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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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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说:“总统先生,我知道,在您做出入侵决定时我在哪里。我就在那间屋子里,除了一个人以外,你的全部顾问——包括我——都建议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电视上说明这个事实。”
约翰·F·肯尼迪听完了我的话语,“鲍勃,”他说,“我非常感激你愿为此事承担责任。但是,我是总统,我完全可以不接受你们的建议,然而,我却这样做了。责任完全在于我,并且,我也无意向你,或艾森豪威尔,或其他任何人追究责任。”
我从心底里欣赏他的大度,这次事件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我下定决心再不会让他失望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洞察秋毫,于伊始之际即至关重要,认不清萌芽时期的隐患,就无法应付成熟之后的灾祸。
—— 蒙田:《品文集》。
事物最初的出现总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与越南所结的不解之缘最初也是这样。约翰 ·F·肯尼迪接任总统之际,一场日渐蔓延、异常复杂的东南亚危机正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却对其所知甚少,缺乏应付事态的基本经验和起码的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终于意识到,这些问题已成为南越吴庭艳摇摇欲坠政权的心腹之患,其错综复杂之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想。我们只能进一步理清这些问题,以寻求应付之良策。
贯穿整个约翰·F·肯尼迪执政的时期里,我们遵循着两个基本前提来进行工作,而事实最终也证明,这两点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台和共产主义者的胜利将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威胁。另外一个前提则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而美国则应该将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训练和后勤供应上。依据后者,在一九六三年,我们实际上已开始部署分阶段地撤离美军。这一行动遭到了某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将极有可能导致南越甚至整个亚洲的丧失。
一九六一年,我对东南亚的看法与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人的主张略有不同,他们也亲身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洗礼,也从报纸上获得了外交事务的信息,但是,他们对于地缘政治和亚洲的事务则所知甚少。我们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去战胜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而战后却只能目睹苏联在东欧的大肆扩张。因此,我接受了乔治·F·凯南的观点,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他著名的《外交事务》第十款中,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须在美国的率领下,采取一种遏制政策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扩张。在考虑国家防务和西方军事力量部署的决策上,我将此观点视为基本的准则。
与大部分美国人相同,我将共产主义视为一个整体。我认为苏联和中国正在携手合作,试图扩展他们的统治。当然,事后来看,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他们就不再有联合的战略了,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然而,他们的分裂从酝酿到暴露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共产主义似乎仍处于一种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中。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控制了中国,并且与北朝鲜一起,并肩与西方进行了战斗;尼基塔·赫鲁晓夫也发出预言,共产主义者将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在第三世界赢得胜利,并且向西方宣告,“我们将埋葬你们。”一九五七年,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显示了其在空间技术的领先地位时,他的恫吓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次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又将他的攻击点移到了西柏林问题上。现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已将古巴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在我们半球的桥头堡。我们已经开始体会到四面受敌的滋味,这种恐惧奠定了我们对越南的介入的思想基基础。
与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者的危险是无法遏制的。它的确是一种威胁,但并非不能应付,我赞同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观点,他发出号召,要求美国和西方国家承担起进行长期斗争的重任。“每一个国家这都应知道,”他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无论它对我们抱有善意还是恶意,我们都将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和艰难困苦,支持朋友反对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实现。”
我对印度支那特别是越南的近期历史是有所了解的。我知道,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党人胡志明就已开始从事解放祖国的活动。我也知道,日本于二战时期占领了这个国家,日本投降后,胡志明宣布了越南的独立,但是,美国却又默认了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地区,这主要是担心,一旦法美关系出现裂痕,将给抑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带来困难。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法国对胡志明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我们提供的援助,而胡志明的支持者则是那些中国人。此外,我也深知,在美国的眼里,印度支那正是我们遏制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座冷战中至关重要的堡垒。
五十年代期间,显而易见,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运动与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 ' 译者注:马来亚是马来西亚西部的地区,一九六三年成为马来西亚的组成部分 ' 和菲律宾的游击队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并没有将这些活动视为民族运动——就像以后他们表现的主流那样——而是将它们视为共产党人为在亚洲建立自己统治而进行的统一行动。正是按照这一逻辑,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将胡志明称为“印度支那国家民族独立中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还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尽管,它明显并不情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派遣到这一地区,但有关共产党人在该地区造成威胁的警告则不绝于耳。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的,”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他接着说道,“这种损失将极有可能给自由世界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这一年,我们从法国人手中接过了责任,承担了保护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线以南部分的义务。