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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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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海学生领袖的顾谷宜是这个小组织的主要领导者,蒋经国也是领导分子之一。那些领导 
分子每星期都要聚在一块,到莫斯科贫民区的一个小中国餐馆内,大吃一顿。表面看来,似 
是这些公子哥儿,为了要吃中国菜饭,荷包里有几个钱,就纵情享乐一番,实际上,他们却 
在那里进行反党阴谋,和华侨以及中国使馆有关系者勾结。 

    我们曾将这件事交由周恩来处理。周恩来调查的结果,觉得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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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因此,这个小组织的案子,就不了了之。同时,“中大”著名的反米夫分子也先后转送 
到其他的学校去了。如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早已转送到列宁学院去;朱务善、左权、 
蒋经国等,则转送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去了。虽然如此,中大内反米夫的活动仍是继续不 
已。 

    中大学生不断批评学校当局领导的不当。的确,这间年轻的学校,一切因陋就简。米夫 
这班人,又缺乏办大学的经验。他们指责米夫不能改善学校状况,只知压抑自我批评,动辄 
给批评者戴上一顶帽子,不说他们反党,便说他们是国民党分子等等。这些不满米夫的分子, 
往往向共产国际及俄共监察委员会控告米夫。多数同学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 
翻译,拿高薪,借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 

    中大所发生的事情,迅即成为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一项主要争执。共产国际六次代 
表大会以后,除我和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外,邓中夏、余飞代表中国工会为驻赤色 
职工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代表中国农会为驻农民国际的代表。我们这五个人,合组为一个中 
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对于米夫在中大的措施,曾一致表示不满。在米夫看来, 
中大内部的事,应完全由任校长的他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团不应干涉。而中共代表团看来,。 
中山大学学校当局,只应负教育方面的责任,关于学生的思想能力方面的甄别,和那些学生 
应派回国担任何项工作等事项,则应由代表团考查处理。 

    中大是由多头管理的。从教育的体制方面说来,它属于苏联政府教育部所管辖。从党的 
系统上说来,中大党员支部局,则属于俄共莫斯科市党委会下的一个区委所管辖。又因它是 
为中共所办的大学,所以又要受共产国际中国部的指导。同时,学生多数是中共党员而不是 
俄共党员,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要去过问中大的事,共产国际与米夫都不能加以拒绝。 

    我和瞿秋白、王若飞都不愿多过问中大的事,也很少到中大去,以免卷入是非漩涡。邓 
中夏与余飞两人却经常到中大去,在那里进行考察。因此,邓中夏与余飞曾与中大当局发生 
过许多次的争执。主要的争执之点,是关于学生的甄别问题。如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三 
等,领导过大部分学生,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措施;在邓中夏余飞看来,他们都是好同志,而 
学校当局,则认为他们是反党分子。在学校的壁报上,常有批评中共领导的文章,在邓中夏 
余飞看来,是破坏中共领导威信的不应有的举动,而学校当局则认为这是正当的自我批评。 
学生们也往往将我们代表团不满学校当局的话传播出去,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事都 
使米夫大伤脑筋。 

    九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枯西宁似曾听到一些消息,和我谈到关于中共和中大的一 
般问题。我向他表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大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因 
为负责指导中共任务的人,最好不多参预中共内部的纠纷。而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却不能避 
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他听了我的话问道:你以为 
甚么人来担任中国部的职责最好?我答:我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约在那个时候,瞿秋白向枯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建议。他事先没有和我谈及,也不知道 
我已和枯西宁交换过意见。枯西宁问他谁可继任中国部长,瞿秋白推举鲍罗庭。这些事后来 
都给米夫知道了。他左右的人常讥笑瞿秋白与鲍罗庭的关系,认为他推荐鲍罗庭,根本违反 
共产国际路线。同时,我们两人不满意米夫的控诉,曾大大加深米夫与中共代表团的隔阂。 

