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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黎明-第8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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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共认为陈克是阴谋家兼投机份子，陈克不生气，他只是觉得德国共产党纯盘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典型案例。德国掌权的是有产阶级，德共混在议会里面想通过搞议会斗争取得政权本来就很可笑。德国国防军根本不支持德共，德共手中根本没有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还自作清高的装模作样。怪不得历史上德国共产党被纳粹党给铲除掉了。一个小小的国会纵火案就能搞掉德共。
至于德共居然拒绝反犹，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反犹在欧洲可是政治正确性的表现。不反犹太民族是可以的，但是在德国好歹也公开指责公开反对犹太投机商人的恶行。德共以为自己是耶稣么？说了共产主义的道理，就能在海面上行走？还是能展现五鱼二饼的神迹？没有实现这些神迹的能力，那就老老实实说些人民能听懂的话。
上有有产者与帝国主义国家反共产的共识，作为德国中坚力量的国防军又根本不待见德国共产党，好不容易遇到大萧条，德共不说千方百计的去扩大自己在人民中的影响，切切实实的给人民做些事情。同时积攒德国共产党手中的军事力量。
抛弃了这些办法，而去走议会斗争道路，德共真的是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么？这是陈克的疑惑。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陈克也没办法了。如果德共属于可以救药的范畴，中国是可以在后面真正帮一把的。德共烂泥扶不上墙，人民党也不可能在这注定失败的方向上投资。人民党情报机构只能很遗憾的把德共也当作失败案例来对待。也就是说，详细记录纳粹党的兴起，以及德共的失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陈克整个1931年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建立国家实验室与生产之间的科技体制。作为铁路子弟，陈克对高铁的发展有不少比较多的了解。甚至可以说，中国生产与科技创新的扛鼎之作，就是高铁的发展。中国引进的不仅仅是大量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欧美先进的科研机制。
在高铁研发过程中，外国技术作用有限，甚至可以说很有限。关键的是这套机制，哪怕是一个螺丝钉出了问题，都要送到实验室进行研究。研究的方向可不是仅仅限于怎么样能不出问题，而是首先研究出来为什么会出事，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是材质问题？是气温问题？科学上没有偶然，只有根据规律的必然。这就需要海量的实验来完成。要研究的不仅仅是发生的一个小问题，而是与之相关的各种规律。
例如北方寒冷气温下的膨胀率，这需要的可不是以度为单位的实验，而是以十分之一度为单位的实验。各种金属配比也不是以1％为单位，而是要以0。01％为单位。光为了能够精确控制这些材料里面的配比，就是一场材料学的革命。
这些基础研究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就是不断的钻研，实验。人民党的工业薄荷醇生产独步天下，这是陈克在大学时期，一次日本人来他们学校作报告。两位日本教授的报告没什么特别的。一位专门搞薄荷醇生产的教授从举止上倒更像是中国人，他讲述了自己搞催化剂的问题。这位日本教授实验了几百上千次，全部失败。最后从一位朋友那里弄到了刚生产出来的一种新催化剂，含量以毫克计算。就解决了工业催化剂转换手形碳问题。
科学的必然性是化学反应的必然性，找到这些必然性，只能靠严谨的科学态度，靠了大量的钱财、人员、实验、数据归纳总结来一点点的积累。
这是谁都迈不过去的门槛。
1932年3月，陈克才算是初步离开了这方面的工作，该讲的、该说的，陈克都办了。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科技反权威，反垄断”思路，陈克也尽力推行了。实践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一个团队里面，不分资历，不分年龄，人人都该有发言权。
当然，反权威不等于是想方设法干掉权威自己去当权威，然后利用自己的权威打压其他人，这还是封建那套。与以往一样，陈克在科学界也做了“反封建”“反平均主义”等等看似矛盾，却根本不矛盾的诸多发言。
