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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家族-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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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伺机得寸进尺。但无论如何；几经斡旋；中国自己造的第一条铁路终于在1881年6月9日开始动工兴建了（以后此日就定为中国的铁路节）。尽管这条铁路总共才十里长；采用每米十五公斤的轻型铁轨；使用由英国工程师金达设计、由中国工人制造的“龙号”蒸气机车（火车头）；那是一台才一人多高的小火车头；但这毕竟是中国人的第一条铁路和第一台火车头。
通车的那一天；李鸿章在众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车；并与大家合影留念。他神情严肃；没有流露多少高兴的样子。他知道；前面还会有麻烦。果然；铁路上一旦行驶了火车头；流言蜚语又来了；说是“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结果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车皮就再次被驴马拖载代替。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笑话。直到1882年；不晓得捣了多少“浆糊”；才又恢复机车牵引。但是这仅仅是你们要运煤的破例；并不是说明从此就允许你们造铁路了；中国修铁路的阻力还多着呢！ 李鸿章当年麾下的名将刘铭传也是主张修铁路的积极分子；1885年他已是台湾第一任巡抚。他曾跑到北京；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大谈铁路问题。他指出：“中国与外国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多且强也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旅行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他也主张先造清江至京城这段铁路。
清廷大员一看即知；这是在重弹李鸿章六年前的老调；实际上这也确是李鸿章苦心策划的“自下而上”的运动而已。想不到刘铭传的这一奏折在清廷大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围绕该不该修造铁路的问题；洋务派和保守派再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场波及全国上下的大讨论；其意义表面上在于铁路；而实质仍在于是不是应该对外开放；引进新技术、新事物的问题。其中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封疆大吏；有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清廷里的赞成派海军大臣奕、“鬼子六”奕等人已经落势了；反对派主要是那些在朝的官员。
那些人整天关在紫禁城内；两耳不闻城外事；只知道抱着祖宗章法行文断事；振振有辞地迷惑西太后；就连后来以鼓吹“新政”出名的光绪帝师翁同龢；当时也是个反对派。 这帮老顽固的存心捣乱；可害苦了洋务派大员。狡猾的李鸿章看看光动口不行；还是得动手啊；于是设计出一条妙计：让西太后亲眼见识一下；火车究竟是个啥玩意儿；让她亲身体验一下火车的神奇的魅力；或许对于推动铁路的兴建有利。 于是他决定送西太后一件“小玩具”———在西太后居住的西苑（即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让皇亲国戚们都感受一下钢铁的气息；开开眼界；就算是一次铁路交通的最高层次的启蒙教育。听说是外国人要送一件“玩具”；自然阻力就小了；居然得到了认可。
1888年年底；这时距李鸿章上的《筹议海防折》已十四年了；古老的皇宫西苑里；从中海紫光阁经时应宫、福华门；进入北海阳泽门北行；直到极乐世界东面的镜心斋；出现了一条一千五百米的微型铁路，和一台小火车头及六节小火车车厢。这个风驰电掣的“玩具”；为深宫后院首次吹进了现代化的劲风；着实让从未见过火车的皇亲国戚们开了眼界。慈禧是个聪明人；她悟出这个世界的轮子的确是转得快了；从而由不置可否的态度；转向了明确地支持修建铁路。李鸿章的一番苦心；总算没白费。 五个月后；清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内称：“（铁路）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虽然讲得羞羞答答；半吞半吐；但毕竟是宣告了长达十余年的关于是否应当修建铁路的大论战；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取得了胜利。
至于李鸿章精心策划的那个“广告”———中南海里的小铁路；后因慈禧太后讨厌宫闱大内中火车机车的声响；车厢虽然还在轨道上走；但是不用火车头牵引；而改为由太监们拉着车厢在轨道上滑行了。现在人们尽可以自由地发挥想像；那该是一道何等滑稽可笑的奇观！ 大清王朝关于禁修铁路的牙关终于被李鸿章及其哥儿们撬开了；这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件事。几年后；李鸿章因甲午战败而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在全国大规模地修办铁路之事；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李鸿章的死党盛宣怀的肩上。然而他的日子并不比李鸿章好过；面对着的是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三无”局面；实在是难为他办无米之炊。盛宣怀是个出名的能吏；著名的京汉铁路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完工通车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洋务派们办铁路；原本是图谋自救自强；维护大清王朝遥遥欲坠的风雨茅庐；但谁又能料想得到；数年后却闹起了“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呢？
