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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柄-第5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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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平物价，乃是由朝廷出巨资，在中都、洛阳、襄阳三地设立市易司，任务是在丰收时以合理的价格向百姓收购谷物稻米。以此抑制不法商贩趁机压价。避免谷贱伤农、米贱伤农；再在春荒或某地遭灾等粮食紧俏之时，以合理地价格向百姓出售。同样为了抑制不法豪强囤积居奇，讹诈百姓。
双管齐下，可以让百姓的生产生活更保险，不至于轻易破产，沦为佃农。正像诏书中所说，权贵贱，通有无，以平物价、济黎民，所以抑兼并也。
从以上四条可以看出，秦雷的变法旨在安民，尽可能的为老百姓解除负担。他的设想是，十年之内使绝大多数可以养活一家老小，不至于逃离乡里，成为危害社会的流民。二十年内，能让半数人家，家有余财至少逢年过节能想买点啥就买点啥吧。
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秦雷这法子对百姓、对朝廷都有好处，可就是有一批人想必不会太高兴。那就是原先不交税不服役、还可以随意驱使民夫做这做那、时不时还能靠着囤积居奇，发笔大横财的既得利益者们。
这些人包括被秦氏兄弟暂时撵出朝堂的士族老爷们，甚至未来也会包括刚刚跻身朝堂的新贵们。秦雷虽然对那些官僚不报好感，却也知道自己终究还是要靠这些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那些感自己恩地老百姓
前唐太宗说：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百姓的拥戴确实是很伟大的力量，但大多数时候却不顶什么事。就好比他李世民，是靠着那帮子老西儿门阀夺下来的天下，而不是什么老百姓的支持。
所以他这句话的重点，是在最后一句亦能覆舟上。李世民清醒的认识到，老百姓那温顺的表象下，隐藏着无比狂暴的力量。这力量足以毁天灭地。改换新天。
因为畏惧，所以爱民。古来贤君皆是如此，秦雷也不例外。但真正能帮得上这些至尊地，却还是那些不怎么可爱地官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种势力。
两边都不宜太过得罪，这便是一个矛盾。秦雷的解决方法是大家谁也别革谁的命。都得点好处、都退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吧很没有技术含量，却相当的管用。
这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他要变革，要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就必须让大户们停止对百姓地盘剥压榨。但要是单纯让大户们吃亏，他们就会不乐意，就算不跟秦雷对着干，也绝不会与他合作的。
如果把这些人都逼急了。一样会出大乱子。所以秦雷地后四条，就尽量向士大夫们倾斜
比如说第五条重科举。《新政》上明确指出，科举将是国家取士地唯一正途。本着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进行官员选拔，除此之外所有地方式全部予以废除。
这条发令是秦国选官制度的进步，是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科举的拨乱反正。是对察举制、征辟制和荫庇制，最直接有力地替代和否定，给庶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地平台、机会和条件。
新法中重申科举制度应分为文举和武举两部分。强调武举是专门选拔武官而设置的科目。文武两科，殊途并进，不分轩轾、无论尊卑。
但话虽如此。可国家终是需要文臣来治理的，且武将更重视的是战功，谁能打仗谁才是英雄，而不是你出身哪年武举，你是第几名；我出身哪年武举，我是第几名。
所以武举的地位不如文举，这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一道圣旨可以改变的。
而从历年的统计资料看，参加武举的人中。普通家庭出身地占大多数，参加文举的人中，却是庶族地主家庭出身的要多些。这很容易理解，毕竟在世人眼中，当兵扛枪是粗人干得活，虽然立功容易，可也太过危险。除了那些好奇叛逆的公子哥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仗着手脚粗壮。又练了些刀枪棍棒。便想着通过这个途径参军，搏个军功出来至少不用从头做起了不是吗？
