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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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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圈里,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也无法用汉语表达。语言的障碍造成心理的隔阂,很多孩子终日郁郁寡欢,陷入深深的压抑和苦闷中。

  最难过的是思想关。

  回到国内,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了面包、黄油、牛肉,每天是难以下咽的馒头、米粥和寡淡的青菜。在刚刚经历战争严重摧残的中国,生活水平自然不能与条件优厚的国际儿童院相提并论。而周围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更让孩子们困惑不解。

  这些巨大落差,对于这未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不亚于一次剧烈的心理地震。孩子们无比留恋生养他们的苏联的土地,他们热爱那里的一花一草,思念那里的“亲人”。孩子们恐慌、茫然,本能地抗拒现实,渴望马上回到那个无比亲切的环境中。

  赵绮莲:

  “刚开始,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时常想念苏联。记得我们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我们要回苏联。”我们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老师和领导用蹩脚的汉语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回苏联。”⑩




第二章 烽火绿洲(7)




  为了使这些孩子尽快融入到社会中,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从苏联毕业的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前,被安排进入北大语言班先补习两年中文。考虑到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有限,特地将中学生和小学生安置在生活习俗与苏联比较接近的哈尔滨,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在这里,伙伴们又欢聚在一起,又能够畅快地交谈,又能够吃上亲切的面包和香肠,孩子们的小脸儿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

  在政府的关怀下,二三年以后,孩子们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汉语交流了。一个又一个从国际儿童院走出的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不顾苏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国内。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1952年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扶贫事业;

  罗亦农儿子罗西北1945年以苏军情报员的身份回到日军侵占的东北。1948年再次回到苏联学习。他在1953年学成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她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沈林如195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先后参加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在冶金轧钢工艺创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肖苏华自幼酷爱舞蹈,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为中国芭蕾舞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健成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跳高教练。在他手下,诞生了郑凤荣、倪志钦、郑达真、杨文琴等一批世界著名的跳高名将

  

  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道德观念,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烙印 ——“国际儿童院的孩子”。

  这是一个特殊的留学生群体。

  儿时,他们在一起成长,情同手足;

  青年,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和磨难;

  晚年,他们互相依赖,彼此牵挂。

  这种在孩提时结成、在人生中加固的情感纽带,已经超越了友谊的界限,而真正转变成了一种亲情。以至于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寻求的是伙伴们的援助,就如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那样。

  在他们心中,这些儿时的伙伴,才是最可信赖和依靠,最理解自己的人。在这种亲情面前,血缘已经失色。

  几乎在每一个节日,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要聚在一起,准备一桌传统的俄罗斯饭菜,品尝从“老家”带来的俄产饼干和糖果。大家用流利的俄语畅快地交谈,一首接一首地吟唱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伴着歌声翩翩起舞。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抛开沉重的社会面具,重新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重新成为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重新融入亲人的怀抱。

  如今,从伊万诺沃走出的孩子们大都已经年逾花甲,年龄小一些的也已经是六十开外了。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无疑是“第一故乡”,这里有父辈的鲜血和足迹,更有自己的热泪和汗水。




第二章 烽火绿洲(8)




  遥远的苏联,则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把他们抚养长大,教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

  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如一条彩虹般友谊之桥,跨过长城,跨过西伯利亚,跨过乌拉尔山脉,将两个故乡联系在一起,一端是光荣,一端是梦想




第三章 开路先锋(1)




  1948年。

  黄土高原。烽烟弥漫。

  尽管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在黄土沟壑之中,在毛泽东的心中,却已经开始勾勒新中国的蓝图。

  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可是,在战火硝烟中成长的干部,欠缺的是系统的教育和技能。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苏联,一个想法在心中形成:向苏联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经过慎重筹划,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级干部的子弟,共二十一个人。

  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长期领导地方武装斗争。1931年7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李鹏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邹家华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创办生活书店,主办《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1944年7月病逝。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1946年调往东北。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于1934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不幸逝世,时年三十八岁。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

  罗西北'U3',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罗西北十五岁时进入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5年8月被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后进入哈工大学习。

  刘虎生是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哈尔滨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他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于1935年3月英勇就义。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是北伐名将,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牺牲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当时正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当时在延安保小上学。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3月,张浩在延安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当时也在延安保小读书。

