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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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　
究社会主义较早①，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　
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　
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　
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　
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　
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　
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　
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　
他负招待之责。一九二○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　
来。　

　　　　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宣言发生了甚大的影响，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　
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言约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　
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　
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　
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　
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民众团体都已被封闭，学生的活动虽仍在暗中进行，比之五　
四时规模显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学们觉得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有些不够了，正在那里摸索新　
的途径。当时山东问题已成悬案，一时不易解决。直皖战争酝酿已久，日近爆发，人们都在　
期待段祺瑞亲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将是曹锟和其盟友张作霖，与段相较，都是一　
丘之貉。吴佩孚究竟只是曹锟的一员部将，虽表示反日爱国，又能做出些甚么来？这一切都　
显得中国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　
中闪耀的光芒。　

　　　　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　
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　
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扬社会主义，并热心地介绍俄国革命的实况。已经踏进社会主义圈子与尚　
在边缘的人物，不仅撰文宣扬，有些已开始有所行动，虽然那些行动并没有甚么了不起，但　
确已走向酝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途径。　

　　　　当时和我亲近的同学们，思想上多有了显著的改变，其中有些较李大钊先生尤为急进。　
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　
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　
共产党。罗章龙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据他研究所得，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　
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其他有这种类似急进表示的青　
年所在多有，毛泽东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瓶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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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　
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　
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　
此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等也有过一些涉猎。　

　　　　由于俄国白党领袖谢米诺夫在中俄边境地区的失败，和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的成　
立，中俄交通已开始恢复。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　
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　
子。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的英文本，就是这个时候带到北大图书馆的，也是我所阅　
读过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一九二○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　
以记者身分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　
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　
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　
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　
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　
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　
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　
秀②。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　

　　　　李先生和我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我们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　
的实际推进，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　
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他和一　
些有为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一个少年中国杂志，他原希望这个组织能　
够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因会员们不尽赞成马克思主义，无法实现他的愿望。　
他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　
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我赞成他的计划，并主张邀集一些朋友来共策进行。　

　　　　当年七月初，北京的局势更加紧张了，直皖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都忙于谈论时局的发展，　
准备应变，北大师友们多数乘着假期纷纷离校。大约是七月十二日，李大钊先生向我郑重其　
事地表示：“你还是赶快离开北京的好！”因为他认为在战乱期间，段祺瑞的亲日派将加紧迫　
害反对他的学生们，我有被捕的危险。我也向他说：“你的危险可能比我更大。”李先生表示　
他留在北京并无关系，因为他是北方人，躲避的办法多些。后来他也准备暂时离开北京，要　
我和他一起到他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到海边去避暑并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赞成他暂时回乡，但我不愿同行。我愿到上海避难并和陈先生商谈一下关于马克思研　
究会和进行工人运动的步骤。我说：“事态发展到现在，为了革命、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　
和今后个人的努力方向，都须从长计议一下，定下一个长期计划。”当时我还年轻，没有自　
动组织共产党的想法，但不只一次表示，只要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带头，我一定热诚追　
随。　

　　　　李大钊先生赞成我到上海去，对于他的不能同行有些怅惘。他提到陈独秀先生最近的来　
信更急进了，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没有明白说出如何干法、也许是信上不便多　
说。他认为我去一趟，正可和他当面商讨。他要我向陈先生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的计划，他也很赞成。我们分手时，他还向我　
说：“战争就要爆发了，你不可耽搁，迟了恐怕交通断绝。”　

　　　①　李大钊先生在一九一二年即曾译《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九一七年三月又发表《俄国大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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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文于《甲寅月刊》。接着他分别在《每周评论》、《新生活》、《新青年》、《新潮月刊》及《少年中国》　

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是中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者中研究杜会主义较早　

的一个人。　　　

　　　②　李大钊先生介绍威金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　

先生和威金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甚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威金斯墓是一位新闻记者。　

威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瞒着他的真实身分。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　　　

　　　　　　　　　　　　　　　　　　　　　　第二篇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章　陈独秀的最初策划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　
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　
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　
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一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正是直皖战争的前夕，我由北京乘火车赴天津，旅客异常　
挤拥，车行的速度也不正常，近黄昏时才抵达中途的廊房站。火车进站后即停止前进，站外　
隐约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旅客们惊惶不安，但都不敢离开车厢。凭窗远眺，只见高与人齐　
的高粱丛里有少数全副武装的士兵蠕蠕移动。旅客中的一位军官向我们高声解释，说看来这　
还只是双方前哨部队的接触，假若前面的铁路没有截断，我们今晚还有到达天津的希望。果　
然，不久火车继续开行，但沿途时驶时停，抵达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翌日（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大规模展开了。皖系的段祺瑞自称是国军总司令，以由日　
本装备起来的边防军为骨干，自北京附近向保定、天津进迫。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组织讨逆　
军，得到关外的张作霖和桂系的岑春煊等的声援，以保定为指挥中枢，向皖系军队展开攻势。　
战争进行约五日，即以直系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历史上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形成北洋军阀之　
后，第一次爆发的内部大规模火拼，也就是北洋军阀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显明标志。　

　　　　我在天津住了一夜，次日搭津浦车南下，十五日到达龙蟠虎踞的六朝故都—南京。那时　
署假已经开始，又受战争影响，南京各学校的朋友们多数均已离去；加之那时南京城内商业　
萧条，民气低沉；这些都不免使我有寂寞凄凉之感。不过当时一般青年多有遍览名山大川的　
气概，我也深染这种游历癖，常在旅途中偷闲游山玩水，所以这次在南京不理会甚么戒严禁　
令，仍独自遍游风景名胜，如雨花台、清凉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无处不使人　
忆及太平天国的如烟往事。　

　　　　不久我到达上海，报上已刊出皖系失败的消息。我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　
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为皖系军阀的失败而称快、大谈时局的各种可能发展。他问我　
此次南来，是否负有学生代表的任务。我加以否认，并告诉他在离北京前与李大钊先生谈话　
的经过。他大为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　
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　
女青年王会吾。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我虽抱有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向和热情，但还只是一种空洞的想法，是偏于兴趣方面　
的，还没有以这一运动为终身事业的坚决打算。因此我住在陈家的最初几天，主要仍是在外　
面奔忙，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的职务，并与黄介民等旧友酬酙频繁。这使陈　
先生等有点不耐，陈太太甚至讥讽我交游太广，也许是为了找女朋友。这些自然是不尽合乎　
事实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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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　
　“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　
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　
神的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　
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　
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　
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　
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