而文举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首先在这个年代，读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束贵、书本贵、笔墨贵、白纸更贵。保守估计，一个学子从入蒙的《三字经》，千字文开始，直到把四书五经读下来，共需要十年时间，这十年里一个壮劳力完全搭进去不说，仅各项花费便达到二百两银子，这是普通人家也不敢想象的，更别提连饭都吃不上的贫苦人家。
所以那些连饭都吃不上，还能考中状元郎地事迹多半属于励志故事，做不得真的。就算偶尔有之，也是破落料到的官宦子弟，本身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此一百个人里能有一个识字的就不错了。所以百姓对读书人有着天然的敬畏别说你考上进士，就是个秀才都要让人肃然起敬的。
所以当士族地主的子弟垮掉后，庶族地主在大秦各色人等中，绝对属于有文化的那一类。因此毋庸置疑，在秦雷主导地公平科举中，他们考中地几率要远远高于士族和平民。
这就是秦雷对士大夫的倾斜而不是士族。在他地构想中，庶族地主将成为新兴的士大夫，挤占掉原先士族的位置。
至于那些被撵出权力的士族，秦雷有第六条兴工商和第七条畅交通伺候。兴工商便是鼓励工商，这可能是全部变法中最叛逆的一个，因此历朝历代都把商人看成是乱国之人，认为他们囤积居奇，扰乱当地经济秩序，且唯利是图，与道义社会显得格格不入。
但秦雷要说他们是放屁，没有商人的买卖转运，那荆州府的稻米就到不了洛阳城。巴蜀地中的井盐也到不了中都城。那全国各地的农民兄弟就只能自己生产了自己用，华夏经济也要倒退千年。
至于如何对付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这样的行为，秦雷早在第四条平物价上有了详细的阐述，在此不必赘述。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秦雷还是认为瑕不掩瑜，他觉着商人地地位应该更高。因为他们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加速器。有了他们，生产者才能尽快的卖掉所产的货物，缩短生产循环周期，而消费者也能及时的获得所需的产品，大大刺激了消费。所以把商业搞上去了，其他地行当都会被注入一阵强心剂，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
秦雷十分清楚，国无农不立、无商不富，因此在确立农本地位的同时。他也不忘发展工商业。具体举措有三条：第一，取消全国州府及以下地方设卡收税的权力，一批货物在省内流转。仅需交一笔商业税即可，之后只要不出省，便不会再征税，体现税不重征的原则。第二，降低税率，把原先五征一的商业税降低为十五课一；第三，取消对商人的一切不合理限制，明确其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为了刺激工商，他又提出了第七条畅交通。有句俗话道：要想富先修路，有了宽敞平坦的马路，交通就会便利，就不愁生产出来东西运不出去，就不愁东奔西走，就会大大降低商人们的成本，可谓是如虎添翼。
而且有了四通八达地宽敞道路，可以显著拉近城与城、府与府之间的距离，有利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有利于国家安全，所以秦雷将通畅交通放在了如此重要地地位。
但这些事情他当然不会亲自去做，而是将会采用复兴衙门的方式，在全国各省组建类似的机构，同样是皇室，官府、豪族三方合营，同样是豪族贡献巨额财富，官府大开方面之门，秦雷为其提供庇护的模式。将辖区内的工商业。交通业全部交与其打理，收益也按照既定的比例。皇家拿两成，朝廷拿四成，豪族拿四成。
秦雷这样做是有底气的，且已经在南方进行了试点，其效果之好、收益之大，让其他省的士绅豪族眼红到睡不着觉复兴衙门那高涨的价格便是明证。而且秦雷早就规定，复兴衙门地议事，及其近亲属，不得在南方两省官府任职，人为为其划分了一道界线。
这样资产的拥有者不直接参与管理活动，但可以有效的监督、钳制、甚至是提请罢免相关的渎职官员，如此一来庶族地主执政，士族地主监督，一个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体系便建立起来了。
秦雷的良苦用心，在这件事情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至于最后一条整军备，是关于大秦军力上的安排，诏书上语焉不详，我们只能知道，朝廷似乎觉着现在的兵力够用，没有再次征兵地打算，但军费拨付却悄悄上涨了一倍，显然是要走精兵路线了。
第七卷 【红色浪漫】 第六四一章 开始了
除了这八条尚算创新的法规之外，《天佑新政》还用了大量篇幅，将一些社会各界约定俗成的规矩法则，全部落在了纸面上，赋予其不容置疑的法律的地位。
这些旧约新法林林总总有百条之多，既有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政体阐述，也有尊老敬老、善待妇孺的行为规范。其中竟没有一条与民风民情相抵触，完全可以看成是大秦朝的民众生活教材。
