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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杂俎-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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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各省，试官临期，所命不拘资次。洪武初，吾闽中一老广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试，事毕归家，犹一广文也，亦不知主试之为荣，所取士子之为门生也。弘正中渐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丁艰家居，方阕即起，主山东试。其两京主试，向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则无锡华察，戊午则常熟瞿景淳，辛酉则无锡吴情，皆主南畿试，而情于是科，同邑登榜者颇众，物论哗然，自此著为令，不用本省人矣。然乡会一体也，主会试者又安得于四海九州之外别择一人，使知贡举耶？
宋试士以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其十道义，知者直书本文，不知者止云某知未审，不敢对；谨对，十对其六以上，即合格矣。国朝洪武初，初场本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首，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一道而已。后十日面试，骑、射、书、律四事。至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场七义，次场去笺，而加五判，三场增策四道，而面试废矣。然七义五策皆似太多，风檐寸晷，力不能办，求其完璧，事事精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之前，书义三，经义二，亦有中式者。诏、诰与表，惟人所择。今则俱榜出不收矣。然论、策、判皆无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即阅卷者，亦以初场为主也。
省试南宫，皆以文字为主；至廷试，则必取字画端楷无讹者居首，以便进御宣读也。相传惟罗修撰伦，因策长书不能竟，遂书于彤墀上。
上命人录之，另誊以进。隆庆戊辰，上初即位，问人言状头有可私得者，乃于二甲卷中随意取之，得罗宗伯万化，擢为第一。罗素不善书，卷中涂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独制义不然。甲之所赏，乙之所摈，好丑纷然，终无定价。不独此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复试，去取必不尽同矣，甚可怪也。唐韩昌黎应试，“不迁怒，不二过”题，见黜于陆宣公。翌岁，宣公复为试官，仍命此题，昌黎复书旧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称赏，擢为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鉴，犹无定若此，况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诗赋取士，虽无益于实用，而人之学问才气，一览可见。且其优劣自有定评，传之后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义兴，而聪明才辩之士，妥首帖耳，勤索哔之不暇矣。所谓变秀才为学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国家，始为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杂科，而国家则惟有此一途耳。士童而习之，白而纷如，文字之变，日异月更，不可穷诘，即登上第，取华九者，其间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刍狗，不足以训；今不可以传后，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经世务，不知国家何故而以是为进贤之具也？宣正以前尚参用诸途，吏员荐辟皆得取位卿相，近来即乡荐登九列者亦绝无而仅有矣。上以是求，即下不得不以是应，虽名公钜卿，往往出于其间，而欲野无遗贤，终不可得已。后有作者，人材荐辟之途，断所当开，而用人资格亦当少破拘挛可也。
国朝进士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鼎甲无论，即庶常吉士亦尔，二十年间，便可跻卿相清华之选，百职莫敢望焉。弘、成以前，内阁尚参用外秩，如陈山以举人，杨士奇以荐辟，杨一清以大司马，张琮以南刑曹，皆入纶扉，五十年以来，遂颛用词臣矣。说者曰：“内阁大学士，原词臣之官也，而非相也。然内阁既可兼吏户，则外秩岂不可兼学士乎？唐、宋以前，出为郡守，入为两制，即词林亦未尝择人也。今必以鼎甲及庶常吉士为之，已拘矣，又以内开必词臣可入。不见祖宗故事耶？”近来枚卜之典，言官娓娓论列，欲循内外兼用之制，而卒格不行，盖相沿已定，遽难议更耳。
