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记录第四卷－风卷残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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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的是一个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可是又不得不收拾。于是，立志在非常时期力挽狂澜，准备做党国中兴之主的李宗仁思虑一番，确定了三大要务：第一，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其底牌是划江而治，搞它一个南北朝，这也是美国朋友最希望‘的；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第三，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上台伊始，为争取军心民心，并向共产党方面表示友好的姿态，李宗仁先签发了两个手令：命令行政院院长孙科，立即自国库提款，代总统亲赴武汉前线犒赏三军；命令参谋总长顾祝同，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采取的这两个行动，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宣传价值，这是他上台后的“亮相”。前者是为了振奋日益衰落的军心，后者是为了在国人特别是共产党面前表示和谈的诚意。当然，他也不是不知道，释放张、杨二人无疑是在老蒋的伤口上撒盐，肯定会招来溪口方面的强烈反应。可是，搞政治，讲的是大势大局上的利害关系，还是应以党国大局为重。于是，斟酌再三，李宗仁还是决定打这两张牌，力图以点带面，加强自己的地位，捞取政治资本。
　　不久，李宗仁的两个手令有了回音。
　　国民党元老、行政院长孙科，板起面孔告诉他：国库已空，无款可拨，除非开动印钞机！
　　参谋总长顾祝同向李宗仁报告说：代总统的手今已分别转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和四川重庆市长兼警备司令杨森。话虽然委婉客气，但仍是个软钉子。
　　李宗仁不甘心，马上派秘书程思远飞台湾，当面向陈诚交涉释放张学良一事。一向待人谦逊的陈诚，这回却毫不客气地对程思远说：“张学良幽居新竹，受到很好的照顾，你就转告德公，不要再坚持了。”
　　程思远无奈回到南京，把陈诚的话如实向李宗仁报告。
　　李宗仁的劳军与释放政治犯两招，没想到一招也未落实，看来老蒋是要带我们上绝路啊。李宗仁沉思良久，现在惟一可行之路，便是硬着头皮与共产党和谈。经过一番考虑，他吩咐程思远：“你起草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就说我接受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希望尽快开始和谈。电报写好后立即发出去。”
　　程思远迟疑地说：“和中共和谈，这样重大的事情，按正常程序应该先经过”
　　李宗仁挥了挥手，带着几多愤慨，说：“全免！要是和中常委、行政院商议，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是总统，就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电！”
　　李宗仁也不是庸碌之辈，他心里明白，局势错综复杂，危在旦夕，当前最紧迫的是阻止解放军的进攻，以获得宝贵的喘息时间。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允许李宗仁在谈判的条件上讨价还价，惟一的选择是接受中共的条件，开始和谈。
　　李宗仁对和谈采取的策略是：先谈起来再说，同时尽快争取美援。在李宗仁看来，美援是“惟一能使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
　　1949年1　月27日，李宗仁向毛泽东发出了呼吁和谈的电报。在这份由程思远起草的电报中，他多少带有诚意地称：“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这个电报李未与孙科商量，也未经中常会和中政会讨论，蒋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和孙科联系，要孙抵制李宗仁，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孙科惟蒋命是从，便于28、29日和内阁要员离南京到上海，并议决于2　月4　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蒋也决定将中央常务会议移往广州举行，以便进一步控制行政院。这种迁院决议，孙科连李宗仁代总统也不告诉，实在是根本不把李代总统放在眼里。
　　蒋还策动立法委员前往广州。凡赴广州的立法委员，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百元，并且给港币300　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多数立委，仍愿到南京支持李宗仁。蒋“引退”后，把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搞得四分五裂，难以工作。
　　此刻，李宗仁内心十分清楚，同意以毛泽东开列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是要换取国民党在目前困境下所追求的战略目标。而此刻，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解放军不要过江，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但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他却心中无底。因为，一是不知道毛泽东的胃口有多大，二是怀疑自己有没有力量守住长江。
　　第一个方面的情况是李宗仁最为担心的，毛泽东的态度似乎十分坚决，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当然，就这两句口号而言，它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共产党的“胃口”。此外，以毛泽东的性格、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恩怨，共产党现在人多势众，人心民意所向，人家在顺境中能与你谈什么“划江而治”吗？们心自问，三年前，共产党认真同你国民党谈停战并签定了停战协议，你国民党不是自恃人多势众，有美国人撑腰，以军事进攻作为回答吗？可是，事在人为，想把共产党阻止在长江北岸，也不是没有可能。首先，美国支持此方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竭力运作此事，并通过苏联政府方面向中共施加压力，也许这一方案会有一线希望。司徒雷登大使曾说：划江而治，搞一个国共两党“南北朝”，是他最大的政治报负。美国人的一厢情愿，构成了李宗仁全部言和活动的精神支柱。
　　在第二个方面，李宗仁似乎有几分自信。蒋的嫡系和主力虽然已经基本丧失了，可他又加紧训练了200　多万部队，加上原有的200　多万，尽管质量不行，无法进行决战，但守长江总该可以吧？加上桂系的几十万精锐，同共产党隔长江对峙个三年五载总不会太难吧！
　　李宗仁在做一个梦，不过已经不是蒋介石的大一统之梦，而是抱残守缺的“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梦。
　　致毛泽东的电报发出后，李宗仁迅速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竤等人为政府的正式和谈代表，筹划和谈事宜。他还建立秘密的私人渠道，以求可以与中共最高层直接对话。1　月底，刘仲华、黄启汉作为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秘密到达北平。在西郊颐和园，他们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了李宗仁。白崇禧两人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举行进一步的谈判。李、白的具体意见是：（一）革命占了优势，愿意到革命方面来。（二）南京政府已经无力继续打下去。（三）承认中共领导下的胜利，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这一胜利的进程。具体办法是：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其次，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实现全面和平。
　　为了表明诚意，刘仲华向叶剑英进一步说明了桂系的军事力量情况。“李、白在京沪一带国民党国防部部署的十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三个军；在侯镜如指挥的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两个军；安庆有两个半军，芜湖有一个军，另外还有第55、68两个军，两湖地区也控制有两个军。如果需要，这些部队可以配合解放军作战。”
