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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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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祥林杀妻冤案”让人感到遗憾、愤怒。在他出监狱时曾对媒体说过一句话：“有人制造冤案，还不是一个两个，很多。”正如佘祥林的遭遇和他所说的那样，“冤案”成了2005年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在21世纪前十年间，此前被判定的诸多冤案一次次被揭露出来。
1986年，辽宁省营口水泥厂职工李化伟的妻子被人杀害，李化伟被警方当作重大疑犯抓捕，随后李“供认”杀妻事实，被判入狱。14年后，2000年，杀害李妻的真凶自首，李化伟的冤情得以雪昭
1993年8月，海南省的黄亚全、黄圣育因涉嫌抢劫案被海南省万宁市公安机关拘留。历经数次审理，最终认定两人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服刑期间，司法机关抓获了该案的两名真凶，2003年9月，两人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当庭释放
1995年，河北石家庄的聂树斌因强奸杀人案被判死刑，10年后，2005年，一名犯罪嫌疑人交代曾在石家庄市郊区强奸杀人，即为聂树斌强奸杀人案中的嫌犯。然而，聂树斌作为该案罪犯，已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
第二部分 第100节：法为（7）
1998年，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之妻与他人幽会时被双双杀害，杜培武被列为首号嫌疑人，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真凶落网，2000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获自由
2002年7月，河北二级警督李久明因一起入室杀人案被捕入狱，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4年7月，浙江省温州市一名抢劫杀人犯在被执行死刑前供认，河北李久明杀人案系自己所为，此案真相大白
幸运之神不会总眷顾受冤者，还有多少冤假错案需要“水落石出”？面对冤案，社会哗然。悲剧让人思考，在法律的名义下，有些冤假错案终被改判和雪昭，但冤案留给人们的思考依然沉重。
造成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都出在证据上，而造成证据问题的主要因素还在于执法办案者的主观方面，突出表现在刑讯逼供上，有学者认为“非法取证无一不是这些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在总结佘祥林冤案教训时，湖北省荆门法院认为办案人员“有罪推定”的观念导致执法行为的不规范，是产生冤案悲剧的根本原因。
1996年中国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由此确立了在处理疑案时“疑罪从无”的标准。但“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观念在办案人员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一个人一旦被指控有罪，就认定他是个罪犯。在佘祥林案杀妻冤案中，从公安、检察等办案人员，到受害人家属，都陷入到一种“有罪推定”的集体无意识中，最终导致了冤案的产生。
另外，在实际操作中，程序错误、缺乏监督和制约，客观上破案压力大，主观上对破案急功近利，甚至以此邀功请赏等也是导致错误案件的不可忽视因素。
2009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了首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计划》要求严禁刑讯逼供，严格控制并慎用死刑。
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10次犯罪。”以往人们宣称不放过一个坏人，而现代诉讼制度更强调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全社会都应该树立这样一种人权保护理念。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必须守住法律这条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
第二节制度之惑
疯狂的“拆迁运动”
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人的人权保护理念在逐步增强，同时民权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2007年，一部关注民生、保护百姓切身利益的《物权法》颁布实施，作为迎接这部意义重大法律到来的“见面礼”的，莫过于一场公众关注的个体事件了。
