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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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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据王法勤的消息,也很镇静的预料总还有两三天的犹豫时间,北京军警才会动手。 

    我离开李先生的办公室,便到铁路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处。我先接见了好几位从各处铁路 
来的工人同志,解决了他们来接洽的事务;分别打发他们于当晚或翌晨返回各人原工作的地 
方。接着,我才向同事们宣布李大钊先生所说的紧急消息,要各人分别准备。于是各重要职 
员们都分途去藏匿;名册和其他重要文件也都运走了;只留下彭永和、李斌两人负责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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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回到达教胡同我自己的住所已是晚间十一时了。在这座四合院的公寓中,我们夫妇住 
的是两间坐北朝南的正房。我的太太杨子烈是与我在一九二四年二月间新结婚的。她是一九 
二一年在武汉加入中共的最初女党员之一,这时她在北京担任《新民国》月刊的校对和发行 
工作。我们住两间房,一间是我们的住室,另一间就是这个月刊的发行处。我的太太就经常 
在这里办公。在这间办公室里,堆满了各期的《新民国》月刊,以及各种与发行工作有关的 
文件。她听了黑名单的消息,一时觉得无从收拾。 

    这座公寓的南屋住的是高尚德,西屋住的是范鸿杰。他们两位都是中共北京区委委员。 
我旋即与他们两位商谈有关黑名单的事。他们已经知道,并已作了必要的准备,但仍暂住在 
原处,因为他们用的是假名字,军警不容易发现。他们也预料实行捕人将是两三天以后的事; 
到那时再行躲藏不迟。他们主要是为我这个军警心目中的“要犯”担心,希望我明天能够摒 
挡一切,离开这个住所。于是我和我太太忙着烧毁重要的名单和信件。可是,我们这两间房 
里堆的文件确实太多了,一时清理不完。而且,夜已深了,人也累极了,心理上还相信有明 
天可以继续清理,所以在烧了一部分文件后,也就睡了。 

    谁知这次警探们的行动比我快了一步。第二天天色还没有亮,我的住所和铁路总工会的 
办公处同时被大批警探包围。公寓的掌柜来敲我的房门,我从梦中醒来,还以为是预定今早 
回去的铁路工人有急事来找我。我打开房门,警探们一涌而上,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 
说明原委,便把我和我太太都逮捕了。 

    警探们在我的房间内翻箱倒筐,检去大批文件。他们的言语态度极其粗野。我太太气得 
高声斥责他们是“土匪强盗”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便乱捉人,乱拿东西。我悔恨自己的大意, 
更深恐牵连到同住的高尚德、范鸿杰两位同志,因即示意我的太太不要再讲,以便早点离开 
这里。幸好这次高范两位没有受到牵连。我们被押上一辆囚车,驰往前门外的警察厅侦缉处。 

    这个侦缉处是北京城内著名黑暗的捉人机关,处长高某是跟随曹锟多年的马弃出身,能 
直接向曹进言。他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谈吐举止粗野不堪。看来,他似乎不识几个 
大字,更不懂甚么叫法律;而满面烟容,显然是一个吞云吐雾的老手。副处长姓张,是个六 
十开外的老头儿,与高某比较起来,谈吐文雅,容态慈样,倒像一个读书人。那高某把他当 
作“绍兴师爷”有点颐指气使;不过对于他的意见,似乎也不得不尊重;大概因为高某自己 
实在太无用,不能不依靠张老头儿的笔墨。因为重视我们这个案子,正副两处长亲自来审讯。 

    与我同时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还有驻守铁路总工会的两位干事。彭永和是学生出身, 
主管收发工作,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庄的铁路工人,在总工会中管理庶务,经常是伙 
夫装束。还有《新民国》月刊的主编范体仁也被捕了。我们五人以我的情节最重。他们首先 
将一副九斤重的对付死囚的铁镣将我双脚扣住;关在一个侦缉班的屋里。其他四人则分别囚 
在别的监房。 

    审讯由当天正午开始。他们着重问的是有关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 
以后才发生的。当作礼物被送到顾家去的木盒子,经他的仆人打开后,炸弹虽炸爆炸了,但 
遗留下来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纸张,以及纸张上所写的字迹。他们就企图从这些木片、 
纸张和字迹中找出犯罪的证据。 