第14节 “请进来、走出去”的先驱
在大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显然感到了人才的极度缺乏；所以在举办近代学堂、选派人员出洋留学和聘请洋教师的过程中；表现了他非同寻常的远见卓识。 早在1863年他还在江苏巡抚任上时；就采纳了苏州宿儒冯桂芬的建议；奏准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亦称上海同文馆）。这个广方言馆名义上是仿照京师的同文馆建制；实则有了很大的不同。同文馆实为八旗子弟的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则广招周边地方十四岁以下儿童入馆。
同文馆仅仅是个外语学校；而广方言馆除了学外语（分英、法、日、俄班）；还学自然科学知识；不仅培养翻译人才；还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才；学制三年。1869年；因为江南制造局是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的大本营；设立了翻译馆；引进了很多西方科技和工程技术人员；著名的西方翻译家和科学家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都在其中任职；还有中国的著名数学家和科学家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人才济济；师资力量更趋完善；就把广方言馆并入了江南制造局；招收十五到二十岁的学生入学；除了外语；又增设算学、舆地等学科；学制改为四年。
这个学校；应当属于中国最早的语言和工程技术学校。 在上海广方言馆创办后的第二年；李鸿章又对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发起了挑战；这无疑是个绝对大胆的改革创意。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排斥近代科学技术教育；是中国在自救自强中；人才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而中国要想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必须学习制造外国利器，而要造出先进的外国利器；必须先要引进外国的“制器之器”；并且要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中国人把太多的聪明才智用到章句考证和应付八股文上去了；而一旦要对付西方的坚船利炮；却无一人才；这是中国教育的多么大的浪费和悲剧！
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沿着这个思路；他向清廷提出；应当把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也列入科举的内容；变通一下考试制度；“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让那些在科学技术方面学有专长的人；也能获得科举的功名；这样不是可以带动全局了吗？ 可是那时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改革教育的事情根本还轮不上排进清廷的议事日程。
在一般人眼里；李鸿章的思想也跳越得快了些；连他的铁哥儿们兼老亲家、也是进士的刘秉璋都不同意；上面当然就不会有下文。直到1897年；已经经过甲午战败的清朝政府；终于痛定思痛；下诏决定在科举中举行经济特科考试；选拔实用人才了；这比李鸿章当年上奏要求“专设一科以取士”；整整晚了三十三年。
1871年9月；由容闳提出的官派幼童留美的动议终于得到了清廷的批准；第二年第一批幼童得以从上海起程出国；这是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名上奏的结果。原定每年从沿海各省选出三十名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聪慧幼童赴美；连续选派四年；共计一百二十名幼童；先入美国一般学校；再入军事院校或船政院校；连续在美学习十五年；以期学到真本事；回国时正是三十岁上下；正是可以为国效劳的时候。
1872年8月；首批年龄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得以在上海登船赴美。这个破天荒的计划；虽然在十年后因遭到了保守派、反对派的阻挠而告部分中断（已经在大学就读的近六十名学生继续完成学业；而还没有进入大学的幼童；除了在中等学校就读外；就只能在一些专门学校进修一段时间后就返回了）；但毕竟首开官派学生留美的先河；为日后的人才培养创下了范例；何况十年间；还为中国的近代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中有五十多人考入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大学。回国后他们中许多人卓有成就；除了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还有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唐廷枢的侄子），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唐廷枢的儿子），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著名实业家周寿臣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回来就职于北洋水师、天津水师学堂、鱼雷学堂、电报学堂；也有些人被送到开平煤矿和天津医院。他们中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外交界。 这项开创性的计划从上层来说；倾注最多心血的是李鸿章；因为曾国藩在第一批幼童尚未出国之前五个月（即1872年3月）就去世了。
