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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2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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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令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中共则着重自下而上，发动农民斗争，直接争取农民生活的改善。
一般说来，国民党人包括左派在内，畏俱农民斗争，对于土地革命，更视为过激行动，这与
国民党人多出身于小康之家大有关系。
上述一切，是中共内部和国共之间，为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这一纠缠不清的问题争论不
休的一般概一况。这也就是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不能获得适当解决的暗礁。
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快，规模也最大。农协组织是由各乡各区各县市以至全省，自下
而上的递层发动起来的。北伐前夕，湖南的农协会员已有约二十多万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日，湖南全省农民协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省七十九个县市中，已建立了五十四个县
市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人数达一百卅六万余人之众③。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会员人数又增
至二百万人，据后来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的核计，湖南农协会员最高人数（是五月间的数字）
达四百五十一万人④。这些数字虽不一定精确，但农协会在湖南之被视为庞大组织，则为当
时人们共有的感觉。
湖南农运较之广东湖北各省尤为热烈，其中原因颇多。例如湖南历经南北战乱，农民所
受的痛苦极深；地主的民团势力多为军队所收编，因而发展农民协会所遇到的阻力较为薄弱，
而且国共两党在湖南的组织相当得势，左倾气氛又极浓厚。中共湖南区委，又能以大部分精
力注重农运工作；湖南中共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一直重视农运，曾多次进行农村调查，并为
湖南的农运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湖南农运也多少承袭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经验。一位同情革命的湖南老学者在一九二七年
春，曾向我描述湖南农运的概况。他指出湖南农民在近代史上有过两次大翻身，一次是太平
天国，一次便是现在的运动；而这两次大翻身，颇有类似的地方，但其凶猛的程度则前者远
逊于后者，目前已闹得天翻地覆。他希望不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真能为农民解决些问题。
这个省份的农运是紧随着北伐军进展的优良时机而发展起来的。国共两党在湖南各县乡
的分支组织，为了支援北伐，积极扩大农协。而农民对于北伐确也有过显著的贡献，一时获
得各方面的好评。各县政府多系依靠农协的支持，来完成战时动员人力物力的任务。各县乡
的地主民团势力多转移到了农协的手里，它们不仅拥有少数的枪支，而且有以十万计的梭镖
队，于是农运也就随着这种组织力量的增强而汹涌起来。等到北伐军进到湖北以后，湖南恢
复平时状态，农协斗争的目标，就集中到了土豪劣绅的头上去了。一九二六年底湖南农民运
动过激之说，乃开始在武汉流传着。
湖南农运代言人毛泽东，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认为湖南农民打击土豪劣绅为过激手段的言
论，他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参加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到武汉，即提出了两句“名
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这显然是湖南农民广泛打击土豪劣绅的辩护
词。他虽承认湖南农运有些“过正”，但认为这是为了“矫枉”而不得不然。他的这种说法代
表了湖南同志一般的左倾情绪。后来他的湖南农运报告，也是根据这种观念写成的。
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讽刺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
豪代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
“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
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
