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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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表示：“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圈的余地。”　　

　　　　我在发言中出说到一些重要经历外，有着重指出：任何团体都可能积累一些错误，一时　
显得黑暗，但我们自信有方法纠正过来。我们将不因毛等的分裂行动而稍有气馁。我们将高　
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更有信心地奋斗。一、四两方面军的同志们，将团结更紧，争取军事胜　
利。一俟适当时机到来，我们将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扩大会议，改组中央。目前，同　
志们应团结在这个高级干部会议的周围，信任总司令部的领导，暂不接受原有中央的命令。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　
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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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　
主任升任为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　
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经过。我当时想起了中共中央各负责人分途奋斗多年，在懋功高　
高兴兴的会合，又在毛儿盖突然分离，不禁感慨万端。我也觉得事态发展至此，中共中央固　
然难辞其咎，但莫斯科的死硬作法，确是逼使我们走到这个牛角尖的主因。其实，我们中国　
共产主义者无论在一起或暂时分离，总是背靠背作战；我们有争执，但也互相依存。我们当　
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与死亡，我们主要的努力，也始终是对付敌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因　
内争而忽略了对外。因此，这次分裂也不过是中共奋斗史上的一个插曲　　

　　　　　　　　　　　　　　　　　　　　　　　　　　　　第十九篇　由分到合　　

　　　　第一章　在西康　　

　　　　分裂风潮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党内团结的迫切要求。毛泽东从毛儿盖策马北溜，卓克基　
会议群情愤慨。这两幕连台戏是分裂的高潮，也惊醒了我们这些游击英雄。每个人都从心底　
深处喊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的呼声。敌人的压迫，使我们必须弥补分裂　
所造成的创痕。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指示中共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由清除了我　
们内部分歧根源。任弼时贺龙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辗转来到西康地区与我们会师，也促成　
了内部的团结。一九三六年夏季，我们由西康向甘陕北进，党的组织和红军各单位，又在陕　
北的保安重新合而为一了。　　

　　　　卓克基会议之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到了对敌作战方面。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纠　
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　
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这样做，自然是顾到朱德所说留下　
转圜余地的意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　
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我们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使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这　
对于两个多月没尝米味的红军，特具吸引力。我们的南下纲领是：“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　
息”、“平分土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与川军划分防区，互不侵犯”等等。我们　
再没有提出建立川西新苏区或西北联邦政府等类的主张，因为觉得这是要等我们在天全立定　
了脚之后，才能决定的。　　

　　　　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军队，仍是一、四方面军（中央机构和一、三军团虽然北上了，第五　
军团和第十二军以及总司令部属下成百的工作人员原均属一方面军）。即将到来的战争，需要　
我们和衷共济来应付。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更觉得内部团结是今后克敌制胜的要图，他　
对过去的分裂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两方面军同志间的隔阂，极为难过。他也责备　
中央巨头们领导无能，希望彻底改善。　　

　　　　我们将党内团结工作列为第一要务。如果继续指责过去中央在两军会合后，只知批评四　
方面军，抹煞它一切的功绩，赏罚不明，以致引起同志间的隔阂，酿成这次分裂，是不足为　
训的。我们今后要改弦更张，重视同志们的努力与贡献，褒扬一、四方面军过去的英勇奋斗，　
反对彼此间的任何门户界限。我们要求同志们互相学习，互相谅解，互相结交，纵有检讨批　
评，也要出之于善意。　　

　　　　我个人对于这次团结工作，特别重视。我向四方面军一般干部讲话，极力褒扬一方面军　
过去的英勇，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大家应一视同仁彼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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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前进。这类的话我也曾向一方面军的干部讲过。我还访问了董振堂罗炳辉等原一方面军　
的将领，征询他们对于军事问题党内问题的意见。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扫除隔阂的效果，例　
如董振堂就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今后　
既能够一视同仁，他也敢于负起责任指挥作战了。　　

　　　　我们这样努力了几天，便出发南下。我军由卓克基经懋功，迅即攻克了宝兴县城。宝兴　
是个小县，位于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过此往天全庐山，便是比较平坦的地带。天全庐山　
在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冲积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和暖，盛产大米，相当富庶。　　

　　　　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追随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分驻在各　
战略要地；我们要跟这些装备较好的军队周旋，这和我们初入川北时与川军作战的情况相比，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军进到宝兴时，先是与川军作战，一经接触，就给我们打垮了。我军　
乘胜占领天全庐山大部分的乡村地区，这两县的县城当时尚在川军手中。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　
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九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　
们上空，作地毯式的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　
有近三百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　
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　　

