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王爷的奋斗-第6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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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像，无奈中饱含着失望和幽怨以及不舍。现在想来大家都以为事情过去了，而皇帝却没能忘记，一心要报一箭之仇，便选择了这么个顽童似的法子。
　　李纲想通了困扰自己多日的谜题心情大好，可他又觉不对，皇帝以这种童心未泯的方式祸害自己这些人还说得过去，但对枢密院使赵仁就不应该了。其本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小厮，与皇帝是亦仆亦臣的关系，说是家臣最为合适。皇帝若是以对待自己和其他朝臣的方式折腾赵仁就显得不正常了，反而是狠狠踢他几脚，揍他一顿的做法让人觉得更为恰当。
　　“难道大宋又要重演君臣相争的旧事？”李纲猛然想到此次皇帝出手‘报复’他们缘起阻止皇帝亲征，但这也是皇帝登基以来朝中众臣少有的团结一致，而此次也做得确实过了，他们以不作为消极对抗，使政令不通，皇帝的旨意难出京城。在皇帝看来就是相权已经具有遏制皇权的能力，打破了朝中的势力平衡，这是每一个皇帝都不愿看到的
　　大宋自建国后，因太祖以士人共治天下使得相权得到了壮大，也让宋朝的士大夫们将此发扬光大，渐渐使之成为制约皇权的金科王律。在教科书中就向士子灌输：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独裁。宰相杜范曾对此有过很好的解说：凡废置予夺，（皇帝）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在这种风气下，宋学培养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经世理念。宋代士大夫阶层，对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体认识，并把这种主体认识融入到自己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他们不甘心沦为事务官，因此就要与皇帝争权，制约皇权的壮大。
　　宋朝士大夫整体意识还表现在他们对朋党的认识上。‘朋党’古已有之，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荀子云：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也。因此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治国指南的君臣们只认为‘小人有党，而君子无党’的观念深入人心，对朋党是又恨又恶，讳莫如深。
　　入宋后，随着士人们地位的提高，对朋党一概贬斥的传统发生了变化，一些士人提出了‘君子亦有党’的全新见解。对朋党并未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指出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区别。这一理论的出现是宋朝士人的朋党观发生了变化，欧阳修更是公然鼓吹朋党的合理性，并以‘尚道’和‘尚利’相加以区别。
　　随着这种思想的深入，在士大夫们看来，贤明的君主只要能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奴之有术，那么就可以造就理想的政治格局了。所以宋朝的士大夫们在与‘同道’为标志的旗帜下公开分党派，在朝中争政权以实现自己的政见。从而党争成为朝中各派势力相互倾轧的工具，不仅阻碍了社会改革，而且造成大宋政坛持续百年的争斗。
　　话还得说回来，士人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始终是皮毛关系。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最终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往往只有相权抑制皇权才能使士人们得以一展其抱负，可又有哪个皇帝甘心将自己手中的权力交出，于是士人们和皇帝的明争暗斗充斥朝堂，党争也成了皇帝控制权力的工具。他可以通过支持或打压另一党，取得在朝中的话语权，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
　　到了本朝，士人集团经过经过靖康之变已经势衰，而一部分士人在女真入侵中的不齿表现也让人寒心，使得皇帝得以对士人集团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结束了持续百年的党争，并通过解决冗官和提高武人的地位的方式重现建立起文武并重的新政治格局。与此前相比相权被大大削弱，话语权降低。
　　此后的十余年中，皇帝通过不断的战争和一系列国策的调整，使大宋得以迅速摆脱战后的衰败，迅速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崛起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国。朝中也形成文武相制政治格局，皇权就成为平衡文武之间势力的重要砝码。而皇帝的文治武功为也其在朝野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无人能挑战其权威。
　　士人集团受的的教育使其并不甘心沦为配角，在经过最初的混乱后重新成为一个政治集团。但他们自知不是和武人结为同盟的皇帝对手，那么就只有暂时与武人结盟才能和皇权对抗，联手扑灭了‘让位风波’可以说是他们联合的尝试，那么这次文武一边倒的反对皇帝亲征就可视为共同挑战皇权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六十四章　警惕