2007年3月，雾都重庆，微风暖日，万物生发，这是山城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自1997年设为直辖市十年来，重庆这座城市一直在进行一场摧枯拉朽的大拆迁，摩天大楼就像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心地带杨家坪步行街对面，有一个直径超过百米、深度超过十米的大坑，坑中心保留了一块小地基，上面立着一栋破败不堪的二层小楼。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楼内已是人去楼空。
在3月21日下午，那座小楼的主人，51岁的杨武突然进入楼内，把一面国旗和一条写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横幅挂在楼顶上，并因此一度亢奋。他先是脱掉外衣，露出结实的肌肉，叫记者拍照，然后穿上衣服，对着楼下面大坑里的保安厉声喊道：“你敢上来，我就把你打下去！”
杨武长得高大威猛，22年前，他靠拳头争得了首届渝州武术散打搏击赛重量级冠军，现在，他仍然不想在自己的小楼里服输。
杨武的妻子吴苹则一直站在楼下的工地上，面对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记者，她重复着说过无数遍的话：“这是拿刀子在胁迫我。”“我们绝对不搬，要用生命捍卫我们的合法私有财产！”
在这幅“怪异”的景观下，一场拆迁拉锯战悄无声息地进行了两年半。而近日来，这场斗争突然变得轰轰烈烈。拆迁户、开发商、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公众、专家、媒体与拆迁相关的几乎所有要素，都在这个样本中凸显出来。
第二部分 第101节：法为（8）
杨武的那座房子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拿到房屋产权后，杨武夫妇把原来的房屋推倒，翻建了一座二层小楼，经营餐饮生意。
2004年8月，一份拆迁公告贴出，要对该片区进行改造开发。从此，拆迁也就像一层阴影笼罩着杨家人的生活。到当年10月8日，该片区281户拆迁户中搬走了250户，仍有20多户坚持不搬。在接下来近两年时间，开发商陆续与20余户达成协议，实施了搬迁。到2006年5月，整个拆迁工地上只剩下中心位置的杨家和南端角落里的两三户未搬迁。
开发商和每一户居民协商好补偿安置方案后，人刚搬走，房子即被拆除。随着拆迁进行，这个片区也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每天挖掘机都在不停地掘进。在这种环境里，留下来的其余两三户人家逐渐丧失了留守到底的勇气。到2006年9月下旬，除杨家外，其余280户全部搬迁。那个直径近百米、深十米的地基大坑也终于挖成，而坑中心孤独地矗立着的则是杨家的二层小楼。
从2004年10月动迁开始，在此后长达两年半的协商中，开发商和杨家都未能达成搬迁协议。2007年2月，九龙坡区房管局向区人民法院提起“先予强制拆迁”的申请。3月19日，法院宣布，责令杨家在2007年3月22日前自行搬迁，“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这一判决让杨家人非常失望，这相当于把他们拉回到与开发商博弈的最初阶段，更关键的是，他们没有了房屋这个重要的筹码。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似乎是万般无奈了，杨家人决定“以身护房”。
2007年3月21日下午，在法院宣布依法强制执行拆迁的前一天，杨武挣脱工地保安的阻拦，来到自家屋内。他旋即出现在楼顶平台最高处的木架上，挥动国旗，打出横幅，引起观者惊哗。与此同时，妻子吴苹和亲戚帮忙运来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将一条粗尼龙绳抛给杨武，陆续将东西拉到房子内。杨家下了决心要与房子共存亡！
就从2007年3月初开始，有人把这场拆迁纠纷所形成的“怪异”场景拍成照片，发到互联网上，网友将其命名为“史上最牛钉子户”。
“最牛钉子户”在网上迅速“走红”后，其他媒体也纷纷介入报道，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焦点。当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下达3月22日之前限期强拆的通知后，这起“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从3月21日开始，局势好像得到了爆炸式发展，来自全国和世界的上百家媒体以及民众都在等待，看身处“孤岛”的杨武以及这个已陷入僵局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如何才能收场。
事情在22日晚上达到高潮，“长枪短炮”在那里一直守到凌晨，等待22日那场强拆。一位亲身经历“钉子户事件”处理过程的负责人感到十分惊讶：“怎么有那么多记者来了？”“重庆直辖后，城市建设加速，这种案件一年二三十件是有的。唯独这件引起那么大关注。”
时间指向3月23日零点，强拆的时效开始启动，可是法院的人依然没有出现。夜色吞没了这座孤岛和守卫在里面的杨武。
3月23日上午，九龙坡区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法院表示：对社会普遍关心的何时强拆问题，目前尚不能确定。
