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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雨中呼喊-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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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护士建议两人一起从后面扑上去抱住他。这倒是提醒了那个护士，眼看着王立强越走越近，护士惊恐地哀求外科医生：“你快去抱住他吧。”外科医生想一想后说：
“还是先去报告领导吧。”
说着他打开窗户跳出去，逃之夭夭了。
王立强一个一个房间搜查过去，周围恐惧的喊叫吵得他心烦意乱。他来到护士值班室，刚打开门，一股力量把门堵上了，他左手的手腕遭受门的猛力一击，然后被夹在了那里，疼得他直皱眉，他用身体使劲将门撞开，里面四个护士对着他又哭又喊，没有他要找的那个女人。他就安慰她们，他不会杀她们的。可她们只知道哭喊，根本就不理会他在说些什么。王立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退了出来。接着他走*胧质跏遥质跏依锏*医生护士早就逃跑了。他看到了两张手术台上躺着两个男孩，认出了是那个女人的儿子，他们血肉模糊，已经死去了。他非常不安地看着这两个男孩，没想到最后死去的竟是他们。他从手术室里退了出去，两个男孩的死，使他无意再去寻找那个女人了。他缓慢地走出医院，在门口站了一会，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该回家了，随即他对自己说：
“算了。”不一会，他发现自己已被包围了，他就将身体靠在一根木头电线杆上，他听到政委向他喊叫：
“王立强，放下武器，要么你就死路一条。”
王立强对他说：“政委，等老林回来了，请转告他，我对不起他，我不是有意要杀他儿子的。”政委可顾不上这些，他仍然喊：
“快放下武器，要么你就死路一条啦。”
王立强苦涩地回答：“政委，我已经死路一条了。”
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年，像真正的父亲那样疼爱过我，打骂过我的王立强，在他临死的时刻，突然感到刚才受伤的手腕疼痛难忍，他就从口袋里拿出了手帕，细心地包扎起来，包扎完后才发现这没有什么意义，他自言自语道：
“我包它干吗？”他对着自己的手腕苦笑了一下，然后拉响了手榴弹。他身后的木头电线杆也被炸断了，灯光明亮的医院，顿时一片黑暗。王立强一心想炸死的那个女人，实际上只是被炸破一些皮肉。王立强自杀的当天下午，她就出院了，这个惊魂未定的女人出院时哭哭啼啼。没过多久，她就恢复了昔日自得的神态，半年以后当她再度从医院走出来时简直有些趾高气扬。妇产科医生的检查，证明她又怀孕了，而且是一胎双胞。那几天里她逢人就说：“炸死了两个，我再生两个。”
王立强死后，因此而起的灾难就落在了李秀英的头上。这个虚弱不堪的女人，在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时，显得若无其事。当王立强生前的一位同事，代表武装部来告诉李秀英时，李秀英成功地挺住了这最早来到的打击。她一点也不惊慌失措，她一言不发长时间地看着来人，倒把对方看得慌乱起来。这时候她尖利的嗓音突然响起：
“王立强是被你们谋杀的。”
把那人搞得措手不及，当他再度解释王立强是自杀时，李秀英挥了挥她的细胳膊，更为吓人地说：
“你们，所有的人杀死王立强，其实是为了杀我。”
她离奇的思维使来者痛苦不堪地感到，无法与她进行正常的对话。可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又必须征询她的意见，他问她什么时候去领王立强的遗体。
李秀英半晌没有声音，然后才说：
“我不要，他犯别的错误我要，犯了这种男女错误我就不要。”这是她唯一一句像是正常人说的话。
那人走后，李秀英走到目瞪口呆的我面前，愤恨地对我说：“他们夺走了我的活人，想拿个死人来搪塞我。”
随后她微微仰起头，骄傲地说：
“我拒绝了。”这是怎样艰难的一天，又逢是星期天，我呆在家中，杂乱无章地经受着吃惊、害怕、忧伤各种情感的袭击。王立强的突然死去，在年幼的我那里，始终难以成为坚实的事实，而是以消息的状态，在我眼前可怕地飘来飘去。
整整一天，李秀英都呆在自己屋中，细心照料着自己的内衣内裤，在移动的阳光里移动着那些小凳子。可她经常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把我吓得浑身哆嗦。这是我记忆里李秀英唯一表达自己悲痛和绝望的方式。她突然而起的喊声是那样的锋利，犹如一块玻璃碎片在空中呼啸而去。
那个白昼对我来说，是极其恐怖的。我在李秀英肆无忌惮的喊叫里胆战心惊，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偷偷打开李秀英的房门，我看到她安静的背影正俯向自己的内衣，没一会她的身体就挺直起来，仰起脸又喊叫了：
