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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2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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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和其他的中央同志们都异常兴奋,喜出望外,认为四方面军确是一支中共所领导的基
干红军。
朱德通知我,当天上午九时在老毛住所举行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商决军事问题。他说
我对西北情况知道最多,今后作战要靠四方面军卖力,而我又是他们爱戴的领导人,应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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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四两方面军的情况以及国内外的情势,向会议提出意见,他相信我的意见必会受到会
众尊重。他也谈到中央政治局的先生们,虽然在红军中混了一个时候,对军事究竟懂得不多,
只要老毛恩来和我都同意某项军事计划,别人是不会有异议的。他知道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
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我在这次与朱德
的谈话中极力安慰他,称许一方面军的英勇坚强,并说当年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西进到通
南巴时,也是狼狈不堪,今天一方面军所遭遇的敌军压力更大,长征达八个月之久,仍能保
持这副骨架,要算是惊人的成绩了。而且四方面军正缺乏干部,一方面军多余的干部,可以
抽调到四方面军来任职,四方面军也可以拨一些士兵和弹药补充一方面军。一、四方面军完
全是一体,这些事都是四方面军干部们所乐为的。
我也详细告诉朱德四方面军现在的实力。当时西方面军人数在四万五千左右,步枪两万
多枝,人数远超过枪枝的数量。这是因为川北的情况特殊,获枪颇感不易,而兵源的补充道
不是困难的。因此,四方面军直属机构人数很多,例如工程营、宣传队、妇女队等人数都不
少,各军师团的担架队运输队等所谓杂务人员也都很多。此外,我还详尽说明了四方面军的
各项优点和缺点,优点是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军事政治纪律严明,长于夜间行动等等;缺
点是枪弹百分之七十都是土制的,干部应作战伤亡过多,甚至缺乏,官兵文化水准很低等等。
总结这些优缺点,我坦率的指出四方面军因与川军作战太久,战斗力已不如鄂豫皖时代那样
强劲了。
我也曾向朱德吐露我的心境,我强调这多年来中共叠遭挫折,老同志已是不可多得,如
今,我们在懋功相会,更应痛定思痛,团结一体。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是拥护中共中央
的,并不因为这些同志很久没有跟中央同志一块工作而有所疏远。我又详细告诉他,四方面
军如何努力策应一方面军,但在一、四方面军能否会合尚成问题的时候,我们曾根据自身的
的处境,决定了一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计划。
我们这样谈着,不觉东方已白,朱德起而告辞,说彼此都要休息一会,九时还要参加会
议。临行我向他说到我们不妨多花一点时间,多开一两次会议,以便我们中间的意见沟通得
更好,而且初次会面的一、四两方面军的一般干部们,也能有机会互相了解。这样,以后一
切就易于进行了。朱德走后,我休息了不到三个钟头,九点钟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军事会议。
上午九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
齐集在毛泽东的驻所举行军事会议。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
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
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
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
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毛泽东笑谈风生的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
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
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他自己问自己:“为甚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他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
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的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鬼计,偏不和
他打,我们不动声色的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甚么办法?”他继续说明:我们
的同志们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
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他加重语气继续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他说到宁夏去必须
由四方面军担负掩护的责任,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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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
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籽,将来还可以再起。他还说这是他的冷静想法,也许被
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所提出来的计划。
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
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
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以及徐海
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
自然,后来所发生的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以及西安事变等,更是没有料想到。
我当时真是慎重的考虑他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计划有优点也有缺点,我的心情是忧喜参半
的。
我继起发言,将我所知的西北情况和我的想法报告出来,供同志们参考。我说我们在西
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
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之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
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
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我提出资料,阐释者三个计划的优点和缺点,我说着
的时候,大家都一边听一边在翻阅地图。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有薄弱,不
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
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
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
个地区暂时修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优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到西康,那里尽
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
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路。
接着我说明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五月间在江油地区时,因不能确知第一方面军你是否会
很快的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曾制定了一个建立川甘康边区新根据地的计划:在政治上,
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制订一个适宜于少数民族的纲领;在军事上,我军不难从茂县北川,
向东面川军作战,打回江油富庶之区,向南可以在天全庐山一带活动,北面胡宗南部虽占据
了平武松潘等重要地区,但敌军防线空隙甚多,我们不难进入甘南地区,那里也是人口较多
的地方。
关于第二个计划,我首先追述一年以前徐海东部的事情。该部由鄂豫皖区西移到陕西地
区,其意向虽然是要到川北来与我们会合,我们从情报知道他沿秦岭到达了陕甘交界的山岳
地带,后来为敌军所阻而渡过渭水折往北面,从此没有下落。四方面军在今年之初,曾进入
汉中的宁羌地区,除主要是为打击胡宗南部,为一、四两方面军向北发展做些准备工作外,
还想借此探听徐海东部的踪迹,当时曾准备派一个支队到陕北地区去与徐海东部取得联系,
后因不知徐海东的确实所在而没有实现。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
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
川陕甘边远一带的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
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
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接着我指出,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
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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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那末,
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
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②。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
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区,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
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
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
我还说明要实现这个西进计划,先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
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
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
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
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我所提出这三个可能的计划,虽包括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在内,但也冲淡了毛泽东的靠近
外蒙的唯一主张,也许这是使他不高兴的原因。他批评我的川康计划,认为事实上会使一、
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
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他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修养整
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同时他对我的北进到宁夏陕甘北部所应顾虑之点,也不能
有进一步的解释。
毛的发言有些节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泽东太敏感,对我不信任。他对我所叙述的红西方
面军在今年初北向汉中宁羌地区行动,考察北进可能并企图策应徐海东部一事,有些怀疑。
他说:“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继续说,如果那时我们真的
北进,那我们就不能在懋功相会,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还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
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
毛的这些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
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我当时并未戳穿这一点,我只说明我们四方面军的
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
羌地区,主要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
军北进的意思,现在我们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引以为快。毛听
了我这些解释,也未再置一词,谈到旁的事去了。
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们所提出的北进主张。我们都觉得如果
在陕北地区有些游击队基础,那将是北进计划的一个优越条件。但张闻天等却说,中共中央
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
均毫无所知。即使杨虎城剿共不积极,与四方面军有过联络,他们也是第一次由我口里听到
的。至于莫斯科的态度,在事隔十个月以后的现在,能否仍照前议,通过外蒙古予我们援助,
也没有人能确切说明。会中还有人认为,可能因外交形势的变动——当时我们约略知道日本
正侵略内蒙压迫外蒙的事情——,苏联透过外蒙古援助我们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
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
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
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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