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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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元61年）冬十月，梁松因写匿名信攻讦朝廷而被捕，死于狱中。而在梁统死后的十七年（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马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章帝追封马援为忠成侯。
　　马家的失而复得的荣耀与梁家的得不知足导致的耻辱形成了显明的对比。整个案例只告诉人们一句话：“少说话没坏处！”引伸之意：凡居于一家之长者，一定要约束好家人，谨防言论招灾。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饱读历史的高级官吏，他更从中揣摩透了马援家信的精要，于是更大力地开发起家书系列来。马援写了一封，他曾国藩要一封接一封地写，以致后人可编纂成集。
　　其实，早在曾国藩的杰出表演之前，就有人把“少说话甚至不说话”总结成反义定律，叫“祸从口出”。西晋的大学问家傅立在《口铭》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该说法被引入北宋的《太平御览》。傅立的这个总结的源文献也来自儒家经典即《易经》。《易经》的＜颐＞卦总说辞的“《象》曰”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意思是说：当山下响起雷声时，就表示养育万物的季节开始了，故卦以颐命名。君子应该学习这种精神，首先从慎言语、节饮食做起。
　　慎言语或者防止祸从口出，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避免一种可怕的责任即一言丧邦的后果；在个人层面，它成为纯粹的技术性规避措施，进而发展成自虐狂式的自我钳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语录体箴言的发展。语录体箴言源于宋、盛于明清，至民国初而不绝。
　　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主张传播为人处世的道理要从儿童开始，亦即“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用四言、六言等字数不一的韵语写成《小儿语》，告诫教子们要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在讲究言论表达的技术方面，特别提倡：“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的投机性原则，也更强调地重复了以言致祸的自《易经》以来的信条－－“当面破人，惹祸最大。”云云。吕得胜的儿子吕坤以语录体的《呻吟语》闻名于世，他继承父志所作《续小儿语》也颇有影响。他坚决反对儿童形成以言论担社会责任的自觉，称为“世情休说透了，世事休说够了”。为了让孩子做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强调“说好话”即不能乱说话。其言有曰：“说好话，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又云：“君子口里没乱道，不是人伦是世教。”等等
　　明代《小窗幽记》（陈继儒）、《菜根谭》（洪应明）、清代《围炉夜话》（王永彬）是士大士们或崇尚他们生活模式的小知识分子们热心推崇的三部代表作，可称为处世奇书或修身养性必读书。三本“奇书”中以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最有代表性，而且作者也始为才子、历经官场，终弃绝官念、以著述为主。《小窗幽记》计194条语录，粗略统计，有6条劝人少说话的，如“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第36）、“喜传语者，不可与语；好议事者，不可图事”（第113），等。《菜根谭》此比例为360比5，较前者比率低，概因其无官场经历之故，但其论如“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第32）、“口乃心之门，守口不密，泄尽真机；意乃心之足，防意不严，走尽邪蹊。”（第220）等，也表现出了严重的抑郁症或轻微的精神分裂状态。《围炉夜话》作者王永彬，亦无官场经历，但所处时代却是清朝内忧外患之时，其著作184条语录中，反言论者为4，高于洪应明、低于陈继儒，他仍坚称“一言足以召大祸”（第48）云云。
　　站在马援肩膀上的曾国藩
　　从马援到曾国藩一千八百年间，凡想成大事且终究成大事的体制内高官必须把慎言当成一个必要条件，否则不仅成不了事还会危及身家性命。于是乎，在以官为本位制的社会里，要想经过读书而做官就必先学会了怎么说话。从而，成了事的高官的言行准则便成了崇拜对象。曾国藩自蒋介石时代以来就被推崇，也是自然之事。与马援相比，他的大环境更艰难。马援为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王朝效力，既便有些闪失，也终能周全；而曾国藩是为一个处于衰败期的王朝服务，尚使发生闪失，那他（及其家族）或许永远没自辩的机会了！因此，他必须如履薄冰地行事，绝对不敢有马援不答梁松之礼的举措。曾的谨慎几乎是处于抑郁症状态，无须自白处也得自白，于是，有了他成批的家书。
