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1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然而，并不是所有进入留苏预备班的学员，都能够如愿走出国门。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一部分人员没能如期出国。这种现象被称为“缓出国”。

　　“缓出国”的现象，与留学生的专业分配机制有很大关系。

　　某些专业的学员数量在派出当年超过苏方接收计划人数，或相关专业苏方在当年没有接收计划，相应的学生就不得不留在国内。在征求本人意愿后，有些学员经过调整专业，安排在第二年出国计划中，另外的学员则自愿放弃出国。

　　在“缓出国”的学生中，一些人是由于个人方面的原因。有些学生经过一年的培训后在语言能力方面没能达到派出要求。对于这部分学员，留苏预备部提供了补习一年的机会；如经补习达到要求，可安排在第二年出国。如果经补习仍不合格，或本人自愿放弃，则取消出国安排。还有个别学员，由于身体或心理原因，自愿或经劝告中途放弃了学业。

　　政策调整或政治原因，有时也成为影响留学工作进程的因素。1957年，我国调整留学生派遣政策，当年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准备出国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全部没有派出。1966年，由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绝大部分在读学员没有派出。

　　对于未能如愿出国的人员，国家也做了周到的安排。

　　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准备到苏联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国家允许他们自由选择任何国内高校，选择任何感兴趣的专业。对于攻读研究生的人员，则主要分配到国内有相关专业的高等学校，或其他有用人需要的单位；原为机关干部或高校讲师、助教的，回原单位妥善安排工作。

　　尽管没能实现出国梦想，但是这些青年仍然是同龄人中千挑百选出的佼佼者；尽管没能直接接受苏联的高等教育，他们还是在国内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中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学习和研究工作。

　　在他们当中，同样诞生了大批国家干部、院士、学术领袖、科研骨干。他们和留苏群体一样，是那个时代优秀青年的杰出代表。

　　历史的反思

　　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研究，我将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派遣工作粗略分为四个阶段。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9）




　　第一阶段为探索期（1948年至1952年）。

　　在此期间，1948年派出李鹏等二十一名干部和烈士子弟，1951年派出三百七十五人，1952年派出二百二十人。

　　在这一阶段，留学生派遣工作处于探索时期。在派遣数量上遵循“宁少毋滥”原则，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和国外的管理工作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1953年至1956年，留学工作进入迅速发展期。

　　1952年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之协定》，为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提供了政策保障；而留苏预备部的建立与运作，则为确保出国人员能力和素质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从1953年起，留学生派遣政策就调整为“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当年派出约五百八十人。第二年，这个数字激增到一千五百二十六人。1956年派出人数超过二千，达到历年派遣人数的最高峰。

　　从1956年起，留学生派遣政策发生变化，留学工作进入调整期。

　　我国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于1953年完成了院系调整。经过几年的积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大部分专业的大学生已经可以自己培养。同时，据有关部门反映，前期派出的大学生毕业归国后，其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与国内培养的大学生相比，并没有立即表现出过人之处。这一点，在1957年2月12日高等教务部部长杨秀峰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变动1957年派遣留苏研究生、大学生计划的请示报告》可见端倪：

　　“几年来，派遣高中毕业生赴苏联大学学习的，因俄文条件限制学习吃力，因而效果并不甚好。据毕业归国的留学生及各方面的反映，由于上述原因，留苏大学毕业生的学科水平和国内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一般并无明显差别。为此，目前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的高中毕业生一千一百五十名原则上不再派出，留在国内高等学校学习。对国内不能培养的重要缺门专业，尽可能采取从现在苏联学习的大学生改变所学习的专业的办法来解决。”37

　　1956年，留学生派遣工作确立了“争取多派研究生，少派高中毕业生”的方针。大学生派遣人数骤减，除了少数国计民生尖端、缺门或薄弱专业外，基本上不再派遣高中毕业生。

　　与此同时，研究生派遣政策也有了重大调整。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对专业人员的需求量巨大而急迫。因此初期派遣研究生的主要目的为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专门技术人才，在培养对象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国内在读研究生和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被选拔成为留苏研究生。