    米夫等虽对我不快意,但也觉得我在中国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当时各校的中国学生, 
颇有不安于学习的心理,常要求改良学习状况,或要求派遣回国工作。米夫等有时只好请我 
去向学生解释,我认为使学生安心学习是一件应做的事,因此,也乐于接受这种邀请。我常 
常在晚间被送到郊外的军事学校,向中国学生们演说,我没有机会详问学生们的情况,只是 
鼓励他们安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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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当时米夫曾集中中大大部分的女学生,办了一个看护训练班,而且安排在一间陆军 
医院中实习。这个班,几乎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因为她们都不愿继续学习,请求回国工作。 
当我到达这个训练班和她们四十几个学生举行会谈时,她们纷纷向我诉苦,大意是:没有教 
材,没有教员,也没有翻译,根本不能学习,每天只是和女工一样,做些替病人洗伤口、倒 
痰盂等工作。我知道这些女生中,有些是出自于国民党要人的家庭,或者在国内过惯了养尊 
处优的生活。我曾讥笑她们为小姐脾气,并多方说明看护工作的重要,希望她们继续的艰苦 
学习下去。我这篇谈话,居然使她们安静下来了。最后她们一致表示,撤回她们的请求,继 
续努力学习。这件事,曾使俄国人认为是奇迹;只有中共的领导者可以做到,他们是万万做 
不到的。 

    因此,中共代表团为留俄学生的事和米夫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米夫从权力观念 
出发,绝不愿任何中共的代表去干预学生的事;但问题弄到不能解决的时候,中共代表出来 
说话,似对他有极大的帮助。可是他始终没有调整这种关系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因接到学生们好些控诉,组织一个审查委 
员会,审查中大的纠纷。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出席审查的有四五位俄共年长的中央监察委员; 
参加作证的为米夫,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和我三人(瞿秋白那时到南俄休假去了)。审查委 
员会主席曾拿出一大堆文件,声言这些都是学生们先后控告学校当局的资料,并表示开会的 
目的,是要寻找出一个处理的方针。 

    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发表一篇关于中大经历的报告。他大致认为学生成份 
复杂,中共又发生许多错误,乃为学校工作不易进行的主要原因。他说明学生和大多数知识 
分子,其中不少曾参加国民党,到国共分裂后才转到中共来的。学生们受过托派、陈独秀主 
义、盲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学校当局与上述种种非布尔什维克 
思想作斗争是正确的。从前应当这样做,以后还是应当这样做。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即无产 
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斗争。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是残酷的和长期的。也可以说明为甚么中 
大虽然调去了许多捣乱的学生,现在还有许多学生不满学校领导的原因。因此,除继续进行 
阶级斗争以外,实别无他法。米夫继柏耶金之后作简单的发言,表示完全支持柏耶金的说法。 

    我随即表示反对意见。我曾先批评所谓阶级斗争的说法,认为如果将阶级斗争广泛的在 
中大校内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曾指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争 
取他们吗?如果根本将他们看作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学生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 
失败吗? 

    我接着又说明事态的真象。我表示:学校内可能仍有少数异己分子,但最大多数都是不 
满学校当局的措施的。我举出下列一些理由:第一、学校创设不久,设备不够完善。学校图 
书很少,懂俄文的学生更少,翻译人才又更少,受学生敬仰的教授也不多,因而很难满足学 
生的学习要求。第二、学校党的组织由俄国同志负书记的责任,语言不通,难于了解中国同 
志们的意见。支部局所信任的学生同志,多半是能说俄文的,或者是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和 
俄共的政治路线的。但在一般学生们看来,就有不同的观感,他们观察同学主要是以在中国 
境内的艰苦工作中曾否有过表现为标准。他们常常这样说:某人只会说几句漂亮话,得到支 
部局的信任,在国内却从没有过工作表现;某人在国内曾出生入死做过许多令人敬佩的工作: 
现在却因稍有不满学校的表示,被学校当局认为是反党分子。第三、中国学生的一些不良习 
惯,是与中国的落后现状有关,如不爱清洁,不守公共秩序,不爱惜食物用品,爱闹小脾气, 
和对工人职员的态度不好等等。这些毛病是可以用耐心的教育方法来纠正的。第四、支部局 
似未注意到这些中国学生和学校的真实状况,据此以实施领导和教育;却笼统的偏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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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与学生们不能互相谅解。 

