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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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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太祖皇帝说过有敢言立相者杀无赦,那么主考官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冒着杀头的风险取你为进士?所以说,即便当今皇上能接受你的观点,但问题是他多半见不到这道策论。”
景秀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如此说来,想要预防宦官为祸竟是不可能了?”
朱棣自信地一笑。
“也不尽然。”
景秀连忙热切地问道:“兄台有何妙策?”
朱棣看着空出来的棋盘,笑道:“这样吧,我们来下盘棋,若是你赢了,我便告诉你。”
听完朱棣的提议,景秀略微有些奇怪,但旋即连忙点头同意。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中)
朱棣本意是但求一败,因此虽然输了,却也很高兴地兑现了承诺。
“说来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设置一个能够制止太监为祸的制度便可以了。”
景秀听了却大失所望。
“制止?如兄台所言,若是后世出了位怠政的皇帝,批红权完全归秉笔太监,那时根本就拿权宦没任何办法。毕竟皇帝若是怠政,那么状告权宦便只能通过奏折,而那时奏折又由权宦把持,只要不将状告自己的奏折交给皇帝,权宦便可安然无忧。退一步说,即便皇帝听说了权宦违法之事,但并不相信,又或者是并不理会,那又能怎么办?”
“太祖皇帝在宫门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有太祖皇帝亲笔所写的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干政后如何处理却未曾说明。”
说到这里,朱棣不由叹息:后来这块铁碑竟然被身为内臣的王振给拆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到了极点!明英宗不知是否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脸去见明太祖?
“如此一来,这座铁碑对太监的威慑力便大减。因此,你可进言当今皇上再立一碑:谨奉太祖皇帝遗训,内臣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
景秀忍不住打断朱棣的话。
“这只是比前一块碑更详细些,好象没什么实质变化吧?”
“我还没说完呢在两碑之间修一个死谏台,规定言官在死谏台上以性命为代价指控某宦官,则皇上应不问缘由杀此太监为其殉葬。即便皇上因为喜欢某个宦官而对之特赦,至少也要将之发配海外,三年之内该宦官若踏上大明本土,国人皆可杀之。”
朱棣将扼制权宦的成本定得那么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宦官的社会地位低下,绝不可能被文官集团所接受,因此是用来制约文官集团最好的工具。如果将消灭权宦的成本定得太低,那么宦官便不可能起到制约文官集团的作用——若性命都随时不保,宦官又怎么敢大声对文官说话?
这种以命换命的策略确实很不人道,但宦官为祸时对正直官员迫害极为残酷,在那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一命换一命,那些深受权宦迫害的正直官员恐怕做梦都会笑醒。东厂是直接受皇帝指挥的特务机关,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的侦察之中。由于掌权太监又往往兼任东厂提督之职,因此很方便从肉体上消灭政敌。许多正直官员即便不顾性命想告倒权宦,其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若是死谏台正常发挥作用,那么权宦自然不敢做得太过分——从东林党与阉党的惨烈斗争可以看出,明朝并不缺乏不畏生死的正直官员。
而之所以要留下特赦这条退路,一方面是从人情世故考虑。比如王振把持朝政时若有言官死谏,英宗舍得杀死被他尊称为先生的王振为该言官殉葬吗?退一步,将王振赶出中央留待日后相见,也算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留下特赦这条退路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郑和的缘故。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丢失?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由此可见,不少保守的官员对郑和下西洋非常反感。若是出现一个偏拗狂为了让国家节省开支而以性命抵制郑和下西洋,朱棣的殖民计划就会遭受挫折。然而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后,朱棣便不必再为此担心了。若有官员死谏郑和,那么朱棣便特赦郑和——反正郑和发挥自身价值的场所在海上。
景秀思索半晌,然后大赞。
“此计甚妙。既然本朝重用宦官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若当真实行此策,宦官纵然获得重用,也不敢为非太甚!”
