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三卷－挥师决战-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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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原本就不想整陈诚，最后说：“等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
　　陈诚清楚自己不能再在东北干下去，便让其夫人、宋美龄的干女儿谭样向宋“干妈”求情，向蒋介石吹吹枕边风，快将陈诚调回南京。蒋介石很快就同意了，决定让卫立煌去东北接换陈诚。
　　卫立煌在国民党一班老将中都很有威望，哪能受蒋介石、陈诚的愚弄，听到命令后，从上海赶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难以从命。
　　蒋介石决心已下，不愿收回，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一干人马登门作说客，劝卫早赴沈阳。
　　最后，卫立煌到底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勉强答应。临行前，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召见卫，一见面便急不可耐地对卫立煌说：我已听到张群、顾祝同反映的情况，我考虑后，认为须作五点交待：一、你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东北行营主任；接任后，如不能挽回局势，无责任；二、我有给陈诚的亲笔信，信中说明在卫立煌没有掌握必要的东北军情以前，陈诚不得离任；三、稳定东北局势后，可增加一个新的兵团，兵团军以上的人选可由卫立煌保荐；四、空军要全力支援，暂定20余架C46型大型运输机，专为东北三大据点运送给养；五、政府决无放弃东北之意，外间传闻都是谣言，等春暖后，政府积极增调三至四个军先至锦州。
　　2　月5　日，陈诚在人主东北5　个月后，悄然飞回南京。他望着飞机下烽火连天的东北大地，既负气，又辛酸，最后嘴里竟蹦出一句“东北局势这么糟，我又有多少办法？”
　　5．卫立煌固执己见，蒋介石无奈让步
　　蒋介石在与毛泽东的决战关头几易东北主将，使得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处境日益艰危，解放军在东北的主动地位日益稳固。这年年初，毛泽东打乱了蒋介石重点进攻的战略部署，蒋介石为解放军空前规模攻势所震惊，连续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确定了紧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他自我安慰说：东北和华北是两个定心丸，吃了就心安了。接着，在东北主力是否南撤的问题上，蒋介石又一次举棋不定。到了1948年春夏，国民党在东北的形势已是发发可危。
　　国民党军50万余人被东北解放军分割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几个互不连接的孤立地区内，控制东北的总面积只有3　％，并且士气低落，补给困难。长春、沈阳两座城市基本靠空投物资提供补给，情形十分严重。
　　这种险恶的形势促使当初曾声言东北势在必得的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要撤出东北大军。1948年2　月2　日这一天深夜，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写道：“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形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随后，新闻界即传出蒋介石要撤离东北的消息。结果，蒋介石的“探测气球”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东北籍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反对放弃东北，一批批“东北民众代表请愿团”也跑到南京，呼吁政府不要放弃东北。蒋介石为情势所通，只得放弃撤离东北的打算，表示国民党将以最大决心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扭转不利局势。
　　1948年4　月，蒋介石在伪“国民大会”上作施政报告时又说：今天东北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国民党政府国家力量的存在。显然，他在这里对东北问题的考虑更多地着眼于政治方面的需要，他要的是一种象征。正如后来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在解释这一点时所说的那样：“政府很难做出一项决定。从军事上说，撤退是合理的，但从政治上说，则是不行的，因为那会遭到在关内的几十万东北流亡者的反对，其中有的还在政府任要职。我记得有一次蒋委员长对我说，这正是他的困难。在政治以及军事争端的复杂局势中，总有些无法估量的因素，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更难找到简单的解决办法。”
　　不久，蒋介石在兵力部署问题上同东北国民党军主帅卫立煌发生了分歧和争论。
　　尽管蒋介石决定坚守东北，但对于东北的兵力部署仍然想采取向南收缩的方针。他的计划是：以现有兵力固守长春，将沈阳主力移至锦州，打通沈阳至锦州的交通线。这样，既可以比较容易地解决东北部队的后勤供给，又可控制辽西走廊，背靠华北，把解放军挡在关外，万一形势不利，还可以从陆上或海上从容撤退。
　　应该说，蒋介石的这一方案在保存东北实力，使东北主力部队置于一个比较机动的位置上，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卫立煌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方案，他看重的是沈阳。卫立煌是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资格高级将领，蒋氏对他既倚重，又不太放心。因此，他虽然名义上掌握东北国民党之党政军大权，但在许多情况上，并不能完全做得了主。
　　卫立煌到达东北后，吸取陈诚失败的教训，采取持重态度。他分析，依现有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进攻则力量不足，但若防守一些战略要点，力量还是有余的。所以，当务之急是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于是，上任伊始，便主张重新整军，固守东北，提出所谓“固点、联线。扩面”，“重点不重线”等作战方针，要打通沈锦联系必须补充东北兵源，使在解放军冬季攻势中受损的部队恢复元气；同时必须从华北增兵锦州，由锦州、沈阳同时对进，否则沈阳南下部队有被东北解放军层层切断，分别包围歼灭的危险。此外，卫立煌还强调，将主力集中于沈阳，足可以牵制住大量东北共军，从而解救华北的威胁。
　　1948年2　月初，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解放军向辽西、辽南发起猛烈攻势，在东北各据点防守的国民党军队阵脚大乱，各地迭电告急。蒋介石也格外焦虑，再三电令卫立煌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并打通沈锦线。但卫立煌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是围城打援，消灭国民党东北军主力，故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所以不管蒋介石的催逼和四周的风云变幻，仍然坚持自己的既定主张，把主力纷纷集中在沈阳附近，一面大力收揽人心，补充兵员和装备，一面加意整军经武，检查督促各部进行军事训练和实战演练。