    那几位监察委员,对我这篇议论,曾喜形于色的表示赞许。他们根据所看到的材料,提 
出质询,表示与我有同样的看法。这使米夫与柏耶金面红耳赤,不快之极。这次会议,并没 
有作出结论,即由主席宣告下次再举行而散会了。 

    两个星期以后,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米夫未到,却由柏耶 
金领着另一支部局委员秦邦宪来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即由秦邦宪起立用俄文发言。他的 
那篇冗长的俄文演说,是预先准备好的,说得相当流利熟练。他反击中共代表团对于中大事 
务的干预,特别指摘我个人。因为翻译的蹩脚,我并不能知道他说话的全部内容。但我所懂 
得的,是他在那里痛骂我为机会主义者,并坚持中大内部是阶级斗争之说。在他看来,我的 
机会主义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当斗争的发展。他这篇讲话,曾使一些监察委员为之摇头。 

    我听了他那番话,简直气极了。我声言现在是讨论中大的领导应采何种方针,而不是清 
算中共代表团或我个人,秦邦宪不仅转移了目标,而其所言又多系无根据的诽谤。这件事, 
是俄共党内一些权力主义者的恶劣作风的标准例子。米夫与柏耶金因为上次会议曾受到我的 
批评,似对他们的权位颇有影响,因此,他们放弃正面的答辩,却找出中国学生秦邦宪来攻 
击我。参加会议的几个监察委员,似以为会议这样发展下去,是不可以的,所以提早宣告停 
会。后来监察委员会再也没有找当事人参加,曾作成一个决议,批评中大领导方面的错误。 
监察委员会决议虽然拘束力较小,但对米夫来说,无异是重重的打了一记耳光。就因为这件 
事,我与米夫的关系,从此更加恶化了。 

    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为中大问题既然发生很大的隔阂,但彼此为中大学生的处理 
问题,仍须在一块儿商量解决。有一次,在共产国际中国部米夫的办公室内,他邀约我们这 
些中共代表和他一道开会,他提出一张十几个学生的名单,准备将他们送到西伯利亚的偏僻 
地点去作苦工,我立即起而表示抗议,认为将这些所谓不可靠的学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究竟不是一个好办法。试想,将来许多留俄学生都在苏俄境内不知下落,他们国内的亲友将 
发生一些甚么样的感想?为甚么不将他们送回中国去,让他们在中国去表现。如果他们忠实 
于中国革命,自然很好;即使他们反动叛变了,在中国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增加几个反动 
分子,也不见得就是中共的致命伤。 

    米夫对于我的发言,似颇不快,但未表示意见。但后来米夫便再也不提出这类问题和我 
们商讨了。也许是共产国际的首脑们,为了不愿让苏俄多树敌,支持了我的主张之故,大部 
分的学生,后来都陆续被送回国;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事件,相应减少。米夫这种将学生放 
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的政策,曾引起中国学生某种程度的恐怖感。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当时 
在一个军事学校就读;他几乎被这种斗争的空气吓得要发神经病。他从学校中逃出来,坐上 
西伯利亚的火车,企图私自回国,他走到中途,被当作逃兵拉回来了。按照当时的苏俄军纪, 
是要枪毙的。中共代表团曾向莫斯科的军事机构,表示屈武的逃亡,是出于对斗争的恐怖, 
希望从轻处理。后来,屈武曾被监禁多年,到抗战时才被释回国,现在居然成为中共政府的 
一位要员。 

    米夫对中大虽然采取高压政策,有的学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有的学生被遣送回国; 
有的学生送到工厂去做工;但大部分留在学校内学生,仍然反对学校当局和支部局的领导, 
斗争没有一天停止过。真正支持米夫的学生,只有陈绍禹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③。其 
余一千多名学生,都是站在反对派方面。中共代表团内,对中共各项问题,意见并不相同, 
可是对米夫和中大,始终行动一致;这也许是米夫太过可恶了。一九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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