此后的一切奏章和矛盾交涉；凡是涉及到上层的；无不由李鸿章一肩担当。他那些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的信函；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关键时刻还惊动了美国总统格兰特。 李鸿章对于上海的格致书院（即上海格致中学）的支持和赞助；也能体现他的中西兼容、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 “格致”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的简化；是说必须穷究事物的原理才能获得知识。晚清时代的人；把从西方传进来的光学、电学、化学、地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统称为“格致之学”；而格致书院的创办；正符合李鸿章倡导的摆脱旧科举的藩篱；大办“新学”的主张；因此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这所书院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及在沪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等人一起创办的、以理工科为主的近代学校；最初的八名校董中中外人士各占一半。
中国人中除了徐寿父子；还有著名实业家唐廷枢和一位清军副将王荣和。1874年；当徐寿写信给李鸿章；请他给予支持时；李鸿章非常高兴地支持了这一新生事物；不仅为之捐款银一千零八十七两；还为学校题写了“格致书院”的横匾。 这所学校是中外合办、亦中亦西的；采用中西结合的方针办学；除了固定的科目；还定期邀请中外著名学者来校讲演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为了使学校教育更加贴近社会现实；也为使地方督抚大员更加了解学校的教育情况；沟通学校与地方的联系；学校还别出心裁地定期请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以及津海、东海、江海、浙海、粤海等海关的关长（海关道）为学校出考试题；命学生课试；优秀者给予奖励。
李鸿章曾多次被邀请为学校试题的命题人；他出的题目有：中西格致说含义异同；西方格致说源流考；化学原子名称中译问题；《周髀算经》与西法平弧三角近似说；德奥意合纵、俄法连衡论等等，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时事政治各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他这个科举出身的进士；在近代硝烟的熏陶下；已具备了不少自然科学的知识。当时如果清廷给他更大的权力；说不定他那时就会办起清华大学了呢！ 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上多年；李鸿章始终是近代学堂的积极创办者和支持者；大凡各类于洋务有补的专业学校；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海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陆军学校）；都是他亲上奏折；并悉心维护的。
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和近代职业军官；有不少成为后来的叱诧风云者；如段祺瑞、段芝贵、王士珍、冯国璋等人皆是；可知其影响之深远。
第15节 北洋大臣身边的弟兄们
旧式科举制度出身的李鸿章；对于近代洋务诸项要政不可能是先知先觉、无师自通的；他的聪明在于除了悟性高之外；主要还在于他能客观地看到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善于学习；把握时机；与时俱进；广闻天下事；不让自己成为瞎子和聋子；善于调动和运用别人的聪明智慧；愿意听取别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为此；他必须有一批头脑绝顶“拎得清”的下属和朋友进入他的幕府；充当他的“脑外之脑”。他在这方面绝对是个成功者；数十年间；他的周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具开放智慧和实际才干的中级官员、外交人才和商务人员；他们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之间既是主仆；也是朋友和师生；有时甚至互为师生。 这些人的作用无疑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尽共所能地为李鸿章换一个近代化的脑子；尽力为他排除一切前进路上的困扰；实现他的目标。
正如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先生所讲的那样：“李鸿章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做是幕府制度最伟大的产儿、幕府制度最熟练的运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后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据福尔索姆估计；前后进入李鸿章幕府的大约有数百人（据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
李鸿章就是这支数百人的“乐队”的成功的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不仅是北方的军事、实业、税收、人才培养；整个清廷的内政外交；事无巨细；常常都在他的运作之中；有时清廷也要仰仗他的威势。除了甲午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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