我们也开始就东南亚条约进行磋商,有条件地承诺了对印度支那的保护。并且,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们将七十多亿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最后,我还意识到,在担任参议员之时,约翰·F·肯尼迪就对艾森豪威尔关于东南亚的观点作出过积极的反响。“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基石,”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道,“它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绝不能抛弃它,我们不能无视它的需要。”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两方面事态的发展强化了我考虑越南问题的思路:古巴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和苏联在柏林进行的新挑衅。两者似乎都标志着共产党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按照这一思路来考虑问题,在越南加强美国的势力就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因为,越南的丧失以及其后的多米诺现象,极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整个东南亚。
然而,我对东亚问题仍然所知甚少。我从未去过印度支那半岛,也不懂得那里的历史、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就不同的程度而言,许多人在这方面与我完全相同,这包括约翰·F·肯尼迪总统、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泰勒,以及许多其他人。当面临越南问题时,我们这些决策者竟然发现,那是一块鲜为人知的土地。
更为糟糕的是,我们的政府也缺乏专家来提供咨询,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无知。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机出现之时,以及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F·肯尼迪总统都能求助于卢埃林·汤普森、查尔斯·波伦和乔治·F·凯南等高层人士,他们对苏联有极深的了解。然而,无论在五角大楼还是在国务院,高层官员中却无人对东南亚有像样的了解。据我所知,五角大楼中仅有一名军官,参与过那一地区镇压暴乱的行动 ——中校爱德华·兰斯代尔,他曾担任过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和南越吴庭艳的顾问。但是,爱德华·兰斯代尔的职位相对较低,在地缘政治学的知识方面也所知甚少。
这一差距极有讽刺的味道,因为它的出现与五十年代泛滥的麦卡锡主义有直接的关系,国务院中第一流的东亚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瑟维斯、以及约翰·卡特·文森特——均在那场歇斯底里式的热潮中遭到了清洗。由于缺乏这类人物所提供的真知灼见和犀利的洞察,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
在对待中国和越南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对待南斯拉夫——一个摆脱了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国家——那样来考虑问题呢?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铁托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他与斯大林早已公开地进行争论。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而古巴又于近期倒向了苏联,这似乎极其明显地表明,独立的第三世界正在将他们的运动并入共产主义者的轨道上。因此,我们没有将胡志明与马歇尔·铁托等同起来,而是将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归为一类了。
就像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任一样,肯尼迪政府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些并不牢靠的判断,事后,我们也未对这些假设做批判性的分析。显然,在我们决策的基础中,就存在着致命的失误。
其它方面也有许多失误,我将指出这些错误并进行分析,以为日后提供有益的借鉴。有关越南问题的著述已是浩如烟海,对这一战争的描写也已极为详尽,我无意再重复他人的论述,而是想将观察的视点集中在十一个关键事件或决策上,以便讨论它们与决策内容和程序上的联系: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会面。
·一九六一年晚些时候,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决定。根据该决定,一万六千名美国军事顾问被陆续派往南越,以帮助其进行训练,与北越保持抗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宣布,他期望训练的使命将于一九六五年完成,并且,他将在九十天内(即截止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始撤离美国的培训人员。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军事政变发生,吴庭艳总统在政变中丧生。
·林登·B·约翰逊接任总统后的前十二个月里,南越政局处于动荡之中,以及美国政府对事态的反应。
·一九六四年八月东京湾事件期间,总统做出的反应,以及随后国会的决定。
·一九六五年一月下旬,我和麦乔治·邦迪提交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一份备忘录,这标志着事态的重大转折。在随后的几周里,美军开始了空袭北越的行动。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即,到年底之前,十七万五千名美军将士将被派往南越。此时,我们也意识到,以后还会需要更多的部队。
·一九六五年后期至一九六七年,在认定军事手段无能为力之后,我们反复努力,试图以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们决定,年底之前将向越南增派二十万部队,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战争绝无迅速结束的可能。
·一九六七年的一场尖锐的辩论,其议题涉及战争的指导和日后美军力量的加强——这场辩论最终导致了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我的离任。
有些断言认为,在与越南有关的整个时期里,包括我在内的军界和政界的领导人物,不断对事件做出了错误的分析,这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和公众的看法。随着我对事情的述说,我将对这些断言发表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之间那次短暂的会晤,它涉及了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时间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即艾森豪威尔任职的最后一天。他与他最亲密的助手们——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国防部长托马斯· 盖茨、财政部长罗伯特·安迪生、参谋副官威尔顿·珀森斯上将——会见了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以及即将就任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交接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我,共同商议我们将面临的问题以及国家中的头等大事。
那天下午,我们的谈话涉及了众多的问题,但重点仍然是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我素来对仅凭记忆来记录事情的细节没有把握,事后不久,我和几位当事人都写下了备忘录,以备回忆。这些备忘录和一些以后写成的回忆录表明,当事人对艾森豪威尔所持的观点有不同的见解,他曾在这次会见中向约翰·F·肯尼迪通报了有关对东南亚军事介入的情况。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艾森豪威尔注意的焦点实际在于老挝,而非越南。老挝共产党组织巴特寮已大大加强了对美国所支持的富米·诺萨万军队的进攻,以便控制整个国家。克拉克·克利福德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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