　　很快，教育部发现，这些直接迈出大学校门的研究生，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学习效果不能令人满意。高教部长杨秀峰指出：

　　“过去派遣出国的留学研究生，大多是刚由大学毕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学科基础较差，加以语文关系，出国后一般需补习某些课程，因而不得不延长学习年限，苏联教师指导也有困难，学习质量一般不高。”

　　此后，教育部明确了对研究生实际工作年限的要求。从1957年起，派遣到苏联留学的研究生，一般都要具备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考取留苏研究生的大学毕业生，在完成留苏预备部学业后（计作一年工龄），仍需要到国内有关单位进行一至二年的实习，获得专业上的积累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后，才可以派遣出国。

　　经过数年的人才培养和积累，我国各重要领域初、中级专业人才队伍积累已臻于雄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认识到，研究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出去取经，回来传道”，即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带动国内整个学科领域的科技进步和人才积累。因此从1958年开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由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转变为培养高级师资和科研人才。教育部将留学研究生选拔和使用的主导权下放到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研究生出国名额和专业分布由此前的教育部统一规划、下达指标变为各高校自行确定；研究生毕业去向也由国家统一分配变为“返回原单位任教”。38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10）




　　最后一个阶段为降温期（1960年至1966年）。

　　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与此同时，通向其他欧洲国家的官方留学渠道已经畅通，留学国别选择趋于多样化。基于以上因素，六十年代初派遣到苏联的留学生人数骤减到两位数的水平。留苏学生以研究生和进修生为主，大学生在名单中逐渐消失。留学生派遣政策再次回到“宁缺毋滥”的轨道。1966年以后，中苏两国政治上走向敌对，中方完全中止了派遣留苏学生的行动。

　　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五六十年代留苏学生派遣工作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

　　首先，在专业分布上偏向于应用技术。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和社会科学人才，当时认为并非国家经济建设所急需。因此，一部分原本学习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留学人员中途改变专业，转向应用技术。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以1953、1954、1955年的数据为例，在每年派出的留学人员中，学习工业专业的占70％以上，文教卫生占15％左右；其他专业仅占15％。而在工业专业中，地质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土木建筑三类专业更是一举占到了80％。39

　　其次，在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某些环节上存在一定“左”的倾向。

　　在留苏预备部，有的人在统一置装后又自己买了考究一点的衣物，被视为故意摆阔；有的人在出国前返乡探亲时祭拜祖先，被看作有封建意识残余，结果都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出国机会。

　　在留学期间，受国内各种政治风潮的波及，留学生内部也涌动着“斗争”、“批判”的波澜。尽管在使馆有关管理人员的调控下，政治运动远没有像当时国内那样风生水起，但还是在后来的毕业分配显露出或多或少的影响。

　　必须承认，如此大规模、成体系的留学生派遣工作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新中国的决策者和教育管理干部，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学习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留学工作方向，其探索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称许。而十几年留学工作的利弊得失，也有待后人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说。




第六章　五分！五分！（1）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大学的第一节课。

　　老师既没有课本，也没有板书，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口述讲义。身边苏联同学唰唰地记着笔记，不时和老师进行讨论和交流。

　　可是我什么也听不懂！

　　刚刚听到一个单词，满脑子正在猜想是什么意思，老师已经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像一阵风从耳边掠过，后面的话全没听清。下课了，同学们像一群兴奋的小鸟，唧唧喳喳地散去。只有我一个人茫然地瞪着眼睛，望着老师发呆。笔记本上，只留下了零零落落的几个单词，像是一幅丑陋的涂鸦，嘲笑我的无知无能。

　　一种近乎绝望的沮丧笼罩着我。

　　要知道我从初中到高中，学了整整六年俄语，来苏联后还上了一年预科。因为俄语远远比同班的亚非拉学生出色，预科时还曾被老师豁免听课！

　　我突然发现自己听不懂俄语了！

　　大学生活，居然就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狼狈中开始了。

　　每天，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课堂，盼望能比前一天多听懂一点。可是每天都是一样的两眼发直，每天的笔记都是一样残缺；每天走出教室都是一样的天昏地暗、头晕脑涨。