　　此次谈话后，叶剑英迅速将刘仲华、黄启汉传递的信息电告了还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2　月1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电，明确指出：“李、白代表的谈话，反映出对国民党大有文章可做。应迅速令其告之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应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CC（国民党特务组织），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CC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
　　对于中共的建议，刘仲华面有难色地表示：“李宗仁虽为总统，但在南京既无力量，亦无胆量逮捕冈村、汤恩伯、顾祝同、郑介民等。”
　　与此同时，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桂系兵力虽有50万，但汤恩伯全面控制着京沪杭地区的防守，汤恩伯部一面掩护蒋系部队后撤，一面监视李宗仁的行动。蒋介石本人也在三个师的保护下，于奉化老家继续控制着国民党海陆空军的指挥权。因而，李宗仁在南京实际上是光杆司令。
　　几天后，刘仲华返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李高兴地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然而，对中共的建议李宗仁深感为难，他声泪俱下地对刘仲华表示：极其痛恨蒋介石消灭异己，巴不得立即与中共合作，搞垮蒋介石；但若要现在动手逮捕战犯，后果不可想象。动摇、犹豫、观望，缺乏实务，不甘心失败，以及美国人竭力支持的那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蓝图，使得这位代总统游离于共产党和蒋介石力量之间，难有作为。
　　　　　　　　　　　　　　　　　　
（4）
　　4．李宗仁发动和平攻势。叶剑英向“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反复说明：“中共方面的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
　　除了派出私人代表与中共私下交换意见之外，南京政府还利用“民间团体”发动和平攻势。
　　李宗仁上台后，南京、上海方面的部分社会名流，受李宗仁“和平谈判”主张的鼓动，先后组织了两个所谓“和平代表团”，准备赶来北平，劝说中共努力找到一种和平方式来解决国民党问题。
　　对于南京政府发动的和平攻势，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指示要因势利导，多做宣传和分化工作。因此，1　月30日，周恩来电令先期进驻北平的叶剑英，要求对南京的“和平代表团”给予认真接待。
　　2　月4　日，通过秘密谈判渠道，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同意在北平接待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但仅给该代表团成员以私人的和参观的名义，并要求代表团必须首先报告代表名单、籍贯、经历、职务等。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满足了中共方面的要求之后，于2　月6　日北上到了北平。代表团的成员有：邱致中、吴裕俊。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诰。他们均为南京“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会员。邱致中为首席代表。
　　中共代表叶剑英于2　月7　日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进行了初步接触。2　月8　日，叶剑英等人又进一步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进一步接触和长谈。在交谈过程中，吴裕俊等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核心内容是探询中共方面：既然国民党政府已经表示承认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应消极？为何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及地点？为何不考虑战争给人民给国家带来更多痛苦？要求答复。
　　很明显，这个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是南京政府借“民间”的方式向中共方面施加压力，发动和平攻势和政治攻势。
　　为此，中共代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澄清事实。经叶剑英等分别解释后，代表团成员纷纷开始认识到中共的和平诚意，一些人转而相信和平的真正障碍仍在南京，并且对李宗仁在南京并未能采取具体区别于蒋介石的政治措施表示不满。叶剑英反复说明：“中共方面的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只要桂系今后的行动确实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立场上，并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的目的，中共方面不会予以拒绝。”
　　2　月11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临行前，代表团发表了声明，表示：代表团此行已向中共转达了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并获知，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中共准备与之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这个声明事先征得了中共方面的同意。
　　三天后，即2　月14日，又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也从上海飞到了北平，成员有：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4　人。叶剑英、徐冰到机场迎接，下榻六国饭店。
　　该代表团是李宗仁想方设法派出的，目的是试探中共。临行前，李宗仁又嘱咐黄启汉，希望能及时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该代表团开始由桂系政客甘介侯具体筹划组织，他本人也打算以李宗仁的私人代表身份随团前来参加谈判。但代表团最终成员中没有甘介侯，这事出有因。原来，甘介侯自恃有李宗仁支持，临行前竟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谈话，公开扬言：“代表团此行惟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甘介侯如此出言不逊，破坏了气氛，致使中共方面极为不满，公开指斥其为狂妄，取消了他前往北平的资格。
　　与前一个“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相比，这后一个所谓“上海和平代表团”人数虽不多，但具有更特殊的背景和影响。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均为社会名流和国民党上层人士，资历很深。颜惠庆，著名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大使，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73岁。章士创，著名律师兼教育家，历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68岁。江庸，当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历届国民参政员，72岁。邵力子，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中宣部长等职，68岁。
　　中共中央分析了“上海和平代表团”的情况，作出了精心安排。就在该代表团到达北平的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北平市长叶剑英，告知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均应接见代表团。谈话则主要由叶剑英进行，并且指出：“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
　　2　月15日，叶剑英、徐冰分别以北平市正副市长的名义拜会了黄启汉和四位代表。晚上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并同时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