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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汪精卫-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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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袁世凯有什么“功绩”的话，应该首推“统一中国”。当时革命党人十分激进，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当时没有袁世凯坚持维持一个强权的中央政府，中国很可能就要分成几个国家。另外蒙古和西藏当时是清王朝的藩属国，辛亥革命后，俄国和英国曾设法谋求蒙古和西藏脱离中国，但袁世凯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袁世凯出任第一任中国民国总统，并非窃取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是当时的众望所归。袁世凯虽然赞成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但并不赞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倾向于搞开明专制。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革命目标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虽然实现了三民主义中推翻异民族统治的“民族主义”目标，可是在平均地权、男女同权方面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方面，却几乎没有达成当初的目标。不少同盟会成员批评孙中山不应该放弃同盟会当初的平均地权、男女同权等革命目标，汪精卫也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同盟会不要仅仅满足于打倒满族人政府，但孙中山却以为这样的妥协是必要的。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员组成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却婉言谢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于１９１２年９月携陈璧君一齐前往法国留学。
为了在议会中对抗袁世凯的总统强权，同盟会联合其他一些党派，在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出任国民党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国民党的实权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里。随著政局的发展，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袁世凯的开明独裁路线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发展成为公开的斗争。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南方的革命派一齐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开始后，汪精卫应孙中山之招，从留学的法国紧急回国，参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军在袁世凯的强大政府军面前很快土崩瓦解，１９１３年９月１日的南京陷落，标志著“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汪精卫亡命法国。
“二次革命”失败后，汪精卫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汪精卫以为中国的一切罪恶之源就是满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满清政府，中国就一下会变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但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竟然得到这样一个结局，革命不但没有使中国民主强盛起来，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时代还要糟糕。一个人对一个事业投入的越多，对事业失败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卫曾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革命，却换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使汪精卫的革命理想消失得无影无踪。汪精卫一下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踌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国，汪精卫进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汪精卫在法国学习很勤奋，似乎想远离政治的漩涡，但中国政局的发展，又把汪精卫带回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１９１４年７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凯废除共和制，改中华民国的国号为“中华帝国”，自己宣称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在中国引起了新一轮反袁运动，就是所谓的“三次革命”。汪精卫在孙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国，参加了反袁护国军。袁世凯军队在反袁军面前节节败退，袁世凯不得不在１９１６年３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制，并在６月６日急病而死。
尽管汪精卫一直是反袁先锋，把袁世凯称为“人民公敌”，但袁世凯并不记恨汪精卫，反而非常欣赏汪精卫的胆识和才能。在汪精卫流亡法国期间，袁世凯曾经托蔡元培找汪精卫，请汪精卫回国作总统府的高级顾问，但汪精卫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从历史上来看，汪精卫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追逐权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现出中国的老百姓对几千年来延续的帝制已经厌烦，使在中国复辟帝制的企图再也无法得逞。虽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但孙中山的国民党并没有得到政权。袁世凯死后，政权依然掌握在握有枪杆子的北洋军阀手中。当时中国之所以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是由于中国没有征兵制、也没有军官退休制度。当时在中国征召士兵并不是由国家机构统一进行，而是由各路将军私人征召，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于国家而忠于个人的私家军制度。
孙中山虽然长年从事革命，在民众中也有较高的威信，但由于没有自己的私家军，所以一直无法走上政坛。这使孙中山痛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创建一只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本人的职业原是医生，自己并不懂军事，也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孙中山周围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人都是书生，没有会带兵打仗的将军。孙中山开始著重搜罗军事人才，在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很快受到了孙中山的青睐。
１９１７年苏联成立以后，开始了输出共产主义的革命外交，中国成为苏联革命外交的最重要国家。苏联宣布放弃沙皇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对新兴的苏联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苏联看中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而孙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国的支援，以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２１条后，已经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感。于是孙中山开始在苏联的援助下筹建一只完全效忠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１９２４年６月创建了黄埔军校，委派蒋介石出任校长。
由于孙中山接收了苏联援助，苏联要求孙中山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孙中山答应了苏联的联共要求。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特别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对之声。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包括汪精卫和胡汉民，以及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蒋介石也都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只有廖仲恺积极支持联共。所以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孙中山个人的威信强行实施的，这就为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的清党清共，埋下了伏笔。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北京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的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于是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的随行下前往北京。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立即病倒，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肝癌，从此卧床不起。１９２５年２月，孙中山病情加剧，急忙电请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汪精卫等人本以为孙中山会主动提出立一个遗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可是一直到２月２４日，仍不见孙中山有立遗嘱的意思，于是汪精卫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为孙中山起草一个遗嘱，再根据孙中山的意思修改。
孙中山的遗嘱由汪精卫起草，汪精卫写好遗嘱后，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汪精卫眼含泪水对孙中山说：“希望总理留下一些话，好让我们去做。我们恳请总理生前留下遗嘱。”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说：“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员会提出这个意见的”。
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什么呢？”
汪精卫说：“我们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赞成，便签个字，当作总理的话。如果总理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笔记下来，也是一样。”
于是汪精卫掏出写好的遗嘱，大声朗读起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孙中山听完后说：“好呀，我很赞成。”没有一字添改。于是这篇汪精卫写的“总理遗嘱”，就当作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公开发表。
为什么孙中山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遗言，为什么孙中山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结果造成了后来国民党内部长期内斗不断，这也是孙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种。也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内没有人敢接任总理之位，只好宣布取消总理制，把总理这一称呼永远让给孙中山。此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开始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汪精卫是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光荣史，有革命成功后不谋求当官的君子风度，更有鲜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这在国民党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加之汪精卫的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
在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孙中山原来的大元帅府改组，改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但汪精卫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就是他没有一只忠于它的私家军，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社会中，汪精卫这样的文人书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第二部分之二：短暂的汪主席时代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国民党总理孙中山逝世。由于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卫以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被推举为孙中山之后的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６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７月２日，汪精卫在１０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这是汪精卫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积极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位居国民政府的要职。比如汪精卫任命共产党员的谭平山为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长，林伯渠为秘书长，帮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使共产党的势力在国民党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一时间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似乎一切顺利，但一个多月后发生的廖仲恺暗杀事件，一下使汪精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由各种势力混杂而成的政党，党内分有不少派阀。在孙中山生前，各个派系畏于孙中山的威望，没有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但孙中山殁后，国民党失去了威振全党的重秤，党内的派系斗争开始表面化和激烈化。当时国民党主要分为左派和右派两派：左派支持孙中山的联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恺，右派则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则是中间偏左的立场。
胡汉民也是一直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孙中山不在时，代理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国民党领导人位置的候选人。然而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这使胡汉民非常不满。原来在东京同盟会时代，胡汉民和汪精卫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汉民曾为营救汪精卫而披心沥血。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权力面前，他们之间的友谊开始破裂，胡汉民开始支持党内的右派反对汪精卫。这正应验了中国的古话：“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实在太大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９日，廖仲恺在国民党部大门前，遭５名枪手的枪击身亡。廖仲恺被刺案惊动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亲自组成了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被刺案的凶手。可是汪精卫没有想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出胡汉民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汪精卫念及当年他们两人在东京时代的旧情，没有公开处分胡汉民，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派往苏联考察。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２日胡汉民前往苏联，但汪精卫这个举动被一些国民党左派批评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恺一死，汪精卫就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国民党右派的猛烈反对。由于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汉民被迫离职出国，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跑到北京另立中央。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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