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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王爷的奋斗-第4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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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城中另一些人却是高兴不起来，他们都是从各地进京的官员，有的是京中汇聚的待选官员；有的是战争期间擅离职守的守臣现在回来探探风声，想法脱罪的；还有的是被查出有问题缉拿进京的待罪官员。结果却令他们都十分不安，朝中的宰执都换了一个遍儿，官场风气也是大变，各部大佬们了，脸一个个都黑的跟锅底似的，全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一点也不肯通融。
过去那些伸手各个衙门要钱的小吏们都不敢接钱，因为谁也不知道会不会碰见倒霉的御史。即便是没有碰到御史谁也不知道宫前的那个大箱子中会不会被塞进去个小纸条，那就可能毁了自己一辈子的前程。现在小吏也享受国家发给的薪俸，可以和士人们一起坐堂当官了，而其中不少人已经做了各部的郎中，堂官，听说周围州县的吏员们有的已经当上了知县、同知。
京城的百姓们却是十分开心，新皇即位后真是新人新气象，一番治理下起码汴京城中的那些‘大哥、大嫂’都杀的杀、关的关。过去大街上纵马驰骋的天潢贵胄、晃着膀子走的权贵公子们都失去了踪影，欺行霸市的地痞们也都成了过街的老鼠。再也不敢抖威风。
从前每当节日或有庆典，城中的乞丐都会被请出城去。如今却不必了，新皇下了诏令，恢复了几度罢废的广惠仓救济灾民，拨出了专款给福田院和居养院，收容鳏寡、孤儿和流民、乞丐。并广设安济坊收治病患，而京畿禁军的医士队也对平民开放，参与到治病救人之中。同时划出土地给各寺让他们负责漏泽园，安葬客死他乡和贫无以葬者。
“鳏寡孤独，古之穷民。生者养之，病者药之，死者葬之，惠亦厚矣”。一系列的措施实施，让京畿地区的民心迅速稳定下来，而这些措施也迅速在各地予以推广，所耗钱粮肯定是不少的。现在税赋紧张，所需也只能让赵柽出血，当然不用再掏自己的腰包。而是从抢回的战利品中列支，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
主政三个来月，赵柽没有体会到康熙想再多活五百年的激情，却体会到了雍正被国事压得喘不过气来难熬。每日清晨一睁眼便要上朝议事。退朝后便是和宰执们商讨国事，晚上还要批阅如山的奏折到深夜，吃饭都要紧快一点。累的晚上连传宗接代的大事都没了兴趣。
赵柽困得直打瞌睡，可看着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折也只能强打精神看下去。“大败淮南巨寇曹成，擒匪酋马友。杀匪首李宏，现正全力追剿曹成余部”他拿起一份高宠送来的战报轻声读道，这是个好消息。
曹成部是以溃散的政府军为骨干力量的流寇，他们以烧杀抢掠为经济主要来源，甚至打着‘追赃助饷’的反腐旗号聚敛财富，几乎和土匪无异。但对内部提不出什么鼓舞士气军心的政策纲领；对外不仅祸国，而且殃民。
而现在由于金军的入侵，政府则成了民族利益的中坚力量，国内原本政府与百姓间的矛盾缓和，主要矛盾已经上升为民族矛盾，他们如此必然造成该匪帮与大宋的主流力量背道而驰，导致军心离散，还为广大草根厌弃，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流寇们流动作战，走一路抢一路，缺乏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时间一长，兵员和粮草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在遭到政府军的打击，受到挫折后便出现了一哄而散的局面。而在曹成部失败后，与他结为同盟的马友和李宏两部，却坐视不管，置身于观望状态，结果被高宠趁机个个击破，迅速瓦解。
“胁从不问，匪首必诛，兼用招抚，速平匪患，控制江南！”赵柽提笔在奏折上批到，一味招抚只会让那些心存侥幸的人重蹈覆辙，不断的提高价码，陷入越剿越多的局面，他要打消那些以造反作为进阶的人的幻想。
有好消息就有坏消息，赵勇那边就碰到了麻烦。大宋的主要敌人还是在西北和北方，赵柽布置兵力也是采取的北重南轻的方针，河北与河中的接收都十分顺利，却偏偏在陕西遇到了麻烦，陕西军各路经略使一同上书要求保留军号，拒绝改编为地方军。
自从赵柽收复灵州后，西北防御态势大为改观，从地域上说陕西和西夏接壤的地区已经很少，不再处于战争的前沿地带，从战略上讲已经退居二线地位。但是当年童贯为了掌握兵权，对陕西兵力一直没有调整，即便从此多次抽调兵力，陕西军仍遵循战时的体制，屯驻重兵。
陕西军为了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分永兴军、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计有步军十二万人，马军六万人，分属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环庆路经略使赵哲、秦凤路经略使孙渥、泾原路经略使刘锜等统领，各军编制完整，训练有素，可以说是大宋禁军硕果仅存的一支军队。