    侦缉处承办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干的。他们根据这个假定,侦查 
的结果,发现我恰恰在此时到上海去了,因而怀疑是我干的。他们伪造了一些木片和纸张, 
硬说是在我住房里搜查出来的。他们从我们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对炸弹包裹上的 
笔迹。 

    我寄押的房间中住了一组十二个人的侦缉班。这些侦探都能阅读报纸和写简单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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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一册  

似是侦缉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们佩带短枪,日夜监视着我,但也与我攀谈,企图找 
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绽,特别要我写这样,写那样,那个拿个白纸扇子,要我题字;那个又来 
问我某某成语如何写法。但他们这些企图,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在第一天就泄露, 
在这次搜查中没有发现和炸弹包裹上同样的字迹,使他们甚感苦闷。他们又透露,他们所以 
如此热心的侦察,是因为顾维钧出了十万元的赏格来破案。 

    那天,审问开始时,处长高某首先问我:“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吗?”我回答说: 
 “我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木片。”他又问:“这些纸张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来的,是吗?”我 
看了看那些纸张,又回答说:“我抽斗中从来没有这些纸张。”接着,他拿着许多被搜出的文 
件,一件一件的问我,是甚么人写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说:“写字的人已签有名字 
在上面,你们可以自己看。” 

    他们这样漫无目标的乱问下去,我有点不耐烦了。我反问他们:“你们问这些不相干的 
话,到底是甚么意思?”那个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这个‘乱党’,反正是该死的。现 
在又犯了炸弹案,还不快招吗?还要我们费事吗?老实告诉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 
点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着办吧!” 

    他们企图从我口中逼出有关炸弹案的口供;我却乘机向他们解释,我说明我根本不赞成 
暗杀,因而决不会做这类的事。我也告诉他们,不仅我个人如此,国民党和共产党人都是不 
赞成暗杀的,黄复生、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已过时了;我还讥笑他们的假设是走错了道路。 

    这样审问下去,情况似乎逐渐对我有利了。他们当初怀疑我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后才离开 
北京的,但从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证据中,证明我离开北京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前约一个 
星期。侦缉处虽然伪造了木片纸张等无关重要的证物,但始终无法伪造我和同志们的字迹, 
也问不出那里来的炸弹和谁是送炸弹的人。这使他们觉得对付这些社会上有声名的知识分 
子,究竟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强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显然十分热衷于十万元的赏格,没有证据也想打出一些证据出来。他许多次 
都大叫要用刑;最严重的一次,是将我勒跪在一堆铁链子上面,大约有半小时之久;跪得我 
满头大汗。左右还站着几个法警,拿着很粗的木杠,准备将我的双脚压住,让我尝尝“睬杠 
子”的苦刑。我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吓,怒 
目高叫:“你这小子,还充好汉。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满脸杀气,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审讯的时间愈长,他愈无法支持; 
原来他的鸦片烟瘾愈发愈厉害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副处长便乘机请处长休息,改由他继 
续审讯。高某虽然还是满口粗言秽语,却身不由主溜到后面去了。张副处长看他去远了,便 
对我说:“你跪着不好说话,起来罢!好好的直说!”于是,由两个法警扶我立起来。我受此 
刑辱,愤怒万分,仍是一言不发。张老头儿只好又说:“你去休息休息再说吧!” 

    每次审讯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只能维持一个钟头,就要回到他的鸦片烟榻上 
去;再由张老头儿接替审问。而张老头儿的精力也不够实施疲劳审讯,因为他究竟是上了年 
纪的人;所以审讯的进行,总是时断时续。张老头儿从未向我发怒,至多只是说:“好好向 
处长说,以免受刑。”我却乘机向他进行种种解释,他也老是静听着,不置可否。 

    这样,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们讯问的目标就转移了。他们不再问炸弹问题,转而问我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铁路工会中的活动。我不否认这些活动,但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 
于我的材料。我还向他们抗议,指出我做一个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员和工会职员,根本是不 
犯法的。他们对于我的抗议,避开正面答复。到此时,他们有点无精打彩,似乎想草草结案。 
后来听说这是由于顾维钧受到不可借此陷害革命党员的警告,撤销了十万元的赏格,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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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松劲了。 