“啊——”李秀英第二天一早就回娘家去了。那时候天还没亮，我被一只摇晃的手弄醒，在刺眼的灯光里，我看到一个戴着大口罩，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正俯向我，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接着我听到李秀英的声音：
“别哭，别哭，是我。”
李秀英对自己的装扮深表满意，她近乎得意地问我：
“你认不出我吧。”我来到孙荡五年后，李秀英第一次走出了家门。在冬天还没有来到的凌晨，李秀英穿着冬天的衣服走向轮船码头，我打着一把小凳子费力地跟在她的身后。
天亮前的街道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吃早茶的老头，大声咳嗽着走过去。虚弱的李秀英只能一口气走出一百来米，当她站住脚喘气时，我就立刻将小凳子放到她的屁股下面。我们在潮湿的晨风里走走停停，有几次我刚开口想说话时，她就“嘘”地一声制止了我，轻声告诉我：
“一说话，别人就会发现我。”
她的神秘让我浑身紧张。
李秀英在人为的神秘里离开孙荡。当时对于我漫长的过程，现在回忆里却只是短短的几次闪亮。这个古怪的女人穿着雍肿的衣服通过检票口时，回过头来向我挥了挥手。后来我就扑在候船室破烂的窗口，看着她站在岸边不知所措，她要走过一块狭长的跳板才能抵达船上，那时候她就不顾是否会暴露自己，接连叫道：“谁把我扶过去。”她进入船舱以后，就开始了我们也许是一生的分别，直到现在我都没再见到过她。我始终扑在窗口，等到船在远处的河流里消失，我才离开窗口，这时候我才发现一个要命的现实——我怎么办？李秀英把我给忘记了，过多的悲伤使她除了自己以外，忘记了一切。十二岁的我，在黎明逐渐来到的时候，突然成了孤儿。我身上分文没有，就是我的衣服和书包也被紧紧锁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家中，我没有钥匙。我唯一的财富就是李秀英遗留的那把小凳子。我把凳子重新扛到了肩上，然后哭泣着走出码头。出于习惯，我回到了家门前，当我伸手推一下紧团的屋门后，我就把自己推入了更为伤心的境地。我在门旁坐下来，哭得伤心欲绝。后来我就在那里发呆，那时候我脑袋里一片空白，一直到背着书包准备上学的刘小青走过来时，我重新哭泣了。我对前天才恢复友情的刘小青说：
“王立强死了，李秀英走了，我没人管了。”
戴着黑纱的刘小青热情地对我叫道：
“到我家住吧，你就睡我哥哥的床。”
然后他就飞快地跑回家中，可过了一会他就垂头丧气地走回来。他擅自的决定不仅遭到父母的否决，而且还饱尝了一顿训斥。他尴尬地朝我笑一笑。我是那时候决定返回南门的，我要回到父母兄弟那里去。我这样告诉了刘小青，可是我没钱买船票。刘小青眼睛一亮，叫道：
“去向国庆借。”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找到了国庆，刘小青叫他时，他说：
“我不过来，你有肝炎。”
刘小青可怜巴巴地问他：
“我们过来，好吗？”国庆没再表示反对，我和刘小青走向了这位富翁。如果不是国庆的慷慨帮助，我不知道自己回到南门会有多么艰难。我的两位童年的伙伴，将我送上了离开孙荡的轮船。我们向轮船码头走去时，国庆神气十足地对我说：
“以后缺钱花，就给我来一封信。”
刘小青则是憨厚地替我扛着那把凳子，跟在我们后面。可我后来却遗忘了这把凳子，就像李秀英遗忘了我一样。轮船驶去以后，我看到国庆坐在那把凳子上，架着二郎腿向我挥手，刘小青站在一旁正向他说什么。他们置身其上的堤岸迅速地消失了。我在深秋的傍晚踏上家乡的土地，离家五年之后重新回来时，我只能用外乡人的口音向人打听南门在什么地方。我在那条狭长的街道走去时，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孩子扑在楼上的窗口，一声声叫我：“小孩，小孩。”我听到的是完全陌生的方言。幸亏我还记得南门，和我父母兄弟的名字，还有我的祖父。六岁时残留下来的记忆，使我可以一路打听着走去。我就是在那时候遇到了我的祖父孙有元，这个背着包袱，怀抱油布雨伞的老人，在我叔叔家住满一个月以后，正准备回到南门，风烛残年的祖父在那条他应该是最熟悉的路上迷路了。我们是都忘记了对方的模样以后，在路上相遇。那时候我已经走出县城，来到了乡间，一个三岔路口让我无从选择。我当时被落日的景色迷住了，所以我没有立刻焦急起来，那是让我的童年震惊的景色，我看到翻滚的乌云和通红的晚霞正逐渐融为一体，一轮红日已经贴在了远处的地平线上，开始它光芒四射的下沉。我站在落日的余辉之中，对着太阳喊叫：“快沉下去，快沉下去。”
一团巨大的乌云正向落日移去，我不愿意看到落日被它吞没。落日如我所愿地沉没以后，我才看到了祖父孙有元，他就站在我的身后，和我贴得那么近。这个年迈的老人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就问他：
“到南门怎么走？”他摇摇头，嗡嗡地告诉我：