　　　　我们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过去一方面军在江西对敌作战时，曾采　
取“斩乌龟头”的战术，即乘敌人飞机没有出动的时候，用迅速的手段，消灭敌人伸出碉堡　
以外的兵力。但这种战术终于不能发生大效，结果江西苏区为碉堡所困，最后，不得不突围　
西行。毛泽东也曾斥之为“错误的防御战术”。　　

　　　　我们不愿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庐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　
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　
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　
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①，集结到了　
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　
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　
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　
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　
　“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我们当时曾详加检讨，认为敌方在军事上占压倒优势，这是从　
来没有人否认过的，不过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相当辽阔，决非敌人所能封锁。兼之区内地　
形险要，交通阻塞，敌人决不敢深入进袭。因此我们大可安心在这地区休息过冬，决不会成　
为瓮中之鳖。　　

　　　　一九三五年九月间，我们回师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带的集镇②，原驻在丹巴的刘文　
辉部，在我军压力之下，向泸定溃逃。我们总司令部驻在靖化党坝地区。这时东南面的敌军　
离我军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胁我们。　　

　　　　我军的困难是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当地藏族与汉人之间原有隔阂，藏人一　
向痛恨汉族的侵略。红军进到藏族地区后，毛儿盖东北面的藏人曾与我们发生过许多次的冲　
突。他们不仅阻拦我们这些外来之兵，尤其不愿我军分享他们不足的粮食。我们在这一带驻　
扎久了，与藏人争食情况，日渐严重。我们避免与藏人冲突，不愿在此驻留太久，以免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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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粮食太多。　　

　　　　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我们的搜粮队对抗。我们住在清化的　
时候，就曾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冲突。藏人的队伍是乌合之众，随集随散，不能持久，我军　
从不妄施攻击，只是予以监视，听其自散。我们也曾向藏人解释，我军不得已才掠取他们一　
部分的粮食，决不愿他们于饥饿的境地，更不会横施压迫。这样的解释收效很微。我们只有　
适可而止，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天，就又迁往别一个地方去。　　

　　　　我们这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老在寻求生存之道。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已经支　
离破碎，内部又告分裂，而且困处边隅，粮食不济，藏人的抗拒，更使我们汗颜。但我们并　
不绝望，还是抖擞精神，积极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以为将来作战的准备。　　

　　　　我们的训练中心是红军学校，由何畏任校长，刘伯承任总教官。何畏那时仍在养伤，事　
实上不能多管事，刘伯承则负责实际责任。这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多数是从四方面军调　
来的营连长，也有少数当过师长或军长的干部。重要战术教官是张宗逊、郭天民、唐天际等。　
教学原子是教官和学生共同学习，理论与实际并重，往往一个课程之后，便由教官和学生们　
率领附近驻军，实行演习。　　

　　　　这间学校的训练条件，还不算坏，不仅教官优良，而且有适当的课本。我们在鄂豫皖办　
红军学校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课本，只有借用国民党的课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时曾译印　
了莫斯科出版的《苏联步兵操典》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两本书，可是经过长征的灾难，　
这两本书已难找到了，幸好有一个一方面军的下级军官，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了这两本书。　
我当时发现了，读了一遍，视为至宝，立即翻印，作为这个学校的课本。　　

　　　　这间学校的训练方针是注重红军的正规化。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　
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干部在苏联陆军大　
学唯一的毕业生，回国后即出任红军参谋长职务以迄于今，所以他对红军的一切了如指掌。　
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他讲话爱用尖刻的词句，常　
常批评游击作风，连毛泽东他也要讽刺一番。刘伯承这个正统派军人，在授课时经常假定两　
个同等人数、同等装备的敌对军事单位，对阵的时候，胜利将属之于勇敢坚韧和战术较优者。　
这种思想原是无可非难的科学分析，也合乎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辩证唯物论。可是我们的红　
军与敌军相交经常处于劣势，因而素来提倡英勇坚韧和协同一致，重视出奇制胜的战略，久　
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游击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少数集团的优越作用，以为物质力量不足　
重视。　　

　　　　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　
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任连长排长，一直升到军长。　
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　
随意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　
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　
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余天云事件发生后，我即驰往红军学校召集所有同志举行会议，并发表演说。我指出一　
般同志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的学习正规战术。我特别推崇刘伯承的军事知识，说到　
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学习，他在刷金寺时所发表的、所有红军干部都须再教育的演说，　
我是完全赞成的。我还说明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从前是如此，今后也应如此。不　
过学生们应该虚心学习，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妨害学习和违反应遵守的纪律。我赞成学校当　
局给予余天云的处罚，但要求一般同志继续敬重他并帮组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