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
湖南的中共同志们，多和毛泽东相似，随着农运的进展，颇有左倾急进的见解。他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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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些人根本就抱着“矫枉必须过正”的心理和“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愤慨，极力将
农运推向左面去，更多的人觉得开始时必须用较急进的方法，才能推动农民的斗争。但等到
斗争已经大规模的发展了，他们又不愿为了国共合作，而把左倾趋势扭转过来。此外，中共
同志们还有一种传统的想法：“右倾最要不得，左倾总是不坏的。”他们不会想到，在激烈的
革命浪潮中，防止左倾蛮干，并不容易，又为必要。等到这种左倾蛮干，已经蔚为一时风气
以后，要纠正它就戛戛乎难矣。更何况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事实上无力完全控制全省农协的
活动。
湖南农运之所以过激，主要表现在“反对土豪劣绅”、“减租减息”、“谷米阻禁”和“破
除旧习俗”等各方面行动上。
湖南农协运动最有声有色的一幕，首推“打土豪劣绅”的工作。打土豪劣绅的办法包括
“逮捕、监禁、审判、算账、罚款、戴高帽游乡、杀猪、粜谷”等等。
枪毙土豪劣绅，也是常有的事，其中最著名的一桩，就是以旧学著称的湖南清末遗老叶
德辉之被处决。其它如砸毁轿子，剪掉长衫等带侮辱性的行为，更是不胜枚举。审判土豪劣
绅的方式，多系举行群众大会进行。在大会中，只要有一个人认定被审判者是土豪劣绅，往
往无人敢加以反对。惩罚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过。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国民会议审判
贵族的情景，大同而小异。
反对土豪劣绅原系国共两党的共同政策，农民运动的兴起，也必须以压抑土豪劣绅的势
力为前提。但如果由农民自下而上广泛的自动的执行起来，那就不仅如毛泽东所说的“有点
儿乱来”了⑤。而且，也形成了无政府的恐怖状态。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
李立三的父亲被一个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李立三的上
了年纪的（看来是六十多岁）父亲来到了武汉。我曾和那位老人在李家几次一同进餐，也谈
过他的遭遇。我所得到的印象，他是一位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老人。他不否认
他是逃到武汉来避难的。他也表示他愿跟着他儿子的主张走，不反对农协会的一切。不久，
他拿着他儿子亲笔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这位老人不会有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
兴兴的回湖南去了，不料后来消息传来，李立三的保证并无任何效力，这位老人仍被他本乡
的农协“乱干”掉了。
李立三的父亲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不问可知了。李立三是一个湖南籍的著名共产党
员，他担保他父亲的信，似也由湖南区委转到了澄陵县的农协会去了，而竟不发生效力，这
不特显示出中共湖南区委会对于农协控制力的薄弱，也证明反土豪劣绅的风气已到了疯狂的
程度。李立三遭逢了这个变故，一时显得甚为难过，但他咬紧牙关，再也没提过这件事。我
也曾为之伤感良久，并曾设想过，如果这种遭遇是落在一位国民党员或者一位北伐军的军官
的身上，他对于农协的愤恨将是不共戴天的。
在农协势力膨胀之下，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减租减息，成为普遍的现象。国共两党和
农协的原来政策并不是不交租不还债，而只是主张减租减息，规定租额，佃农所得至少应占
收获额的百分之五十，银钱借贷年息不得超过二分或三分，借谷年息不得超过一成⑥。这种
减租减息要求的实现，是农民生活实质的改善；按照当时的情况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事
情的发展，往往不会就在适当的地方止步，何况并没有人强调交租交息的必要。因此，减租
减息就逐渐激化成为不交租不还债了。
不交租，使农村中的租佃关系陷于混乱状况。地主们自然觉得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出了问
题，佃户们也会觉得他们所没有交付的租额，将来究竟怎样处理也不能确定，这对于生产准
备和生产情绪都会有影响，这种状况在个别地区，如长沙附近的霞凝乡，竟发展到“丈田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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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备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步了。这显然超越了武汉政府当时权力所能做到的范围以外。不
