。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钩索奇僻，而遗弃经史，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议论，必引书或《诗》以证之；今人为文，旁探讴谚，而不知引经，是为无本之学矣。
博学而不能运笔，天限之也，陆澄、刘杳是也；高才而苦无学术，人弃之也，戴良、李贺是也。然以才胜者，患其斤也，可以陶铸；若徒书厨经库，吾末如之何也已。
焦弱侯谓今之读书者不识句读，皆由少年不经师匠，因仍至此，其论甚快，因举数事。如“至大至刚，以直点尔何如，讲事以度轨”等语，文义皆胜旧，但李彦平读《礼记》一段，余未敢从。盖“男女不杂坐”自为句，至“不同巾栉”为句，“不亲授”自为句。今以“不同”属上句，虽无害，而“巾栉不亲授”则不通矣。“男女授受不亲”，何独巾栉哉？至四书九经中句读当改易者尚多。如“卒为善，（句）士则之’；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类尚多，未易枚举也。
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岁即好观史书，至于乱离战争之事，尤喜谈之，目经数过，无不成诵；然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后乃得《史记》、《汉书》及《朱子纲目》读之，凡三四过，然止于是而已，最后得二十一史，则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局，得时时卒业也。
汉光武好图谶，至用三公，亦以《谶书》决之，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虽责之而竟不罪也。《谶书》，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状，亦不知何人所作。但堪舆家常引谶语，附会吉地，以为谶地，亦竟不知其所从出，强半杜撰之词耳。今世所传有推背图，相传李淳风所作。以古帝王世次，其间先后错乱，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乱其序并行之，人见其不验，遂弃去。然多验于事后，虽知之何益？圣人所谓“百世可知者”，岂是之谓哉？
东汉至三国，罕复名者，莽禁之也。秦以前复名盖寡，然侨如、无忌、去疾之类，往往见于经史。而二名不偏讳之义，三代已有之，则亦何尝以复名为非也？王莽矫诬，遂著为禁令。至讽匈奴亦上书更名，可笑甚矣。乃其法亦行之二百余年，何耶？今时则复者十七，亦以岁久人繁，易于重犯故耳。且使子孙不偏讳，未为不可也。
周公谨《癸辛杂识》载先圣初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笔，此事并无所出。按先圣因母祷于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岂有名兵之事？诞妄甚矣。
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国，不以山川，不以鸟兽恶疾，然亦有不尽然者，即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已名鲤矣。此盖为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当使人难知而易避，不然者，则当申临文不讳之令。夫减损点画，犹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传袭，恬不知改，若庄光之为严光，玄武之为真武也，可乎？
宋时避君上之讳最严，宋板诸集中，凡嫌名皆阙不书。如英宗名曙，而署树皆云嫌名，不知树音原不同曙也。钦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祯，而贞观改作正观。魏徵改作魏证，不知徵、祯不同音也。又可怪者，真宗名恒，而朱子于书中有恒独不讳，不知其解。或以亲尽而祧耶？至于胤义二名，其不讳宜矣。
陶谷原姓唐，因避石晋讳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讳而改。夫以君父一时之讳，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责也，而西山大儒乃为此耶？
宋人高自夸诩，毁誉失实，如韩、范二公，将略原非所长；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惫尚不能支，而乃有西贼破胆之谣。王安石刚愎自用，乱天下国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贯之下，而引入名臣之列。张浚志大才疏，丧师辱国，刘琨、殷浩之俦也，而盛称其恢复之功，比之诸葛武侯。及其叔季，如杨龟山、魏了翁者，空言谈道，岂真有拨乱匡时之略，而犹惜其不见任用，宁非啖名之过哉？吾谓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易》之卦，以众君子而去一小人，在决之而已，故谓之。宋当元丰、元之时，君子多而小人寡，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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