与《新政》诏书同时下发的，还有天佑陛下与武成王那次书房谈话的实录，只不过关于继承人选择的那一段，被天佑帝删节去了，没有刊行在册。秦雷问其原因，他很直接的告诉秦雷：你现在还没当上皇帝，难免不把这皇位当回事，可日后登基久了，说不定想改变主意。所以如果真想这么干，就在你坐上龙椅、把事情想明白之后，自己再去下旨吧。
但仅是这些，足以震惊天下，在整个夏天里，从士绅大族到平头百姓，都在热议着这部法令无论身在哪个阶层，从事什么行业，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话题，令他们全神贯注，却又兴致盎然全部或者部分条款。
全部研究的不外乎三种人，士族地主、庶族地主和朝廷官员。他们希望通过对这部发令的解读，为全面的解析此次变法对自身的利弊不止是眼下的，还有将来的。只有有利可图，或者至少利大于弊，他们才会支持或不反对这次变法，要是所受到的损害超过了承受范围、且无法在变法中得到弥补，那么爷们们说不得要起来斗一斗好吧，就算你武成王权势熏天，俺们不敢当面锣对面鼓，但下绊子、使阴招总是可以吧？
所以在发令颁布之初，上流社会普遍不看好这次变法。皆以为是年青人的理想主义，必然不会持久。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只要有一部分人得利，另一部分人必然会受损，受损群体必然会奋起反抗，即使眼前被压住了。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日后总有翻身的时候。
但结果出人意料。无论是哪一方，都对变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自己是收益一方，至少是没吃亏
对于世家大族来说，他们早就对南方那个复兴衙门垂涎三尺了，那强大的财力人脉汇聚在一起，足以抵御任何风险，产生难以想象的收益。造成绝对可怕地影响力，乃是保持家族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啊。
知道复兴衙门是什么吗？是控制！是垄断！那帮南方土财主已经完全控制了江北和山南二省的财政民生，完全垄断了两省的运河交通、银铁矿藏等一系列经济命脉。天下还有比这更舒坦、更暴利的营生吗？
所以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削减了脑袋，想往复兴衙门里钻，无奈国人地域意识及排外思想极为严重，根本不容许外乡人甚至是后来者加入。再加上秦雷预先设定的规则十分严谨，以至于复兴衙门成立至今，竟没有哪怕一份话事权外流，这才打消了这些外省人地觊觎之心。
现在王爷大开方便之门，要让各省或者相邻两省分别组建各自的复兴衙门，对于这些大族来说。简直是干柴烈火，不激动都不行。
当他们得到了这只朝思暮想地。会下金蛋地母鸡后。什么重新丈量土地。什么官绅一体缴纳丁税、什么科举选官之类。都变得不那么刺挠人了他们可都看到了。南方士绅对待官府地态度。那叫一个牛啊。完全将其放在眼里。
而官府却只能小心赔笑这也是没办法地。比起士绅云集地复兴衙门。无论是人脉、实力、还是威信。两省官府都差得远呢。
不干活能拿钱。还比官府更体面。嗓门更大。这才是我们要过地生活嘛！
我们本来就是高贵无比地士族子弟。本来就厌倦官府那些管理俗务。本来就应该享受轻松自在地奢华人生难道还有比复兴衙门更好地选择吗？
当然他们也不免要担心。如果把朝堂全部让出去。万一哪天风向一变。会不会鸡飞蛋打。人财两空了呢？
但这个担心很快消失不见。因为他们从附在《新政诏书》地奏对实录上。找到了这样一句话六部以下、省州府县。皆出于科举；然台谏则由各省复兴衙门推举。再比照实录
而对于庶族地主来说，那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以及重科举两条发令，也是深得他们地欢心。
大秦朝进百年来，早已经形成了大地主家族统治城市，小地主家族统治乡村的稳定格局。大地主便是士族，小地主便是庶族。在新政出现以前，士族向来是通过官府控制县城以上的大城市。
而县以下也有一套乡、保、甲的机构直接行使政府的职能。但策划指挥之大权，却同样都掌握在士绅手中。这种习俗可谓历史久远，自从秦汉时期便是这些不支朝庭奉禄，不受朝庭官位，也不占阔绰公堂，而是守居乡村的士绅，对乡镇村屯进行间接的管理。
这便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
你可能要为，士绅既不在朝，也不支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绅权又从何而来呢？原因很简单，有句古话说得好，叫不怕县官，就怕现管只有保持相当的影响力，甚至直接掌握一定地权力，才能更好的维护家族利益。
而且儒家文化中还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良传统。大丈夫就应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在这些读过书的庶族地主看来，要实现个人价值，势必需要通过造福一方的社会活动才能显现出来。所以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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