    第四天,侦缉处的审问结束,由张老头儿办理移送到警察厅中去的手续。高某已经看不 
见了,完全由张老头儿来处理,他对我的问话只是关于他在公文手续上所需要校正的部分。 
一切情况都显得缓和多了、而且张老头儿还有同情我的表示,颇出乎我的意料。 

    他首先表示我们这件案子的情形很严重,现在要移送到别的机关去办理;我假若能像这 
几天一样稳妥的应付,也许不会恶化。高处长是最性急的,我能在他手下逃过苦刑的折磨, 
实在幸运。他慨叹他自己年纪老了,一向信佛;对于案件的处理,总是慈悲为怀。他说到他 
有四个儿子在各大学念书,其中两个还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们曾向他称赞过我是一个好学生, 
而且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他表示现在时代的确变了,年轻人的想法和年老人不一样了,他的 
儿子们也是如此。最后他向我暗示,炸弹案大概没事了,其他的罪名总较轻些。要我好好去 
为自己辩护。 

    我常看见张老头儿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早知道他是信佛的;现在听他说了这样一段诚恳 
的话,因而向他表示谢意;并指出这几天来,他是很爱护我的,屡屡苦心的为我解围。他叹 
着气向我表示,像我这样一个人才,原不应遭受这样折磨。国家的事没有弄好,不应该由我 
们这辈青年人负责。他直率的告诉我他内心的矛盾,他在职务上是要严格办我的,但为年轻 
人的前途着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着他那四个与我抱着相似观念的儿子,和 
他们平日向他所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着,不觉掉下几滴眼泪来。 

    至此,我也颇为感动,我们之间似乎已没有审讯官与阶下囚的分别了。我反而安慰他, 
称赞他的仁慈和见识。他最后表示,他不仅对我如此,即对与我同案的人犯,也是一样宽大。 
除了我的那位厨子李斌—李这时只承认是一个厨子—受过刑讯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吃过苦 
头。他还进而告诉我,我同案的人犯在口供上都没有牵连别人,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今天晚 
间就要被送走了,总算渡过了这一道难关。 

    在张老头儿宣布侦查已告结束以后,这一班看守我的侦探们,便奉命为我除卸脚上的铁 
镣。我当时颇不愿意,想带着这根铁镣上法庭去,当作侦缉处虐待人犯的证据。经过那些侦 
探们说好说歹,而我在当时情形下也不能够坚持,便只好让他们卸了。那些侦探们最初将我 
看作是扔炸弹的乱党,类似江湖大盗;并不知道甚么叫“革命”。经过我和他们几天的攀谈, 
不仅我从他们口里获得一些对我有益的消息,而且也乘机给他们上了一次政治课。这一课的 
题目可以叫作:“甚么是革命党?革命党人是不可以虐待的!”这一课对于他们似乎是不无影 
响。后来,中共的许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这次的经验。 

    第二章 受军法审判 

    当天下午七时左右,我们这一案的人犯都被分别押解到警察厅。警察们又将我带到一九 
一九年六月二日我曾住过的那间监房。我心里正在想:“这是我旧游之地,”果然有一个看守 
走过来向我说:“你又来了!”我也回答他说:“你还认识我吗?怎么这多年你还没有升官?” 
他望了我一眼,似乎有些难为情,没说甚么就走开了。到了十点钟的光景,看守又把我带到 
替察厅的大堂内,问官只点了我的名字,没发一言,就由大批武装警察将我押上一辆卡车, 
直并出警察厅。 

    这时,我心里有点恐慌起来。我想:“这不是验明正身,乘黑夜将我送去枪毙吧?”我 
不由自主的问我旁边的一个警察:“将我送到甚么地方去?”他回答说:“警备司令部,一会 
儿就到了。” 

    将信将疑之间,车子已停在我所熟悉的步兵统领衡门的旁门口了。这里原是满清时九门 
提督衙门,民国后改为步军统领衙门,警备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直系巨头之一、以嗜杀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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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党人著称的王怀庆那时做警备总司令兼步军统领,所有侦缉处和警察厅承办捉拿革命党人 
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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