见景秀得到的好处不小,钱成也赶紧拿着他的策论凑了过来。
“这是我的策论,麻烦毕兄帮我看一看。”
朱棣也不推让,拿过钱成的策论仔细阅读。
钱成所写的策论名为《论如何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其解决的办法一共有四策,分别是“直捣巢穴”、“屠杀立威”、“以夷制夷”以及“雕剿”。
所谓“直捣巢穴”就是动用具有压倒性优势规模的军队,发动正面的进攻,军事目标则直指游牧民族抵抗势力的首领。这种军事行动为期并不长,但声势浩大,恰似夏日的急风暴雨,鼓荡着骇人的威力,极具破坏力。因为举凡首领所居之地,多为该民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无论军事攻击是否能够达成目的,所造成的兵燹之灾都会对该地区产生极大的破坏,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过来。
所谓“屠杀立威”就是针对那些胆敢骚扰中原的部落,按照成吉思汗征服草原时所采用的方法,攻破一个敌对部落后,凡是高于车轮的男性全部杀死,女性和小孩全部掠过战利品。钱成认为,既然铁木真用这种方法能够使游牧民族老老实实地匍匐在他脚下,想来明朝采用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会差。
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是以金钱、官爵等为诱饵,诱使更多恭顺的游牧部落加入中央政府一方,或使用政治欺骗手段,形成拉一个打一个的局面。
所谓“雕剿”就是指事先获得确凿的情报,然后间道行军,以奇兵出其不意地达到消灭反抗势力首领的目的。按朱棣的理解,“雕剿”其实也就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
读完钱成的策论后,朱棣道:“虽说都是些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其实多半也是经国大道。只不过,若策论里再添点东西”
钱成咧嘴一笑。“我知道,下棋赢了就告诉我嘛。”
朱棣又输了。输了就得认帐。
朱棣对钱成说道:“封狼居胥是历代名将的最高追求。然而你认为,‘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是否就是霍去病的功劳?”
钱成想了想,一本正经地答道:“若无汉武帝慧眼识珠,则无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举族西迁,功劳最大的还是汉武帝。”
“你的答案也不算错。但是能够将匈奴驱逐,武力方面的因素却不是主要的。”
不仅钱成瞪大了眼睛,一旁的景秀和周忱也是满脸的质疑神情。
“秦时蒙恬重创过匈奴人,将匈奴人打得向北逃窜了六七百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南下牧马。大约是心有余悸的缘故吧,楚汉相争时中原大乱,然而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连趁火打劫都不敢。唐时李靖也曾重创过突厥人,军锋直指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同样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
“若汉朝仅仅只是依靠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即便能够一次又一次击败匈奴,但匈奴毕竟是游牧民族,即便遭受重创也难以消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生养息之后,便可以卷土重来。真正迫使匈奴举族西迁的原因在于:汉朝强大以后,给东胡的乌恒、鲜卑提供武器、钱财,雇用他们打匈奴。东胡人以割掉匈奴人的耳朵为凭证向汉朝邀功请赏。有些东胡部落,比如说鲜卑,干脆就不放牧了,转而依靠屠杀匈奴部落的牧民为生——有着这种依靠屠杀本族牧民为生的恶邻,谁受得了?”
“以步兵为主的农耕民族可以打败游牧民族,但是却很难打出歼灭战,因为在短距离内人腿跑不过马腿。而且,当农耕政权派遗以步兵为主的大军深入草原进行清剿时,尽管农耕政权会为此消耗极为惊人的资源,但如果游牧民族不接战,农耕政权却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相应的战果。可以说,若不是因为东胡充当了汉朝的雇佣军,匈奴也不至于支持不住进而被迫全族西逃。”
钱成仍然不服气。“不就是以夷治夷嘛,我在策论里也说过。再说,这同样是武力方面的因素。”
朱棣摇摇头。“若汉朝武力不强大,之前未能重创匈奴,给东胡再多的钱他们也未必敢招惹草原上的霸主。但是若不是以大量钱财布帛为代价去雇佣,东胡同样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屠杀匈奴牧民。说起来,武力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总而言之,迫使匈奴西逃,经济方面的因素却重要些。刚才我就曾说过,秦朝和唐朝都曾重创过游牧民族,但怎么不见受重创的游牧民族西逃?”