陈克强忍住，才没有宣传中庸之道。绝大多数读中庸的人，根本就没理解中庸到底在说什么。而且生产力发展到现在的工业化时代，中庸也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工业时代的一切社会行为乃至个人行为，都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种观念恰恰是最难建立。
莫道前路无知己58战时路线（十）
1932年，大萧条已经发展到高潮。那是全世界劳动者梦魇一般的回忆。欧美经济衰退已经达到了顶峰，美国1370万人失业，德国560万人失业，英国280万人失业。据估计1929年美国整个工业的开工率只达到80％，投资额（用1958年美元计算）从1929年的四百零四亿美元降为1930年的二百七十四亿美元，进而减少到1932年的四十七亿美元。
德国更惨，背负着凡尔赛体系的沉重债务压力，法国经济危机之下疯狂向德国逼债。魏玛政府不得已只能用大印钞票通货膨胀的方式偿还债务，导致了马克以可怕的速度贬值。当时德国的货币面值已经达到200亿，买一个鸡蛋的价值相当于过去买3000万个，描写当时惨状的电影《难道生活不美好么？》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人忘了一篮子的钱在街上，钱被倒在地上，篮子被拿走了。马克已经变成了废纸，德国人民失业率早就超过了50％。
粮食出现了世界性的低价，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农业几乎全部面临着破产的窘境。
在全世界哀鸿遍野的时候，只有两个国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局面。那就是苏联与中国。
苏联的那套子计划经济根本不存在任何失业的问题，强大的计划官僚体系采取了扭曲供需，强制分配的生产模式。国家安排了人民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所有消费。只要这个体系不倒，就没有经济危机这码事。
中国的情况更加值得玩味，固定的粮价，稳定的货币，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与世界投资相比，中国的大量投资极具“前瞻性”。根据统计，从1926年开始，中国用在科技研发以及教育上的资金超过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5％。贸易平衡政策保护着中国的经济疆域，中国再也不用向一战的时候，向美国提供黄金，只用存在中国本国的黄金作为抵押，美国与英国就肯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以供中国采购美国与英国的商品。
在西太平洋经济圈中，中国经济稳定货币稳定，供需稳定。人民币作为西太平洋经济圈重要的结算货币，依托中国庞大的经济体，呈现出超级稳定的姿态。西太平洋只要能够纳入中国的经济圈，参与到中国经济循环的体系里面，就可以依靠中国市场得到稳定的生活。大到轮船小到针线，中国都能生产。中国这个市场大量进口原材料以及高技术产品。如果某些商品价格真心低到不像话，中国甚至也会进口。当然，前提是肯用人民币结算。短短几年之内，人民币的信用就已经树立起来。
这些都依赖中国的银行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几大商业银行在东南亚很多城市都建立起自己的海外分银行，实施异地汇款结算业务。出门做生意，不可能肩挑成捆成捆的钞票，越洋过海做买卖更是如此。例如某人在马尼拉的中国建设银行马尼拉分行里面存进去了100万人民币，然后跑道中国广州的中国建设银行分行提取这100万人民币，那么最简单的就是得广州的分行要联系马尼拉分行，确定有没有这码事。而且还要确定取款人携带的存单、提款单等等的可靠性。还要确定这厮是否属于诈骗团伙，有没有在其他分行取了钱之后，利用时间差又跑到中国广州分行再取一次钱。
如果只有三五单业务，那么银行的专用电报通讯还顶得住，但是往来的数据量越大，这其中的时间需要的就越久。而且很多业务数额不大，就那么几十块钱的存取，发电报的优先率是排在最后的。银行一直是电脑网络最大的客户之一，也是安全性要求最高的客户。这不是没原因的。
在1930年代，好歹无线电报已经通行世界，如果是更早的时间里面，没有电报，就要出现所谓“背书”这码事，就是说一些异国支付的取款单，背上有大银行的信用保证。如果这单子是诈骗单子，大银行就得把这个有“背书”的单子给承担起来。这也是欧美现代信用制度的起源之一。外国对“签名”极为重视，因为签字之后就得承担起责任来。
人民党与苏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非常重视金融银行业的建设。国内早就在这方面建设不少年，大萧条时期，中国银行终于走向西太平洋。成了西太平洋地区重要的金融力量，也成为西太平洋经济的最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树大招风是必然的，例如荷兰很明显就与英国的态度不同。华侨有了中国在西太平洋的银行的支持之后，终于找到了大靠山。以往他们挣到的钱只能存在家里面，或者放在荷兰人的银行，比较有钱的还能放到英国银行。人民党在东南亚也努力经营了快二十年，有了中国的银行的服务之后，华侨们大多把钱存在中国银行。
经济危机之前，荷兰可能还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外国银行大量倒闭，特别是在荷兰的亚洲殖民地，相当一部分倒闭的银行是因为中国华侨把钱从荷兰银行取出来，存进了中国银行。