“我忘记了。”他忘记了？孙有元的回答让我觉得有趣，我对他说：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忘记呢。”
他谦卑地向我笑了笑。那时候天色开始黑下来了，我赶紧选择一条路匆匆走去，走了一阵我发现后面那个老头正跟着我，我也不管他，继续走了一会，我看到稻田里有一个扎头巾的女人，就问她：“前面是南门吗？”“走错啦。”那个女人挺起腰来说，“应该走那条路。”
那时天色马上就要黑了，我立刻转回去，老人也转过身来往回走，他对我的紧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立刻撒腿跑开了，跑了一会回头一看，他正趄趄趔趔地急步追来。这使我很生气，我等他走近了，就对他说：
“喂，你别跟着我，你往那边走。”
说完我转身就走，我走回到三岔路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听到了打雷的声音，那时一点月光都没有。我摸上了另一条路，急步走了一阵，发现那老人还跟着我，我转回身向他喊叫：“你别跟着，我家很穷的，养不起你。”
这时候雨点下来了，我赶紧往前奔跑过去。我看到了远处突然升起一片火光，越来越大的雨点与那片火纠缠起来，燃烧的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逐渐增大。就如不可阻挡的呼喊，在雨中脱颖而出，熊熊燃烧。
借着火光，我看到了那座通往南门的木桥，过去残留的记忆让我欣喜地感到，我已经回到了南门。我在雨中奔跑过去，一股热浪向我席卷而来，杂乱的人声也扑了过来。我接近村庄的时候，那片火光已经铺在地上燃烧，雨开始小下来。我是在叫叫嚷嚷的声音里，走进了南门的村庄。
我的两个兄弟裹着床单惊恐不安地站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孙光平和孙光明。同样我也不知道那个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他们旁边是一些与火争抢出来的物件，乱糟糟地堆在那里。接下去我看到了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秋夜的凉风吹在他瘦骨伶仃的胸前，他声音嘶哑地告诉周围的人，有多少东西已经葬身火海。我看到他眼睛里滚出了泪水，他向他们凄凉地笑了起来，说道：
“你们都看到大火了吧，壮观是真壮观，只是代价太大了。”
我那时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但他吸引了我，我就走到他身边，响亮地说：“我要找孙广才。”附录自传
１９６０年４月３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可能是妇幼保健医院，当时我母亲在浙江医院，我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关我出生时的情景，我的父母没有对我讲述过，在我记忆中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坐在一起谈谈过去，或者谈谈我，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的情景。我母亲曾经说起过我们在杭州时的片断，她都是带着回想的情绪去说，说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记忆，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杭州来到一个叫海盐的县城，从而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我父亲一辈子只念过六年书，三年是小学，另外三年是大学，中间的课程是他在部队时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专科毕业后，不想回到防疫站去，为了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先是到嘉兴，可是嘉兴方面让他去卫生学校当教务主任；所以他最后来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海盐。
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我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我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我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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