“因此,你可在策论中增加一个论点:朝廷对已归顺的游牧民族区域设立了马市,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资一直以来都是受严格控制的。然而为了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问题,可对茶马贸易进行适当的改革。”
“以广宁马市为例,此马市主要面向归顺于大明的朵颜三卫。可令朵颜三卫以鞑靼、瓦刺或者其他不服王化的蛮夷为目标,然后凭人头向马市换取各类票据和大明宝钞。所谓票据,和盐引、茶引相类似。有票据,则可购买相应物资,无票据,即便有钱也不可购买此物资。为了激励朵颜三卫对袭击鞑靼和瓦刺产生充分的兴趣,可适当放松对马市的限制,除茶叶、粮食、陶器、丝绸布帛、珠宝玉石等物资外,还可交易原本严格限制的铁器、铜器甚至直接是兵器——只要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票据。”
“待归顺于大明的游牧民族逐渐演变为专职或者兼职的割头族之后,那么残元势力就只剩下三个选择:要么提心吊胆地活着,每天醒来都庆幸脑袋还在;要么学匈奴一样,举族西迁;要么,就向大明彻底投诚,然后将利刃指向尚未归顺的部落。”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下)
听到这里,景秀问道:“毕兄,我有一个疑问。汉朝时虽然将匈奴打得举族西迁,但是北方草原上又兴起了其他的游牧民族取而代之。其中鲜卑是驱赶匈奴西迁最大的功臣,然而百年之后,此獠却成为了五胡乱华的主力之一。此作何解?”
朱棣沉默片刻,缓缓说道:“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很多方面。”
“首先,打铁还需自身硬。说一千道一万,若国家军队太过无能,那么自然无法阻止北方蛮族侵略中原。因此,无论对北方游牧民族使用何种策略,保证自身军队的强大却是最根本的前提。”
“游牧民族之所以要侵扰中原,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这种利益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生存的需求,第二类则是为了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
“草原上经常会遭受黑灾、白灾。所谓黑灾,是指冬天不下雪或下雪太少,这时因为土壤裸露呈黑色,所以称之为黑灾。冬天下雪太少,来年草原上就会水草不茂,导致大批牲畜饿死。所谓的白灾是指雪灾,这时因为气候于过寒冷会冻死大量牲畜。两种情况均会导致牧民在来年缺乏必要的食物。为了生存,牧民们就会聚集起来南下掠夺。”
“朵颜三卫等部落既然已经归顺大明,从普通牧民所必需的茶、盐、布、罐等商品到贵族们所热衷的珠宝、丝绸等奢侈品,均可以通过互市获得。若是遭遇黑灾白灾,朝廷还可以对之进行赈灾。因此,如朵颜三卫之类已经归顺朝廷的游牧部落,也就没了侵扰中原的动机。”
“此外,游牧民族是否处在一个统一的政权领导之下,会决定中原受游牧民族侵扰的程度。若是游牧民族被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所统治,那么游牧民族南下时就有可能倾尽全力,这时中原政府想要抵挡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若是游牧民族各自为政,那么他们哪怕是遭受了黑灾白灾,也有可能去抢夺其他部落的牲畜而不是入侵中原。退一步说,即便某些受灾部落选择抢掠中原,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战士倾巢而出——因为,他们还必须防备来自草原上其他部落抢劫他们的老巢。”
“如今大明推行有邑贵族制度,那些归顺大明的部落也就不大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名义上,附庸需要接受领主的领导,但附庸却拥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权。另一方面,男爵以上的爵位必须得到大明帝国发放的认证书方正式生效,再加上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这也就意味着大明能够对草原上大小部落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了。”
“以加强自身军力为基本前提,以互市满足游牧民族的物质需求为底线,以有邑贵族制度加强对游牧民族的管理力度为手段,三管齐下之后,应该可以保证鲜卑族的先例不会重演。”
钱成沉思半晌,然后躬身向朱棣行了一个大礼。
“受教了。”
朱棣长期受人三跪九叩。对于钱成地大礼自然是坦然受之。
周忱见景秀和钱成都得了莫大地好处。早已是心痒难耐。
“毕兄。你也看看我地策论。”
既然已经看过景秀和钱成地策论了。朱棣自然不好厚此薄彼。于是接过周忱地策论阅读。
周忱地策论题目为《论如何实现华夷一家》。其论点主要有五条:
一、在语言、文字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日常使用官话。学习汉字。
朱棣点点头。这一点他早就考虑到了。说官话的地区人头税主税只收取一个铜钱,不正是为了引导全国人民都说同样的话吗?另外,朱棣还准备规定一条制度:进士授官之前,必须通过官话考试。官话考试总归比会试要容易得多吧?文人既然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寒窗苦读,有着这份毅力,显然不会畏惧这为官前的最后一道考试。
二、在姓氏方面,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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