还债，更使农村金融陷于窒息的状态，农村中有钱出借的人，带着他们的资金外逃了，剩下
一些小有产者，也因为失去保障不肯再借放款项，这样，在资金极度短绌的湖南农村中，许
多穷苦的农民，就失掉了流通资金以维生产的机会了。
“谷米阻禁”是乡村中缺乏粮食的穷苦人民压抑粮价的一种传统愿望。他们的狭隘心理
是希望本乡的粮食不外流，因而能够买着贱价的食粮，并不懂得照顾到保持商品流通的正常
状态。这种“阻禁”也并不是中共的湖南同志们所赞成的，不过他们最初没有加以阻止这种
“阻禁”的发展，等到“阻禁”的恶果已经表现出来了，才设法纠正，已经不免贻人以口实
了。
“谷米阻禁”办法是为了阻止地主们将粮食外运，是阻止资金外逃的有效手段。当时，
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乃至乡与乡之间，多不准粮食出境。至于运出省境以外，则须经
省农民协会的许可。可是湖南这个产米之区，需要输出粮食来交换各种日用必需品，如食盐、
布匹之类，乡村的农民在粮食不能出境的情况之下，也就无力购进其他的东西，这无异自己
切断了经济的动脉。而且城市的商业，军队的粮食供应，乃至军人们的粮食走私都在受到这
种办法的阻碍。其结果不仅军官官吏和商人们对于这个办法深恶痛绝，连乡村中也有不少的
农民抱怨不已。
破除乡村旧习俗，是中共认为必要的事，但也知道这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说服和教育，
才能奏效的。湖南各乡农协在执行破除旧习俗的政策时，则不免流于强迫蛮干了。当时毁庙
宇、打菩萨、拆祠堂和推翻族长制度，鼓动妇女反对夫权，逼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禁
止抬轿子等等，都当作是革命的必要表现，雷厉风行的执行着，甚至还发生过为了节省粮食
而禁止喂鸡、节省靡费而禁止演戏等不合理的现象。
以上这些激进的强迫办法，曾引起不少农民的不满，更予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们以有力的
借口。他们高唱农民协会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主张公妻等等的组织。这与曾国藩以破坏
中国道统来攻击洪秀全的法门，如出一辙。中共方面也未料到农民意识的激进主义，在湖南
竟闹到火势燎原的地步，一时显得手忙脚乱。
湖南农民运动最为激进，其他各省都较缓和⑦。湖北农协组织的发展，虽比江西等省较
为先进、但仍远落于湖南之后。湖北农协会员人数在一九二六年底为二十八万余人。一九二
七年三月为八十万人，五月增至二百五十万人。从这个数字看来，不仅会员在数量上比不上
湖南，而且发展的时间也较迟。湖北国共两党的组织，对于纠正农民的过火行为颇为注重，
各县区乡的农协虽也发生过不少反土豪劣绅的行动，但多交由国民党部所组织的土豪劣绅审
判委员会处理，很少径自加以处罚。其他如减租减息、谷米阻禁，以及破除旧习俗等项，做
得也不如湖南那样激烈。因此，当时农运过激之说，主要是指湖南而言。
土豪劣绅和遭到农运打击的人们纷纷逃到武汉及其他较大城市，诉说他们的遭遇和见闻。
农运行动过激的声浪逐渐高于反蒋的呼声，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党政的上层人物虽仍侧
重于谈论反蒋问题，但街谈巷议则多流传着农运过火的故事。有的认为农运既然过火，那末
农运就根本要不得。这种议论，中共认为是土豪劣绅在从中作怪，可是不少国民党人物受到
这种传说所影响，或多或少的对农运产生了反感。中共的同志们和一些革命意识较坚定的人，
虽不否认农运做得太过分了，但认为不能因此就根本反对农运。
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面对农运的高潮，显得左右为难。他在湖南的僚属告诉
他农协简直成了第二政府，干涉各级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内，如得不到农协的同意，
就寸步难行。有人诉说他所需要的军粮因农协的阻拦运不出来，所需要的军饷因为县税收受
农运的影响锐减而无法筹措。更多的军官和官吏们，向他诉说他们在乡间的家属曾遭到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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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和那样的打击，不用说，唐生智对农运的反感与日俱增。但他是反蒋的支柱，为了维持
反蒋阵线，也只好暂时忍耐。他常表示，他相信农运的激进行为可以由国共两党党部设法纠
正。
军官们因为家属受到农运的打击，对农运乃产生反感。北伐军官们多系湖南籍，也有出
自乡村的殷实之家；有的因身为军官，有钱有势，便在乡村买田置地，成为暴发的地主。有
些军官的亲属，因为家中有人带兵，也就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所谓“国民革命军，士兵
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军官们不
仅从乡间接到许多坏消息，而且他们的亲属也有从乡间逃到军队里来，担任军中的文职工作，
也就使军人的反感更为火上加油了。军官的反农运的呼声，一时陡然高涨起来。
鲍罗庭为了团结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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