　　正月二十五日年假结束，各衙门开印上班，大宋朝的头脑们在朝房中等待皇帝的接见，往日大家见面都会说笑几句，尤其是多日不见也该寒暄几句。可这个春节他们其中不少人都被皇帝折腾了一番，弄得狼狈不堪、心惊胆颤。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事情恐怕京城早已传遍了，所以大家见面都不免尴尬，事情又没法解释，索性都闷着吧。
　　而没有被皇帝拜访的人此刻心中也不平静，这倒不是他们犯贱，不被折腾心中不好受。他们是担心皇帝不知何时会‘拜访’自己，同僚们的遭遇也让他们心惊，可皇帝迟迟不到，这就如同坐着无底船不知道什么时候沉，反而不如来个痛快的，是死是活就这一遭了，总比天天‘防贼’要轻松。可到了皇帝折腾了别人家，却没有来自己家，说不上是嫉妒，还是惶恐，总觉着心里不大得劲儿，和那些‘灾民’无形中多了曾隔阂，也不愿多言。
　　在沉默中众人终于等到了净鞭声响起，内侍高声宣诸位大臣上朝议事。大家急忙排班依次进入垂拱殿，此刻的心情倒是都十分迫切，因为谁都想知道皇帝这么做的目的，希望能从朝会上皇帝的只言片语中得到答案
　　赵柽的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短板是不擅于处理政事，解决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因此必须依靠士人协助治理国家，这也是历朝历代的传统，到宋朝更胜。他如此也算继承了列祖的衣钵，承接了祖制。但是赵柽也明白让自己完全照搬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国家危亡之时。
　　一般来说，君主政体分为四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模式叫做中央控制的模式。就是君主和官僚有限地控制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第二种模式叫做宫廷的集权模式，就是皇帝或他的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官僚士大夫只能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第三种模式是**的模式，所有的决策，出于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官僚士大夫虽能分享行政权力，但无权参与决策；第四种模式是独裁的模式，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朝野士人。
　　也许第一种模式对君主政体来讲是最理想的，可也是最难实现的，应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反正在赵柽看来自己登基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他那么做的。因此他采取的是第二种模式，但官僚士大夫们却不是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因为大宋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使他难以实施独裁，这种制度即便在赵柽这个现代人看也是十分先进的，称之为封建君主制下的有限民主制也不为过。
　　唐宋之际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唐以前贵族政治寿终正寝，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唐以后出现了一个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阶级。他们最终取代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身份性的门阀地主阶级，成为唐宋变迁以后整个政权的基础。隋唐以后开始实行的科举制，进入宋代后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这种“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实际上向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敞开了经由科举取士进入统治圈的可能性。
　　唐宋之际社会变化在社会阶级关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凭借科举制作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形成以后，势必要进入官僚统治圈，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说的“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既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也进一步在政策上推动着这种变化。而政策的变化。地位的提高，使士大夫阶层经世理念得到加强。他们对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体认识，并把这种主体认识融入到自己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
　　在宋代政治里，还有一个常用术语，叫做“国是”，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说的某一时期的大计方针。且国是一旦确立，短期里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直到下轮‘国是’再确定。
　　既然是共商‘国是’必然要广泛征求意见，但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个范围往往就是士人们的意见，他们通过上书言事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监督皇帝恪守家法，谏请君主更改诏令，阻止君主内降诏书，抑制女后干政弄权等；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最高决策权，也就是皇权，因此也受到已经融入了国家的统治阶层的士人言事权的有力约束。
　　经过百年的发展，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了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
　　文官政治，宽泛、健全的政治制度促使宋朝士大夫阶层自主意识的形成及其崛起，作为官僚集团的中流砥柱士人们将他们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
　　赵柽从根儿上说还是武人出身，他能当上皇帝并成功的逆转了士人政治的基本形势，使皇权得以占据主动，说好听的是他能审时度势抓住了机遇，不好听的就是趁火打劫！
　　赵柽明白若想能中兴大宋，必须结束持续了三朝的党争，朝廷中只能有一个声音存在，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自己说了算，也就是说实施**，使皇权独树。而当时大宋在女真人的步步紧逼下，士人们没有能承担起拯救国家、黎民的重任，反而做出出卖国家和皇族的丑事。这让此刻上台的赵柽在抵御外辱的口号下，有充足的理由打压思想言论上的反对派，将一些反对者清除出朝堂。并借机将作为抵抗外敌入侵的中坚力量——武人的地位提高，也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
　　而随着战争向有利于大宋的方向发展，及赵柽有意的宣传鼓惑下，大宋朝野民族意识随即高涨，重新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这种民族意识崛起的推动下，促使士人转换为一种普遍的恢复情结与爱国情怀，民族大义成为大宋朝野主流思想。士人阶层中讲究民族气节的意识形态得以普遍确立，并得以自觉践行，‘为国死节’成为一个士人的最高荣誉。但更重要的是**权力借此迅速扩张，皇权在朝堂上占据了上风。
　　赵柽一直认为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士人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也不会妨碍士人业已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西北时他便启用了周行己、陈过廷和杨时等并不排斥‘功利’的几位当世大儒为幕僚，并让他们在路学中任教，为自己培养了一批基层官员。登基后他们又在朝中位居高位，让他们的学说成为主流，成为各级学府的教授内容。
　　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国是，也就是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与政治生态，基本国策在宋代的执行也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就是因皇帝而异的。赵柽适时提出了‘发展工商，鼓励农耕’的政策，并强力推动对外贸易，在‘自己人’的支持下得以顺利执行，同时造就了一批新的大商。
　　什么时代都是官比商的地位高，商人们便都想培养自己的子弟成为官，而他们有巨额财富为后盾，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教育子弟，让他们进入最好的学校，使他们脱离商人队伍进入士人集团，而他们肯定会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讲话。而吃水不忘打井人，赵柽便也得到了这个新兴阶层的鼎力支持。
　　商业发展的同时，普通百姓同样是受益者。商税的增加，使得两税可以酌减，各种杂税得以减免，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安居乐业是升斗小民的最大愿望，自然对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明君’感恩戴德，万岁喊得也最起劲儿，更会以实际行动支持皇帝，使他的诏令得以在地方顺利实施。
　　赢得了各阶层支持的赵柽使他得以在朝堂上呼风唤雨，一呼百应，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这次意外事件的发生使他不得不心生警惕（未完待续。。）


　第三百六十五章　专制

　　**和独裁一直被人诟病，可有的时候却需要**。赵柽虽然在这个时代生活了不少年了，但他毕竟还带着前世的记忆，与这个年代的某些方面不合拍、他所知道的甚至是此刻不存在却更需要的东西。而他要把新东西得以实现就必须强制推行，需要动用铁的手腕和做一个独夫，而皇帝的身份也让他有了这样的机会和平台。
　　多年的经营使赵柽有了一批忠诚的部下，可他们和自己一样缺乏的是执政经验与治理国家的手段，初登皇位时还需朝中旧官僚的协助。因而朝中隐隐分为两个派系，也可以成为旧党和新党。新党跟随赵柽多年，受他的影响做事为达目的往往会打破陈规，敢作敢为；留任的旧党中坚也是经过赵柽挑选的，如李纲、宗泽等这样正直清廉，忠君爱国，在朝野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的人，其中不乏过去改革派的倡导者。
　　俗语说‘共患难容易，共富贵难’。在赵柽即位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