  任湘是任作民的儿子。任作民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1942年在延安病逝。任湘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曾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

  朱忠洪是王稼祥的义子。

  高毅是高岗的儿子。高岗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高毅也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过,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

  江明是高岗的外甥。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到了东北,参加了土改工作团。

  还有四个年轻人,一同在延安保小长大,一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又一同进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工作。他们是:

  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

  张代侠,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张宗逊之侄;




第三章 开路先锋(2)




  贺毅,原红二十七军军长、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之子;

  崔军,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之子。

  在这二十一个人当中,有四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子。

  叶楚梅是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1928年出生在香港。1945年,十七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父亲团聚了才一个月,就被父亲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了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

  罗镇涛,罗炳辉烈士的女儿。罗炳辉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 军事家。他出生在云南一个彝族贫苦农奴家庭。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演绎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于1946年6月因病逝世。罗镇涛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才找回来。

  任岳是任作民的侄女。

  项苏云是项英烈士的女儿。11

  出征的日子定在1948年9月2日。东北局为大家统一置办了服装:一套西装、两件衬衣。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东北局的领导林彪、高岗、王稼祥、李富春、陈云等为青年学子们举行了饯行仪式。

  尽管在延安时和首长们熟悉得像一家人,在哈尔滨也不止一次地聚会联欢,但是这次晚宴还是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庄重气氛。

  在饭桌上,东北局领导郑重宣布了三条纪律:“一、出去后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能辜负党的希望;二、培养你们不是为了带兵打仗,而是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将来要用知识建设国家;三、专心学习,学习期间不要谈恋爱”。

  9月2日,二十一名同学作为正在孕育中的新中国第一批派遣的留学生,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列车。谢绍明最年长,而且有工作经验,被委任为党支部书记。

  列车从哈尔滨出发,经由满洲里进入苏联。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正在大面积爆发鼠疫,进入苏联的列车和旅客必须进行防疫处理。在边境小站奥得勃尔,大家的衣物都被收走进行消毒,列车在奥得勃尔滞留。在这段时间里,所有人不能随意离开车厢,最多只能在车厢附近散散步,透透空气。

  两个星期过去了,列车终于被放行了。

  在赤塔,留学生们的旅程再次停顿下来。由于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列车并不是每天通行,因此大家不得不在赤塔等待下一班列车。在这里,由于东北局的事先关照,同学们得到了来自苏共对外联络部官员的热情接待。大家在赤塔停留了几天,在当地官员的组织下游览市容、观看电影,对苏联的社会风情第一次有了直观的了解。

  离开赤塔,经过六天六夜的漫长旅行,疲惫而兴奋的学生们终于到了苏联的心脏——莫斯科。

  隔着车窗向外望去,在站台上迎接的,除了苏共对外联络部官员,居然还有几张东方人的面孔。大家惊喜地发现,他们竟然是在延安保小时就在一起追逐打闹的玩伴刘允斌、陈祖涛等人!如今,他们都已经长成气宇轩昂的青年,就读于莫斯科的大学。

  大家跳下列车,和久别重逢的伙伴们拥抱拍打、欢呼雀跃。想到即将在莫斯科重温童年时共同生活的快乐时光,大家无比欣喜,一路的风尘仿佛一扫而光。

  可是就在当天,二十一个人被苏方接待人员连夜送往距莫斯科三百公里的伊万诺沃。

  在伊万诺沃,同学们被安置在国际儿童院。天气很快变冷了。苏联红十字会“雪中送炭”,为每个人赶制了一件夹大衣和西装。幸亏有了这件夹大衣,同学们才得以捱过漫长的严冬。

  为了提高中国留学生的俄语水平,国际儿童院为他们指派了专门的老师。这位叫做费得洛娃的俄文女教师非常和善友好,对中国学生极尽耐心,不厌其烦地讲述难点和要点。在她的关爱和鼓励下,学生们的俄语水平很快有了提高。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学习,1949年春天,留学生们被安排到当地的几所学院学习。

  四位女同学去了医学院,李鹏、邹家华、林汉雄等去了电工学院,谢绍明、任湘、江明等进入了纺织大学,叶正明等被安排到化工学院。




第三章 开路先锋(3)




  伊万诺沃是一个小城市,只有几所非综合性、非重点院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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