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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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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重复诸葛亮大话政治的人，在诸葛亮之后当以北宋名相范仲淹为最。他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他成为永久的历史“正面形像”之一。
殊不知，范氏为自己的集团利益多有回护，引发了超越政治分歧进而成为人格攻讦的无聊争斗。从此以后，无论是王安石变法之败还是南宋的秦岳之争都带上了明显的个人报复性质。从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争斗再无东汉的风节而成为一场场个人恩怨的报复与反报复。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405年，春正月），进奏院举行祭神活动，苏舜钦等人把祭神活动剩下的废纸变卖了，收入的钱用于吃喝。这种吃喝，包括在酒席上招乐妓（相当与现在的泡小姐）。卖废纸凑酒钱已经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卖得钱多时可以吃喝好几天。苏舜钦这次就如此。
范仲淹的政治对手王拱宸（御史中丞）抓住这个细节开始对他进行反攻，向皇帝报告苏舜钦等人用公款大吃大喝。案子的结果自然不利于范仲淹一派，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事件竟导致了内阁被废－－杜衍、范仲淹、富弼被罢免职务？其中的人脉关系是：杜范二人为政治同盟，而苏是杜的女婿且是范仲淹推荐的。
在苏舜钦等人狂吃滥喝的宴会上，前宰相王曙的儿子王益柔，年少才高，趁酒劲作了一首名为《傲歌》的诗。诗中寓意狂放，被诬指为有诽谤之意。王拱宸想以此要王益柔的命，多亏韩琦向皇帝进言，王益柔才免于一死。韩琦说：“年轻人一时狂语，有情可原。现在西北战事紧张，攻击王益柔的人置此于不顾，说明心术不正。”
王益柔的父亲王曙曾经推荐过欧阳修等人升官，而欧阳修与范仲淹无论政治观点还是私人关系都至密（－－后来欧阳修为范仲淹的被罢鸣不平，结果被降级外放），王益柔仍同苏舜钦一样是经范仲淹举荐才得到重要职务的。
一场无关紧要的官风问题演化成了一场政治风波。王拱宸在处理完此案后，竟然高兴地说：“这回算一网打尽了！”
一句话，不但暴露出王的个人品质，同时也是对手的一面镜子！
具有讽刺是，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裁态冗员，而冗员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恩荫（任子）政策。所谓恩荫就是官僚的子孙可以因父、祖的地位不经科举途径就能入仕，乃至亲属、门客、学生都可受恩荫。这是宋朝政治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宋真宗时代，有一名叫王旦的宰相，素有清德之名，一次被荫补即授官的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达十数人。真宗时代的户部侍朗（相当于民政部副部长）就曾指出冗官的弊端：“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到范仲淹时代问题积累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然而，给他惹了大祸的苏舜钦就是荫补的受益人之一，史称他“少以父荫补官”。范仲淹的第三子范纯礼（1031－1106）也是以父荫入仕的，而且一入仕的起点就比较高，作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等职务。宋代的荫补对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所以，《水浒传》中宋江一直念念不忘封妻荫子是很真实的诉求【注3】。
诸葛亮创造的大话经典版
当然，无论苏舜钦还是范纯礼在蒙恩荫入仕后，还是很有作为的。问题是：
当一个既得利益用一项政策（即“抑侥幸”）来反对其他（或更低级的）既得利益者时，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于是，他失去重要权力后的无限感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成了又一个如《出师表》中“光复兴室”一样的政治大话了。
公平而论，庆历新政的草率既整个大话主义体系之成，责任不全在范仲淹，主要责任在于仁宗的急不可耐的心情；并且，庆历政失败的最主要政治原因是仁宗的犹豫与软弱。但是，要论及文化因素，则只有一句话：大话主义起了最主要作用。
明代万历进士陈邦瞻评论北宋庆历新政，称之“更张无渐，规模阔大”，可谓一语中的。庆历新政涉及十个方面：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除修武备一项由于改革派重要大臣之间认识不统一，其余九项由仁宗发诏推行。要实行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坚毅之志且试行试修。然而，这个系统工程本身就是个大话主义的典型文本，其余的讨论再也没有意义了。
如果说庆历新政终因大话主义－－说得好听一些是理想主义而失败的话，那么到了二十年之后的王安石改革已经变成了纯技术主义－－现实主义，何以同样失败了呢？
政治人物个人品德的不良是一项决定性因素，另外，国家积至无可救之地更是“道德虚幻－－政治大话主义”的最后显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二月，赵匡胤打算将都城从开封迁到洛阳，时机成熟后终定于长安。这样选择是明智的，因为据山河形胜可减少军队的数量，节省大量财政开支。可是其弟赵光义坚决反对，大讲：“安天下在于仁政，不在于地热险要。”
这句堂而皇之的政治大话，乍听起来，非常合乎儒家道理。但毕竟，赵宋王朝以不道德手段夺取天下后，内心发虚。赵匡胤连吓带骗地让石守信那些人交出了兵权，又开出了一张需要后代兑现的远期支票－－交兵权者，可广置良田美宅，形成了上层的特权集团。而由此而推的，发展到极致的恩荫政策，为社会制造了先天的政治上的机会不平等，以致后来出现了“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政治资源分配怪现象。