问题好像有变动的迹象。3月26日，重庆市市长首度表态：政府有能力依法、冷静、妥善地处理好这一事件，但绝不迁就漫天要价、毫无道理的要求。同时，法院贴出公告，责令杨家必须在3月29日前自行搬迁。
3月27日傍晚时分，杨武来到小楼的顶层平台，用他那标志性的动作——挥舞有力的拳头——向“孤岛”外的记者大喊：“我要和市长对话！”
这是杨武在“孤岛”上的第7天，这7天时间里，络绎不绝的人群在那里守望着他。三三两两的人群指着小楼上国旗和横幅低声议论着，有的则掏出手机或用随身带的数码相机拍上几张，还有的市民自发将鲜花插在工地外的围栏上，以示支持。
3月30日，九龙坡区法院再次责令杨家必须在4月10日前自动搬迁。
第二部分 第102节：法为（9）
独上“孤岛”已经10天了，这个时候杨武似乎有些累了，他不再像独上危楼之初时对保安扬起拳头示威，也懒得冲记者举起煤气罐显示决心，亦不再挥舞那面插在楼顶上的国旗。在杨武的“孤岛”对面，一家房地产商的巨幅广告好像在向他招手：“彼岸就是幸福。”而且还似乎一语双关地注明：“3月末，全城等待中”
4月2日，重庆气温突然骤降，路上的行人被冻得瑟瑟发抖。杨武已经在“孤岛”内坚守了13天，他似乎已经很累了。阴湿的天气让他穿上了一件黑色毛衣，裹住了一身发达的肌肉。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杨武在屋子里躺着，情绪很低落。三点多，杨武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立刻高兴起来，吃了两个苹果。
在四点钟的时候，杨武突然爬到楼顶，把国旗和横幅拆了下来。之后，通过工地开发商提供的长梯，杨武离开了独自生活了13天的“孤岛”
在3月30日至4月1日的3天谈判中，“钉子户事件”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杨家夫妇获得异地同等面积安置房一套，同时获得90万元营业损失补偿。
4月2日晚上，一辆黄色挖掘机开到了杨家小楼的背面，开始拆迁作业。
“请记住这一刻，4月2日晚上10点37分，房子倒了！中国最牛钉子户消失了！”通过一名一直在现场观望的男子的手机，传来一个众人关注的消息。
楼房倒塌后，现场前来督导施工的二三十名官员击掌庆贺。他们很是感慨：“拖了好几年的事，3个多小时就解决了！”
“孤岛”小楼就这样在一个夜晚灰飞烟灭，一场拆迁风暴偃旗息鼓。
“最牛钉子户”的出现代表的是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它就像一次启蒙运动，高举着《宪法》的旗帜，高呼着“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向人们呼啸而来，启蒙着人们的个人意识、公民意识。
就在“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成为中国2007年初最热门的新闻事件时，热心的网友们还就此找出了一系列的国内外“钉子户事件”。在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出现以前，网上流传的最牛的“钉子户”来自上海。2006年8月，一张图片在各大论坛流传：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间，立着一栋破旧的二层小楼。这件事发生在上海静安区，当时网友们就把它称为“上海最牛钉子户”。之后，北京、深圳、广州、长春、福建、广西等地都相继曝出了当地“最牛钉子户”。
在这期间，中国网民在网上讨论最多的，则是一个有关普鲁士国王非法拆掉一老百姓的磨坊而最终依法重建的故事，有人趁此还列举了日本、英国、美国、韩国等国在处理“钉子户事件”上的态度，最终基本上都是尊重了“钉子户”自己的意愿。
在“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这个新闻的背景、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2007年3月16日，起草数年、几经争议的《物权法》通过，将自10月1日起施行。一法学专家认为：“《物权法》将终结圈地运动和强制拆迁，使其成为历史名词。”有人分析，如果《物权法》生效，该“钉子户”应可胜诉。而杨家小楼的主人吴苹却似乎比一些专业人士看得更远更宽：“不仅是《物权法》，《物权法》之前的《宪法》也保护私有财产不能侵犯。”“《物权法》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其实中国法律已经很多了，关键是执法问题。”
“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当代中国城市拆迁运动的典型样本：涉及面广、矛盾尖锐、社会关注度高、理论争议多、处理难度高
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运动，“拆迁”、“征地”这些词语成为了中国老百姓心中的一个痛。随着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前十年中，城市化过程中的“拆迁”和“征地”运动演绎得最为激烈。
由于“拆迁”涉及多方利益，政府、开发商、住户在拆迁问题上，始终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实际操作中围绕着拆迁发生的诸多矛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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