　　咸丰八年（1158年）正是湘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过去的两年中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昌、汉阳，合围了九江，且即将攻克。此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趾高气扬，曾国藩在三月内连续两次给九弟写信，力说长傲、多言为“凶德致败”之二端，他于三月初六的信中写道（今译）：
　　自古以来，因不好的品德招致败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长傲，一是多言。尧帝的儿子丹朱有狂傲与好争论的毛病，此两项归为多言失德。历代名公高官，败家丢命，也多因这两条。我一生比较固执，很高傲，虽不是很多言，但笔下语言也有好争论的倾向。……沅弟你处世恭谨，还算稳妥。但温弟却喜谈笑讥讽……听说他在县城时曾随意嘲讽事物，有怪别人办事不利的意思，应迅速改变过来。
　　曾国藩生怕曾国荃忘了此二戒，在三月十三日的信中又提到力戒长傲、多言。在不了解他性格的人看来，他似有唠叨之嫌，不了解衰败王朝大环境的人也会讥议他虑事太细。然而，这抑郁症般的表达，确实是一种自保的技术性措施。
　　到了清末民初（直至1949年），这种自虐性钳制又演化成了技术性表达意向。总结此前语录箴言的一本选萃格言集叫《增广贤文》。该书风行全国，以至有“读了《增广》会说话”的美誉。
　　该书提供的种种生活准则中，很重的一条仍是“慎言语”原则，如“群居防口，独坐防心”－－提醒人们不要在公众场合发言，即便发言也要措词谨慎；对公众议论的评价作用也持否定态度，称之为“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又如“静坐常思已过，闲谈莫论人非。”之不关心外界的原则。
　　这些经典性教训终于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原子化生存状态，貌似统一且强大的政府也再也不具备有效的动员机制。所以，整个民族的历史上也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景观：人数很少的小国可以投入较少的兵力，进攻一个所谓的泱泱大国，并且能够取得实效。
　　历观中国近代之败，非败于技术实力，而败于言禁。言禁则人各自保，人各自保则无公义之心，无公义之心则外人入室如入空谷。
　　曾国藩不仅要从马援那里学习成功的例，也要举尧之子丹朱长傲、多言失败的远古例子。在他的分析意义当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个人沉浮与言论的关系始终是政治经验的重要来源。
　　在此意义上，曾国藩也变成了政治符号或复数化的群体，这个群体注重分析以往个案，以防止自己重蹈覆辙。
　　北宋时期，早于庆历年间就开始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政争与学术搅在一起，中经元丰，而后又及南宋初的绍兴，历时近百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因为案主是苏轼，故案例要有名；过了七年，又发生了蔡确的车盖亭诗案。
　　按粗线条的道德史观来说，苏轼是好人即“正面人物”，蔡确是坏人即“反面人物”，但何以两方面的人物都会因言获罪呢？可见，中国古代言论史上的言论本身既无绝对道德标准可言，查禁或（一时）开放言论的行为更无道德性可言。言论，不过政治斗争的工具，与人类共同良知这样的统一道德没有关系。因此，凡欲成事必时刻提防被人抓住言论的“小辩子”。
　　苏轼当时不怕，以“口业不停诗有债”自嘲，最后毕竟被排挤到边缘。既便是在苏轼生活的年代，早已有了“曾国藩”存在，他们接受历史教训，慎言谨行。作为苏轼的好友文同（即苏轼的表兄弟文与可，诗人兼书法家和画家，以画竹著称）就在苏轼早年出任杭州通判时写诗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晚年苏轼再次被贬也是第三次出任杭州时为讽刺王安石故）时，友人郭功甫又寄诗劝他：“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
　　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台无需历史定论，当时的人都知道是一场政治斗争的借口。他的诗作确有对新政不理解之处，比如对青苗法的批评一首《山村》说：“杖藜衷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大意说：百姓得了青苗钱，立即在城中过度消费。但是，许多诗做并无议政之义，如《秋日牡丹》纯属闲吟：“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也被牵强其中。苏轼被从湖州任上逮捕回京，无可奈何之下承认：化工比执政，闲花比小民，讽刺执政者犹民，云云。
　　苏轼被捕后，羁押在御史台，御史台古有乌台之称，此案故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牵涉到一批主要反对宋神宗与王安石改革的政治人物，共计二十二人，其中包括苏辙（轼弟）、司马光、刘挚（日后为朔党领导人）。
　　站在马援肩膀上的曾国藩
　　蔡确的车盖亭诗案比之苏轼的乌台诗案更加荒唐，几无政治争论可引，而纯属个人发泄不满，抓了蔡的“小辩子”。
