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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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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稳定局势，肃清敌患，追歼残敌，备防备战成为1949—1959年间的一项重要工作。
当时中国经济、社会一片萧条，百废待兴，一方面要备防备战，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已有的和平环境大力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发展生产过程中，中国致力于逐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统购统销”、“三大改造”、“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物价飞涨”、“社会主义工业化”、“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这些都是构成1949—1959年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相。
以1953年为界，在1949—1953年中国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土改”运动，打击对象集中在国民党残余力量、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主阶级方面，以此让中国的社会局势稳定下来。1953—1956年，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提前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建设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在过去又没有的基础工业。
同时从1953年开始，中国的社会建设向纵深发展，特别是“肃反”运动以及“统购统销”等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新政策推出后，国家对社会的统合力度大大加强，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最终建成了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新体制。
1949—1959年是中国经济全面、快速复苏时期，这一时期全国经济建设一片火热，财富迅速增加。可惜到了1958年，在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国家选择了过度干预，加强计划经济的控制，并搞起了“大跃进”，同时把民众的精力引向阶级斗争，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偏差，最后导致失控。国家经济发展被过“左”的危害拖累，并在未满10年之际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就发生重大转向，很快陷入困境。之后，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大饥荒”，让中国经济、社会遭受巨大损失，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
——1959—1969年：艰难国运与雄健国民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然而从1959年开始，共和国在历史上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让中国人民遭遇了空前的困境。有媒体称，“三年大饥荒”可能是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最大饥荒之一。
“三年大饥荒”过后，在经受了此前的“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挫折后，国家痛定思痛，从1962年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中国经济有了几年短暂的再度恢复，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经济再度遭劫。
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形势异常严峻，在国际上，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变本加厉，致使两国间的对立不断升级。此时更为紧张的是，一向友好的中苏关系开始破裂、恶化。1960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化，6月，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所有技术协定，在一个月内撤走了所有的在华专家，贫困的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外援。而且在中苏边境出现紧张局势，1969年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
第一部分 第30节：国脉（5）
这一个十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一样，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除了已有的美国因素外，又增加了苏联的因素，世界两个大国同时向中国“发难”，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备受孤立。另外，在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中国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困难“反攻大陆”；1965年以后，美国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1965—1968年，中国被迫“抗美援越”。
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不得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得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1960年后，这种重视的程度日益提高。此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等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个十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比第一个十年还要严峻，但是雄健的中国人民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还是取得了很多建设成就。武汉、包头两大钢铁基地，大庆、胜利两大油田基地，兰新、包兰两大铁路，原子弹、氢弹，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带有根本性变革的成就都是这一时期取得的。通过新中国成立后20年的努力，中国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
这一时期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又不能实现缓和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寻找到了新的战略支撑点，这就是联合第三世界，依托广大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同时借助西方阵营中与美国产生离心倾向的法国，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从而不再依附于苏联的世界地缘战略。这一时期也正是通过与美、苏两强的对抗，中国才真正成为国际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取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地位。这种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真正的独立自主地位，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对外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
——1969—1979年：红与黑
1969—1979年，这十年中国的历史是围绕着一个大事件展开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除了要面对一些现实的战争因素外，在政治、思想领域内也一直在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从20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整风运动”，到60年代的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主要论点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此后，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毛泽东在晚年的错误被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党、国家和人民在这场“红”与“黑”的斗争运动中蒙受巨大的损失。
“文革”期间，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生产破坏，人民生活困难，经济已近崩溃。在“文革”中，从上到下大批干部被打倒、被迫害，全国各地各界难以数计的人受到各种名目的牵连和迫害。自“文革”开始至1966年10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指为“牛鬼蛇神”而从城市赶到农村的人数达39万7千多人。“文革”中，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均受到巨大破坏；迫害、诬陷、“批判”、“斗争”大行其道，新中国成立后树立起来的优良精神风尚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社会思想禁锢，政治气氛高压，在以“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人民群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扭曲。
第一部分 第31节：国脉（6）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的斗争。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党和国家从危难中被挽救出来，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1976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里，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投入到各项建设工作中去，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党和国家也开始整顿“文革内乱”，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全面、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适应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这次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
十年“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有人说它是十年噩梦。这十年的历史是由血和泪写成的，它不仅给人留下伤口，更留下深刻的教训。人民只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邓小平后来曾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1979—1989年：老人与海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79—1989年，这十年的中国历史是围绕着一个人物展开的，他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77年，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长达十年的灰暗岁月，十年“文革”使得中国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干部群众忍无可忍，在这个关键时刻，73岁的邓小平挺身而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黄金发展期。尽管在头几年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显得非常困难，但经济发展很快成为奔跑的快马。1979—1984年间，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场开始出现，但市场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十分有限，行政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干预依然很强，非市场体制与关系仍然占据上风。从1985年开始，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市场制度开始出现，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土地市场等。在这个阶段，等价交换、供求关系、公平竞争等市场原则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
在1979—1989年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经济特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市场调节”、“政企分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关键字词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特征。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原来凭票供应的商品，很快供应充足，让中国人头痛了几千年的粮食供应难题得到缓解，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80年代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1％，仅次于非洲资源型国家博茨瓦纳。
20世纪80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三大件”快步向人们走来；这一时期，人们聊天听不到忌讳与掩饰，人与人之间更近了，人们的话题更广了，心气更高了；20世纪80年代，被推到了改革潮头的广大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契机，得以解放生产力，成为其时中国最大的受益群体
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过上了好日子，而对于改革，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年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1975年，在毛泽东渐已失去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试图摆脱“文革”，但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导致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8年，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始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
第一部分 第32节：国脉（7）
有人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推翻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为中国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建立起新中国的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而挽救了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则为中国找到了一条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道路。
邓小平这位一生中曾“三起三落”的革命家、卓越领导人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那个老人，在重压之下仍能保持优雅的风度，为追求真理和人民的幸福而坚持不懈，永不放弃，这种精神上的永远不可战胜者成了那句“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打败”的真实写照。
——1989—1999年：动荡与嬗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战略决策，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航向。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此时市场经济的机制和规则还没有完全地、大规模地应用于经济、社会以及其他领域，这一时期的改革仍然带有明显的政府培育色彩。到1989年前后，应该是中国市场机制“更新换代”的转折契机，但此时遇到的国内外局势让中国又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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