　　一个月下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几乎要精神崩溃了。

　　很多年以后，当我向五六十年代留苏的老学长们倾诉当年的感受时，不期然得到了他们强烈的共鸣。原来，他们也曾经历了和我完全相同的心理历程，还给这种体验赋予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坐飞机”。

　　有了“坐飞机”的经历我才明白，原来国内的外语教育与留学国实际的学习和生活需要相差有多远。

　　我在出国前已经学习了六年俄语，出国后又接受了一年完整的预科教育，尚且如此；可以想象，仅仅“填鸭”般突击了一年俄语，程度远远不如我等的老一代留苏生们，该面临怎样的艰难处境！

　　陈先玉＇U15＇曾经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

　　第一天上课回来，两个同学为今天上了什么课争论起来。一个同学说是政治课，因为听到了“列宁主义”这个词，另一个同学坚持说是历史课，理由是听老师说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字样。结果一打听，才知道上的是高等数学，老师讲的是“序论”。

　　不仅仅是听课，生活中也因为语言障碍遇到不小的困难。

　　同学们不敢上街。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看不懂站牌，不敢开口打听路，打听了也听不懂。一旦不得已必须上街，只好一站站地数，来时多少站，回去还是多少站。就是这样还是要么坐过站，要么没到站就跳了下来，没少走冤枉路。

　　吃饭也成了大问题。同学们到了食堂，既看不懂菜单的格式，也看不懂菜名。有一次，一个同学拿过菜单琢磨了半天，最后对服务员说：“要这个！”服务员一看，笑得弯了腰，原来这位同学手指的是菜单最下面的“食堂主任”！

　　郭子恒向我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趣事：

　　“学校的餐厅里有一种炒肉丁配空心面的菜肴，叫做‘古俩什’，而青蛙的俄语发音是‘俩古什’。一次在食堂用餐，我想要一份‘古俩什’，不料开口说成了‘俩古什’，引得餐厅服务员和就餐的苏联人哄堂大笑。服务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们从来不吃‘俩古什（青蛙）！’”40

　　上街买东西，也出了不少笑话。

　　一天，一位女生走进生活用品商店，她想买一把切菜用的刀子。不料，她一开口说道；“我想要一个丈夫”。店员听了莫名其妙：“我们这里不供应丈夫”。原来，俄语中刀的发音是“诺士”，而丈夫的发音是“慕士”。她一紧张，把“诺士”说成“慕士”了。

　　苏联方面为了使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尽早摆脱困难处境，想了各种办法。

　　有的学校在常规课程结束后，又安排有经验的俄文老师为中国学生补课，提高俄语水平。很多学校特地安排品学兼优的苏联同学与中国学生同住一个寝室，或者与中国学生结成“一帮一”的关系，上课坐在一起听课，下课一起到图书馆自习，以便在语言和学习上进行辅导。




第六章　五分！五分！（2）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善意的解决方案都为中国学生乐于接受。

　　曾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贾泽林＇U16＇写道：

　　“精湛的俄语是学好哲学的基础。学校曾建议我们先用一年的时间专攻俄语，俄语过关后再进系跟班学习。我们哲学系的八个同学都不同意这样做：一是不愿被别人小瞧，不愿给人留下‘我不如人’的印象；二是我们都怀有强烈的尽早报效祖国的愿望，不甘心晚一年毕业，落于他人之后。我们在几乎听不懂课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开始跟班学习。”41

　　1956年进入基辅工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们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学校为了照顾大家，建议开一个特别班，由苏联老师单独授课，等将来俄语程度提高了再进大班听课。不料，这一建议遭到中国学生的一致反对。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校方进行一次俄语水平的摸底考试，通过的学生可以进系跟班学习。结果，有一部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