赵柽在之前也曾想过处理陕西军的事情，他知道此事不会太顺利，事实上也不可能从容地整编如此整齐划一的军队。但是在如今宋夏两国息兵的情况下，在陕西保留十八万的常备军不现实，也不可能。他的计划是将陕西军拆散，其中一部分选入新军，一部分转为陕西地方军，还有一部分调入河中和云中增强两地的兵力，余者退役或是转为屯垦军。
西军在禁军逐渐衰落之后便成为宋军的中流砥柱，名将辈出。而在西北各大军事集团中，又以种、姚两家为首，这两家都是西北的名将世家，功劳最大，威望最重，兵马最强，一向为西北诸将领袖。可是到了靖康年间，种家的两大代表人物种师中战死、种师道病死，种家势力因此土崩瓦解，而姚家的两大代表人物姚古遭贬、姚平仲跑路，这样姚家势力也不复存在。
宋朝初年，西北有杨、种、姚、折四大将门世家，杨家只传三代便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如今种、姚两家也步其后尘，只剩下折家一族。折家虽然也走了下坡路，但是总算是硕果仅存，赵柽考虑经过考虑后，折家作为自己的姻亲，忠诚度自不必言，于是他先调折可存为陕西兵安抚使，以便能顺利整编陕西军，而改编后折家再失兵权，也不存在外戚干政的情况。
赵柽的算盘打得不错，欲借折家的威望震慑陕西众将，但是还是失算了。群龙无首的西北诸将在混乱的情况下想趁机‘脱颖而出’， 想在乱世中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种、姚两大军事集团瓦解后，西北诸将中就以泾原都统制曲端名望最高、势力最大，此人号称“能文能武”，而且不徇私情，他派自己的叔父出战，战败之后一样斩首，确实有一定才干。
可惜曲端为人私心较重，大局观不强，满脑子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和地方山头主义。早先种师道、姚古在时，陕西的事情轮不到他做主，曲端自然也无话可说，可既然这些人都不在了，曲端满心以为自己称王称霸的时候已经到了。
但是朝廷又派来一个折可存，顿时让曲端大为不满，再加上折家也世家出身，曲端从心里看不起这些官二代，以为折家不过是和新君攀上了姻亲便跑到陕西抢地盘，所以不想受他节制，便以禁军转为地方军，他们的军饷、福利和待遇都会降低为由，煽动各路军将联合上书，拒绝整编。
“娘的，又是个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赵柽将奏折扔到了一边冷笑道，不说女真人就是西夏人都比他们牛多了，仗着打了两回胜仗就敢和自己叫板，不遵皇命，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纵观大宋历次用兵，无不是号令不严，军纪国法如同虚设，临阵逃跑者不加以重惩，战死沙场又不加抚恤，赏罚不明，军纪涣散，与敌军交锋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如果略有斩获就是谎报大捷，上下欺瞒，视交战如儿戏。对待国中士民却既是凶残蛮横，抓起人来雷厉风行，杀起贫民来面目狰狞。看来废弃原来的禁军，重建新军这步棋是走对了。
“避免冲突，取其魁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赵柽想了想，提笔手书一道诏书叫人送往赵勇军前（未完待续。。）
第一百五十八章 皇家族事
先国后私，赵柽在众人的辅佐下连滚带爬的算是把国事稳定下来，家事便提上了日程。现在不是他当王爷的时候了，自己只要管着一府的事情了，而是要操心整个皇室老老小小四五辈人的事情了，除了吃喝住行还得管他们的生老病死，就连取名字这种事情都得他上心。
可这事情逃是逃不过的，怎么难也得处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怎么说是人就有宗族，有近支疏族，而宋朝立国以后宗室之事便提上了日程，共享荣华富贵的同时，也给每任皇帝添了不少烦恼，因为皇族还是具有他的特殊性的
宋朝皇帝和大臣以敏锐的眼光检讨前代对待宗室的经验教训，加以学习借鉴，周、汉、唐三代是三个公认的伟大王朝，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三个王朝的时间跨度足以使宗室成为一个问题。
周代时期，王族在政治秩序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灭商之后，周突然从渭水河谷的一个小邦，变成了一个地域横跨中国北部平原的广大帝国。为了统治这个帝国，周发明了所谓的“卫戍制度”，将大批王子、宗亲以及王室家族以外的同盟者分封为封建领主，让他们去统治全国各地区，周王直接统治的只是帝国西部首都周围的地区。
通过诸如父死子继的封受仪式、发动战争讨伐叛乱领主等机制，周成功地将它的统治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靠层层封受的宗法制度产生的政治结构贯穿了整个周的历史。
这是一种线性传承制度，按照宗法制。家族成员的在政治上的相对地位取决于长幼嫡庶。长子一系在宗教地位和政治权力方面都享有崇高地位。每一代的长子构成世系与政治权威传承的主干，以次诸子则另立门户。建立新的次一级权威。距离主干越远，政治权威也就越弱。