大萧条愈演愈烈，荷兰也需要从殖民地抽取资金回欧洲本土救助本国经济。偏偏是无钱可抽。殖民者们的心态很简单，就是要不断从殖民地抽血。殖民地就如同殖民者家的养猪场，把猪喂肥只是为了吃更多肉，至于猪本身的感受，根本不是殖民者们想关心的。他们被迫关心一下，也仅仅是为了更有效更长期的吃肉。华侨们有了中国这座靠山，荷兰人实在是觉得不能忍受。
人民党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对此的反应倒是很镇定。这事情只是早发生晚发生，不可能不发生。既然已经把荷兰当成了战争对象，那么人民党要问的就只有一个问题，“中国做好了战争准备了么？”
这将是一场跨海的远征，是中国几百年来都没有进行过的战争类型。这也将是改变东南亚局势的战争，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踏出去这一步，中国就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陈克很想多准备几年，电子管的深度研究已经开始，晶体管与激光的研究也到了最后阶段，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得到突破性进展。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陈克更明白这两项技术突破的意义。只要获得突破，只要能让最简单的单片机投入实战应用，中国就不太可能有失败。即便面对美国也是如此。
可不少事情并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一旦荷兰有了动作，中国就必须以强硬的态度来应对。这是没办法的选择。因为荷兰敢开这个头，中国若是只懂得抗议，在整个东南亚就会引发连锁反应。中国在东南亚的布局立刻会遭到极大的损失。
到了1932年6月，陈克终于下令，做好战争准备。中国就此进入了战事轨道。
莫道前路无知己59螳螂捕蝉
荷属东印度是1932年时候印度尼西亚的正式称呼，与1949年成立的印度尼西亚这个殖民地的历史相比，荷属东印度倒是有着几百年的历史。这里最著名的地区原本是香料群岛，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百多年间，香料贸易量翻了几番，并在１８世纪达到顶峰。超量的贸易，使得香料不再是贵重之物。同时，大航海中不断引入的新玩意儿，也改变了西方人独恋香料的时尚。首先是烟草，随后是茶、咖啡、可可、蔗糖还有更刺激的美洲红辣椒，使传统香料渐失魅力。此外，贵族或资产阶级的口味，融入了更多的元素，甜的、辣的、清淡的都成了新时尚的一部分；新的时尚评价体系也出来了，１７和１８世纪的欧洲，出版了许多类似《女王的储藏室打开了》《王室与资产阶级的饮食》《气味》等新时尚书籍。到了１９世纪，资产阶级又迎来了重塑世界时尚的新世纪，一切都推倒重来。
香料和香料群岛，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加上中国自种香料成功，荷属东印度一战期间的日子颇为艰难。直到巴厘巴板的石油开采后，才算是恢复了一些繁荣的感觉。
中国华侨多在荷属东印度的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居住。一战后期，先是英国向中国出租土地，开发棕榈油的买卖。荷兰也如法炮制签订了合作协议，中国租了一些荷属东印度的岛屿开辟了一些油榈农场以及橡胶农场。总的来讲，属于中规中矩的经贸合作。
人民党在荷属东印度名义上的头子是王启年，这是个公开的事情。王启年正式头衔是荷属东印度仁心医学院董事长，这位拿过法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证的家伙，加入人民党之后还是搞本专业，政治上也没有特别的激进或者狂热，工作很踏实。后来受人民党之托，以中英合资的上海仁心医学院校董身份在英属马来以及荷属东印度开办分校。
同时，王启年还是中国著名生育保健产品，绰号“杜老师”的杜蕾斯安全用品企业东南亚分部的副董事长。也是很多特效药在东南亚的主要代理商。东南亚的头面人物都知道有这么一位“红顶商人”，特别是在东南亚的日本女性中，王启年是实实在在的人人皆知。
王启年校董知道自己的存在意义就是吸引火力，他也习惯了。1932年，王启年的主要活动范围就是雅加达，以他的关系网来说，得到的很多消息都于日本有关。
日本政府主导的女性业务曾经覆盖了整个远东与东南亚，人民党与苏联铲除了远东的此类业务，日本转而主攻东南亚市场，自从在朝鲜战败之后，日本更是尽力开发东南亚服务业。这些业务与王启年的业务不重叠，没有商业竞争关系。王启年关心的是日本在东南亚始终坚持宣传“中国威胁论”。
暹罗王国这些年与中国走的很近，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暹罗一直希望能够摆脱英国的控制。中国当然乐见这种事情，例如中国与暹罗已经商议动工的东南半岛铁路，即便是遭到了英国的反对，这条铁路还是动工开始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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