　　蒋介石与卫立煌的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其间蒋多次下令卫立煌南下，卫都不肯实行，卫立煌多次派东北要员南下说服蒋介石接受其固守沈阳的计划。最后，蒋介石不得不让步，同意了卫立煌的计划。其实，无论是卫立煌，还是蒋介石，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觉，以为国民党大兵团集结，解放军无重武器，无攻坚大城市的能力，因而可以固守东北。无论重兵集结于沈阳还是集结于锦州，基本力量解放军是消灭不了的，一旦时机成熟，东北国民党军还可配合关内战场组织反攻。
　　蒋介石一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解放军的力量。
　　事实上，东北国民党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长春已久被东北解放军围困，粮食困难，每日军民需粮300　吨，只能空投110　吨，冬季燃料已完全绝望。若是一旦沈阳陷入相同情况，蒋介石所有的运输机和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么庞大军队的供给。加上，东北国民党军在东北解放军的连续打击下，将士多无斗志，已丧失了持久作战的能力。以如此饥饿衰疲之师，固守长春、沈阳，岂有不败之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卫立煌，当时都不愿正视这样的事实。
　　蒋、卫矛盾无疑加剧了东北国民党军形势恶化的速度。
　　6．长春战略：从军事硬攻到长因久围
　　1948年5　月下旬，林彪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没有采用近迫作业和坑道爆破方法，作为东北军事主帅的林彪未亲自到前线指挥，对长春敌情。地形都没有弄得很清楚，就匆忙地下令发起攻击，结果只占领大房身机场及长春外围的几个据点，歼敌5000余人，而自己亦伤亡2000余人。
　　直到这时，林彪才意识到敌人的战斗力和防御工事都比原来估计的要强大，夺取长春的条件还不成熟。5　月四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心改变硬攻长春的方针。电报说：“经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讨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长春的信心并不甚高，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因长围，待敌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以我主力转至北宁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的方针。但南下作战很可能会遇到或者完全扑空，或者遇到同样不便打的大城市，而同时长春之敌利用我军主力南下时机逃走，为避免两头失利，亦可采取主力仍留长春、沈阳间，加强整训。”
　　人民解放军在长春外围作战之际，蒋介石却看准这个机会，一面紧催卫立煌和范汉杰打通沈锦路，修复大凌河铁路桥，以便撤军之用；一面将葫芦岛的两个军及烟台的李弥兵团调往苏北徐州战场，并拆除锦州的工厂设备运往台湾。甚至还准备将东北的新1　军、新6　军和新3　军运至南京，作为战略机动预备队。东北野战军如果继续滞留于长春城外，沈阳、锦州的敌军就很可能溜掉，对全国战场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蒋介石的企图，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刚转战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毛泽东，接到此电后，首先考虑的是下一步必须为南下作准备。他于5　月31日12时指示东北野战军应充分准备大军南下所需粮食。6　月1　日7　时，毛泽东又询问林、罗、刘是否可能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
　　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说：“（一）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至少有由通辽至赤峰，由赤峰到察北绥东，由赤峰到平张线，由赤峰至冀东之几条较好的汽车路。修复通辽到义县，义县到承德的铁路线则更加重要。以上各公路铁路情况如何，望查告。必须估计到敌人集中到几个大据点，我军须旷日持久和他斗争，待其粮尽援绝，发生变化，方能最后夺取这些据点这样一种持久战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我军必须保持粮食的充分接济，方能取得胜利。而热河、冀东尤其是察北、绥东出产之粮食，不足供给大军长期需要，必须准备由东北加以充分之接济。四月间，我杨罗杨军两个纵队出至绥东，因当地无粮，不能久留，丧失良好歼敌机会，你们必须引为教训。”
　　第二封电报，毛泽东要求林彪回答下列问题：（一）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二）八天作战我军伤亡多少。（三）长春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四）是否已和第60军接触，该军战力如何。（五）部队打堡垒战术是否已由集团冲击的老办法，改变为小组攻击的新办法。（六）八天作战中是否已采用坑道爆破方法。（七）是否已实行军事民主，即遇到困难时，由连队指战员在火线上开会，反复研究攻克敌阵的方法（大家想办法）。（八）现在是否已停止攻击，或者还在继续攻击。（九）你们指挥所在何处，是否已召集纵师干部开会，详细检讨经验。最前线是否有你们的代表执行阵地指挥职务。（十）沈阳方面反应如何，有无准备增援意图。（十一）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2　万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万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7　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对于林彪他们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沉甸甸的，作出回答需要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在收到毛泽东电报10多个小时后，林、罗、刘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汇报：“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人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力对比，不到三比一之比，但即三比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战中逐屋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太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的局面。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
　　林彪还向毛泽东转去了第1　纵队和第6　纵队两位司令员李天佑、黄永胜关于打长春的意见。
　　朱德总司令在收到电报后，于6　月3　日致电毛泽东，就攻打长春提出自己的意见：“我看了李黄两纵队的电，长春还是可能打下条件的多。1。敌人正规军不到6　万，其他警察、宪兵、自卫志愿兵等2。8　万人，正规军中只有两个师比较坚强，志愿军中政治上要拚命，军事上是混杂的，比较差的，督战虽严，打混乱时即不生效。2。援军很远，我军可以打援，即围城打援时亦有利。3。敌守孤城，粮、弹、人的补充均靠飞机，不能持久。4。我军兵力优势，后方接济便利，部队技术有相当的学习，有相当攻坚经验，有相当的家务，如果现有20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30万斤，手榴弹200　万个即可打开。再准备伤亡3　万以上的人。5。攻坚即强攻，打城军不在多，两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能攻能防敌人反击即够，其余的可打增援队。它的打法是用坑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