到了汉代。宗室成员拥有了封国和爵位，这构成了汉代宗室的中心特征。根据汉代法令：只有天子之子才配称宗室，得以裂土封王；王之子，嫡子一人继承王位，其余庶子皆封侯；侯之嫡子一人继世为侯，其余诸子皆无封号。如此几代之后，所有人就会变得与寻常百姓无异，倘若自己不能取得权势，则不免要躬耕度日。我们熟知的刘备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员。
对于汉宗室来说这意味着一个隔绝的**，通常而言，他们不能担任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角色。尽管西汉和东汉都不乏宗室为官的例子，但其数量非常有限。即便中兴汉朝的光武帝自觉亲族对自己贡献良多，因此慷慨授予他们各种官爵，但却不在政府中起用他们。
由于汉代宗室不在首都居住，这使得他们少有机会参与“内廷”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内廷群体与皇帝本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是皇帝用来与正式的官僚机构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在汉代历史上几次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血腥斗争中。虽然也有宗室成员参与其中，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远不如外戚和宦官这两个最活跃的汉代内廷集团。
到了唐代，他们宗室与汉代宗室在许多重要方面又有很多不同。尽管唐代起初也像汉代那样将皇子们分封到各地，但是，到了中期诸王及其子孙却都被迁到首都。安置在十个王宅和一百个孙院里。然而，唐代在京城安置宗室的做法却为后代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
但是唐代与汉又有不同。不仅乐于在政府中广泛起用宗室，而且唐代宗王可以出镇地方。而且许多宗室还被委以高官，十多人出任宰相，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开始了对宗室的管理。太祖和太宗两朝，这时候还无所谓宗室，有的只是两位皇帝及其弟弟魏王的近亲家族。太祖认为宗室应该包括三兄弟后裔这宽泛宗族，设定了未来宗室的界限。
宋代头一百年的宗室可以说更像是皇帝与宗亲们的交易，皇权赋予他们特权和资助，国家设置法令对他们实行管理，全体宗室在首都过着富足的生活，却不能拥有任何政治权力，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除了祭祖、国家大典充充门面就是发展个人的业余爱好。
虽然他们中有的人是皇位潜在的继承者，但是都过着基本相似的生活，尤其是涉足政治，靠着宋代国家空前绝后的富足，宗室得以如此这般地维持了四到五代后，危机出现了。宗室的规模愈来愈大，在经济、住房、教育、封官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而在此同时五服以外的宗室出现了，按照唐代的先例，这些远支疏族早就不应该被算作宗室成员了，因此他们的宗室地位的遭到争议，皇家对宗室成员的控制也变得十分困难，如何对待这些远支疏族颇让人头疼。朝廷也一度停止了对无服宗亲的赐名和授官，允许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官职自谋生路，打算精简这些远支宗亲，对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完全断绝宗室待遇。
但是不久问题出现了，失去宗室待遇后，他们很快便堕落了，成了衣食无着，居无定所的贫民。这太有损皇家颜面了，朝廷只好就收回成命，建立无服宗亲资助制度，重新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玉牒上。这种作法实际破坏了按服纪确认宗族的惯例，更倾向于建立一种谱系边际开放的宗族结构。
问题是现在第五、第六代宗室的数目经过开枝散叶后已经是成千上万，这还不算他们的妻室、姐妹、女儿、女婿。把这些补助累加起来，对于政府来说就成了一个不小的负担。而这笔费用是出自户部而非内库，花费的当然是百姓税赋，给国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负担，成为冗费中重要的一项
等到赵佶继位，由于人口增长、费用冗滥、血缘宗族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宗室正在经历着一场彻底的重新定位，宗室问题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于是赵佶命蔡京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朝臣们制定了一个方案，中心是终止赐名和授官，但未将这些人从皇家的玉牒中除名，依然承认他们的宗室地位，可以进入宗学。作为过渡步骤，不再授予疏族南班官，而代之以地位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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