汉、卜式、司马相如皆入赀为郎，则知古者鬻爵之制，其来已久，盖亦当时开边治河，军国之需，不足而取给于是也，然止于为郎而已。至桓、灵时，始卖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才易一醉，财之窟而爵之滥可知也。国朝设太学以待天下之英才，最重其选铨，选京职方面与进士等。乃后来贡举之外，一切入赀为之，谓之援例。其有子弟员，屡试不利于乡，而援入成均者，犹可言也，民家白丁，目不识字，但有余资，即厕衣冠之列，谓之后秀。大都太学之中，举贡十一，弟子员十二，而此辈十之七也，鲜衣怒马，酒肆倡家，惟其所之，有司不敢谁何，司成不能遍察，遂使首善贤士之关，翻为纳汗藏秽之府。制度之最失古意者，莫此为甚矣！
自边饷之乏也，河工之兴也，土木之繁也，司、农司空惟以鬻爵为良策矣，盖损富室有余之财以佐官家不时之需，事亦甚便。而纨裤子弟，捐囊橐之腐镪，博进贤之荣秩，又何苦而不为？至于用度窘急之日，当事者惟恐其招之不至，令之弗从，每加贬损，以示招徕，故一时赴募，云集响应，虽足以供目前之缓急，而于国家设官命爵之典亦稍亵矣。今文华、武英二殿，中舍动逾数百，而鸿胪、光禄二寺之属，亦皆以百计，绣衣银艾，拥传遨游，呵殿里阊，雄行乡曲，所入几何？而其取价已不赀矣。近来言事者屡行白简，欲行裁抑沙汰，而卒不见施行，亦势有所不可行也。
五行禄命，财能生官，故多訾之家可以致贵。然余里中尝有入粟得官，而卒罄其产者，人皆嗤笑之。余谓：“古人亦有之，诸君不察耳。昔司马长卿以赀为郎，至武骑常侍，其后病免，客游梁，家徒四壁立，非买官而贫之故事乎？”众为绝倒。
汉文帝承诸吕之乱，即位数年间，匈奴寇边，济北叛逆，乘舆行幸，军国之费不知纪极，而民不告困，国有余积，二年、十二年，俱免天下田租之半，而十三年遂并其半之租税尽除之。末年又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不知当时国用于何取给？盖文帝之恭俭节爱，固自性成，而当时差役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催募也，然亦异矣。转眼至于武皇，遂至榷酤算缗，海内虚耗。今天下漕粟之费，数百万有奇，而上供御用者，名为金花，亦四百万有奇，其它司农司空之属，各项徵输，计不亦三百万。而不足者，又取诸监课百余万，取诸太仆马价四十余万。而度支犹告匮不已边军之饷常迟半载水衡之钱入不继出至于矸税之使。四出张弥天之网，设竟地之罘，其取利无所不届，而用度常苦不足，此真不可解之事也。
国用之不足，虽由上之不节，而下焉者，综核之未精，虚文之糜费，蠹克之多端，因循之亏耗，亦常居其半焉。三殿之工木，取诸川、贵、吴、楚，每条最巨者计费九千金，而沿途传置之费不与焉。若遇节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余在缮部，适皇极门兴工，有铁钉炉头者，一切铁及柴炭皆取诸官之外，但铸冶手工至一千五百金，其他大率往往如是，真可笑也。
朝庭御用之物，其工直视民间常千百倍，而其坚固适用，反不及民间。计侵渔冒破之外，得实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缮造，必内使与台省部寺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内使不从也；一物之进，自外达内，处处必索铺垫，一处不饱其欲，物不得前也。领官镪置办者，皆京师大驵积猾，内结近侍，外通胥曹，预支白镪，以营身肥家，广置田宅妻妾，鲜车怒马，出入呵殿。及期限时迫，则捐十之三以啖内使，而以十之一供应，夤绿为奸，苟图塞责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盘据溷乱，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难以穷诘，故财用坐困，而竟未尝享其利也。
宦官之尊贵者，赵高为中丞相，龚澄枢为内太师。然曰中，曰内，犹所以别于廷臣也。至唐鱼朝恩始为国子祭酒，宋童贯为枢密院使，官至太师。甚矣，我国家之制，内臣秩止四品，而其后如王振、刘瑾，颐指公卿，不啻奴仆，则亦无其名而有其实矣。
汉时宦官骄横，目中至无天子。然王甫一休沐归舍，司隶校尉捕治，死于杖下，犹孤雏腐鼠耳。唐宦官典兵柄，废立自由，然郑朗自中书归，李敬实冲路不避，一疏奏闻，立剥紫绶配南衙，神策小将冲京兆尹前导，得以立马杖杀之。至宋韩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盖当时内竖之势虽盛，而国家所以尊礼大臣而假借之者，体貌常优，即人主意，向亦未尝不欲除去此辈也，但力不能耳。我国家宦官虽不与朝政，不典兵权，而体统尊崇，常据百僚之右。辅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内监小竖，扬扬驰马，交臂击毂而过，前驱不敢问，辅臣不敢嗔也。如往年敖宗伯，为一内使奔马触其舆仆地，且鞭及其衣，幸上圣明为笞内使而窜之。然地既禁近，人复众多，声势ピ赫，动移主心。近日宛平令李嗣善以擅朱内竖，几罹不测，赖廷臣力争，上怒始解。李止外谪，然亦百年来创见之事也。至于外藩，采金榷税者，皆蟒衣玉带，侍卫数百人，建牙吹角，一与制府等，郡县大夫莫敢与横行也。虽其中不无彼善于此，但习与性成，善者十分中之一二耳。