　　宗神宗病重期间，蔡确曾揣摩高太后的意思，想搞兄终弟及那一套；更兼太子赵煦年幼，也有实行的可能性。结果，蔡的投机失败了，高太后采取自己听政的办法掌控实权即立了赵煦，并进用司马光、吕公著一批旧臣，施行“元祐更化”，废除了神宗时代的许多法令。蔡为了抵消自己想搞“兄终弟及”模式的负面影响，与邢恕等人散布言论称蔡在策立哲宗即赵煦的定策中有功。
　　这种造势实在是自己过敏，假想别人要整他。（其实，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治家都这样的过敏症，而自北宋以来更为强烈）。过敏与假想促使他更进一步地采取行动，开始编造谣言，说高太后又废黜哲宗的意思。高太后闻言十分恼怒，但又碍新政才施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打击，把蔡贬出朝廷，以观文殿学士的头衔知陈州。最后拿掉学士头衔。
　　从相位跌到地方官，并且其间弟弟也被揭发出了贪污案件，自己的学士头衔也被拿掉，改知安州。心情可想而知。
　　苦闷中，他游览安州（今湖北安陆县）的车盖亭，湖光山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政治过敏症也消失了多半，一气写十首绝句。第二首写道：“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觉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第六首写道：“风摇熟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得。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诗写的风格与意境绝非一般。
　　旧日的一位私交、今日的公事仇人吴处原抓住了机会，上奏朝廷。指出：第二首之笑不怀好意，“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第六首是讽刺朝廷启用新人，他在这里自吹老资格。一口气下来，还说第八首诬蔑当今太后，比以武则天；第十首是心怀不满，认为朝廷对他处置不公，云云。
　　朝廷里有人供题发挥，一下子开出七十多人的名单，称为“元丰党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索，重演了乌台诗案的悲剧。
　　吴处原何许人也？
　　此人早年求教过蔡确，让蔡教他作赋。后来，蔡贵至相位，吴要求蔡提拔自己，没想到蔡拒绝了他。于是，私交变成了仇人。蔡知安州时又在政务上摆老资格，把一批本该发给汉阳的徒卒（劳改犯人）扣下不发，而此时吴的职务是知汉阳军（以军划行政区的行政首长）。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吴上奏朝廷。
　　他只想打击蔡一个人，万没想到由此引发了一场高层政治地震
　　出尔反尔是至高无上的特权
　　想法不让人说话即堵嘴的威慑，已经成为中国历代治术的一大奇观。但是，统治者或权力阶层并不总那么自信，有时要下诏（令）求直言，乃至于皇帝本人下罪已诏即自我批评的公开信。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危急情况下才这么做；既便不太危急（如外敌入侵、内政出错）状态，也是遇上非常难以处理的事务（如废立储君、解决连年缺粮）等问题。纵观历史，这种操作的收效并不大，倒是出尔反尔的情况很多。出尔反尔不是导致情况往更坏的方向发展，就是导致了受言者与建言者的信任程度下降。
　　北宋末年，民间有一句“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的谑话，讽刺末代帝王在言论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表现。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也是宋徽宗赵佶统治的最后一年，金国的军事攻势一再加强。曾以征辽立了大功而封为广阳郡王的宦官童贯，从太原城一路狂奔，跑到京城。他原本是代表朝廷接收金国给宋朝的割地的，没想到那是一圈套，不但没收到土地，反而受到威胁。金国军事长官粘没喝反而要求以黄河为界划分两国实际边境。没等童贯上报情况，金兵就开始了进攻，先后攻取了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并包围太原城。
　　金国人的另一翼攻势也令北宋心惊胆颤，斡离不攻入檀州（治所在今北京密云县）、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县），北宋守将郭药师献燕山府降金。
　　朝廷上下，一片惊慌。
　　在此之前，名将宇文虚中致信朝廷，批评主帅人选不合格，导致了自取其辱的后果。奏章被权臣扣押。赵佶也知道有这么一道奏章，也懒得过问。等到大难临头，他才假惺惺地和宇文虚中说：“王黼不采用你的建议，才导致今日，你看该怎么办？”宇文虚中假戏真演，逼赵佶下了一道罪已诏，并声明广征天下的直言。
　　“城门闭，言路开”的肥皂剧第一次上演了。但赵佶也有点不愿当这个多事之秋的皇帝了，让位给了儿子赵桓，是为钦宗。倒霉的钦宗上台后，遇见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么处理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