宋吴味道对苏公言：“贩建阳小纱二百端，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宋当庆历、元丰盛时，乃榷税之繁重若此。国家于临安、浒墅、淮安、临清、芦沟、崇文门，各设有榷关曹郎，而各省之税课司经过者，必抽取焉。至于近来，内使四出，税益加重，爪牙广布，商旅疾首蹙额，几于断绝矣。此辈不足责也，吾辈受讥关之任者，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奈何必以茧丝为能，而务民之膏血也？
国朝各省有镇守内臣，其权埒开府，藩、臬而下不敢抗也。近来矿税之使，其体稍杀，然如陈增之在山东，陈奉之在湖、广，高淮之在辽东，皆妄自尊大，抑县令使行属礼，然皆不久而败，其它依违而已。盖我朝内臣，目不识字者多，尽凭左右，拨置一二驵棍，挟之于股掌上以鱼肉小民。如徽之程守训，扬之王朝寅，闽之林世卿，皆以衣冠子弟，投为膺犬，逢迎其欲，而播其恶于众。所欲不遂，立破其家。中户以上，无一得免。故天下不怨内使之掊克，而恨此辈深入骨髓也。卒之内臣未去，而此辈已先败矣。
马堂初以榷税至临清，鸱张尤甚，出入数百人，皆郡国无赖少年，白昼攫人，井邑骚然，商贾罢市。州民王朝佐不胜忿，率众噪而攻之，火其居，堂仅以身免，其党三十七人，尽毙煨烬中，堂自此戢矣。高き至闽数时，屡破监商之家，后因怒一诸生之父廷朴之，合学诸生大噪击之，几不免火其所建望京亭，き伏署中不敢喘，林世卿极力救之，且以软语诸生乃散，而采虐焰遂大减。曩时所谓小惩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马堂者，王朝佐为首，时议欲宽之，而按臣张大谟抚臣刘易从、道臣马怡皆与堂善，遂列朝佐罪状，坐弃市。攻高き者，余友人王武部宇为首。き廉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当事者莫之应。王乃入北太学避之，遂登甲第。二人者，其激于义，奋不顾身，一也；而幸不幸乃尔，岂非天哉？
高き在闽，闽缙绅不与往还者，不过二三人耳。其他不惟与往还，且称公祖行旁门，腼然自附于子民之末。且立石诵功德，称为贤名，亦可羞也。盖吾郡缙绅，多以监起家，虽致政家居，犹亲估客之事，不得不受其约束耳。噫，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者，果何人哉？
文徵仲作诗画有三戒：一不为阉宦作，二不为诸侯王作，二不为外夷作。故当时处刘瑾、宸濠之际，而超然远引，二氏籍没，求其片纸只字不可得，亦可谓旷世之高士矣。当徵仲在史局，同事太史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滥竽木天，然分宜、江陵之败，家奴箧中无非翰林诸君题赠诗扇者。以此笑彼，不亦更可羞哉？
太祖时置一铁牌，高三尺许，树宫门外，上铸“内臣不许干预政事”八字。至英庙时，王振专恣，遂毁其牌。永乐年间，遣内官至五府六部禀事者，内官俱离府部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驸马伯，则下马傍立。至王振、汪直、刘瑾时，呼唤府部如呼所属；公侯伯遇诸涂，反回马避之，倒置甚矣。自世宗革诸镇守，内使之权势大减。余官两都曹郎，即司礼监守备极尊贵者，皆彼此抗礼。至闽，闽税使高き欲缙绅执治民礼，余谢绝之，不与往还。在山东为司理，时马堂陈增之横皆与钧敌，不敢有加也。但南都守备内臣遇大阅之时，必据中席，而大司马侯伯皆让之。京师内臣，虽至贱者，路遇相君，亦扬鞭交臂，不肯避道，此稍失国初意耳。
宦官之祸，虽天性之无良，而亦我辈让成之，辅相大臣，不得辞其责也。当三杨辅政时，王振鼠伏不敢动，及徐禧、王辈，逢迎谄媚以保富贵，于是振之威权渐识。商文毅击汪直，疏直十皋西厂，即日报罢，可谓易若发蒙矣。而刘尹等继之，使直之灰复然。李献吉之击刘瑾，阁臣从中主之，阉竖环跪啼泣，彷徨无计，上心几移矣。而李东阳持议不坚，遂倒太阿以授之，卒毒天下。岂天之未厌乱耶？亦小人阶之厉也？
卷十六·事部四
《诗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古今载籍，有可以资解颐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禅机也，略录数端于左：
尉有夜半击令之门者，求见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请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问曰：“事何急？岂有盗贼窃发，君欲往捕耶？”曰：“非也。”然则家有仓卒疾病耶？”曰：“非也。”然则何以不待旦？”曰：“某见春夏之交，农事方兴，百姓皆下田，又使养蚕，恐民力不给。”令曰：“然则君有何策？”曰：“某见冬间农隙无事，不若移令此时养蚕，实为两便。”令笑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但冬月何处得桑？”尉瞠目久之，拱手长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然《周礼》禁原蚕，而闽、广之地桑经冬不凋，有一岁四蚕者，则尉之言，未足深笑也。
程覃为京兆尹，不甚识字，有道人投牒，乞执照造桥。覃大书“昭执”二字。其人白云：“合是执照，今作昭执，仍漏四点。”覃取笔于执字下加四点与之，乃为“昭热。”庠舍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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