貌似道德的大话，终以不道德行之，日积月累终使国家不可复振。范仲淹的大话、王安石的焦躁，便成为不足为道的小事了。以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诉求，去要求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做出道德性让步，几乎是痴人说梦。只有惯说政治大话并从中获利的人们，才会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样一个美丽的政治童话！
离开政治中心，对于一个惯从政治体系中分利的人是危险的。这不仅是因为分利的机会减少，而且还意味着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所以，在讲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大话前，范仲淹也很矛盾，他说“是进亦忧，退亦忧”。历史事件本身不是他自动请求外放吗？既然自动请求，退又何忧呢退，或者无奈的退，显然是为了以后的进作准备或力量调整。但退而无进的悲剧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的，如北宋太宗时代的兵部尚书卢多逊远放崖州（今广东崖县），并最终死在那里。这个事件距范仲淹自请外放才六十年多一点儿，还是本朝的历史。
【注3】杨志的态度比宋江更典型，他在这送花石纲犯的渎职罪获免后，去走高俅的门路。被高赶出后，他还不忘封妻荫子。《水浒传》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中描写道：杨志闷闷不已，回到客店，思量：“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指望把了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身陷大话君不悟
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大话迭兴的时代，换言之：大话迭兴也是败亡的预兆。
三国是中国东汉衰败以来的道德败坏的顶峰，军阀们凭智术与暴力拼抢对社会的控制权。其中大话主义不仅表现于诸葛亮的建立霸业、恢复汉室的政治口号即无法实现的政治战略，而且也见于兵争中的战术指导原则。
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末冬初，曹操给孙权写信，威吓他说：“近来我奉皇帝之命讨伐有罪之人，刘琮束手投降。现在我率军八十万，正要和孙将军您在吴地一起打猎。”
说得好听。八十万军队用于会猎不太玄了吗？实际上是给孙权一个心理威慑，让他充分想象“八十万”这个数量级可能带来的不利结局。威慑作用起初收效不小。先是重臣长史（相当于事务总管）张昭被吓坏了，对孙权说：“曹公这人太可怕了，好比豺狼老虎。现在挟制天子讨伐四方，动不动就以朝廷名义为借口，抗拒他，事情就会更加复杂化。我方可抵挡他的只有长江天险，可现在曹操已经拿取了荆州，获得的刘表水军力量全部署在江北，蒙牛皮的快船和正规战舰有几千数只，更兼他的步兵实力强大，水陆齐下，已经与我们共分了长江天险。双方力量悬殊，天险优势又失去了。我看，不如投降。”
张昭在东吴割据势力中资格较老，是孙策留给弟弟孙权的重量级元老。史称：“孙策创业，命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策卒，受遗命辅立孙权。”，云云。当然，张昭的立场也不完全错误，他不希望中国处于长期割据之中，尽早结束战事也是他作为东汉末大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因为，他本为徐州人，只因避乱才流寓江东的。
同为流寓身份的周瑜（原籍安徽庐江）但却很快本土化了。因为他年轻（公元175年生人），比张昭小十九岁。曹操欲攻东吴时，张昭已经五十二岁，思乡之情益固；此时，周瑜才三十三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故而不用思归庐江。同时，他也深受孙氏家族的器重，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春夏之交，曹操在官渡击败了袁绍，袁绍在又愧又恨的心情中去世；几个儿子不成器，对曹操已经构不成威胁。于是曹操借兵威给孙权写信，让孙权送一个儿子到首都许昌当人质。孙权召集群臣议论，定不出所以然，就和周瑜去见自己的母亲，作最后判断。当着孙权母亲的面，周瑜说：“从前的楚国受封于荆山之侧，方圆不到百里，但他们任贤用能，奋发图强，势力大增以至于南海，传国九百余年。今天，你孙权将军有了父兄两人创业的基础，有六郡的地方，兵源充足，财源不断，怕什么呢？我看，就不用送儿子当人质了。一旦送了人质就不得不听曹操的；听他的，不过给一颗侯印而已，怎么能与称帝相比呢？至少，现在不送人质，要观察他一段时间。要是他能以正义平天下，再臣事他也不晚；要是他不能，你就起来抗威，以应天命。”孙权的母亲听了周瑜的分析，大为高兴，对孙权说：“公瑾与你哥伯符（孙策）同岁，只小你哥一个月；我拿他当儿子看待，你也得以弟弟的身份对待公瑾呀！”人质没送，三个人决定东吴与中原抗争的最后战略。
面临重大事变，周瑜的考虑很冷静，给孙权算了一下关于“八十万”的细帐。他说：
“大家只看到曹操说有八十万人马的大话了，在没弄清虚实之前就开议投降，哪能判断准确呢？其实，曹操从中原带来的人不过十五六万，由于是远征，早已疲惫不堪了；他得到刘表的水军七八万人，也不全一心降服，心中都有小主意，观看局变。一批疲惫不堪的人领着另一批信心不定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有五万人，就能对付他们。”
八十万与十几万，差得太多了。曹操的数量级大话被看穿了，而质量上的隐患也呈于对手之前，接下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赤壁之败，正是数量级威慑失败的精典例子。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自相似。与诸葛亮的大话主义在范仲淹那里的表现一样，曹操的数量级威慑版本在符坚那里重印。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东晋太元七年）初冬（十月），符建开始讨论征讨东晋的事情，会议一开始，他先发表了一通气壮山河的议论：“自我承担帝王大业以来，近三十年了，四方略定，唯一东南一角未受王化的教育。现在计算一下我的兵力，大约有九十七万。我打算用此兵力征服东晋，大家商量一下对策吧！”
接下来的讨论，气氛热烈，但是除了秘书监（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朱彤外，大家都认可此举不算妥当，连苻坚的亲弟弟苻融也反对。在散会后，苻坚独留苻融做最彻底的交流。
苻坚说：“自古定大事者，一二个人而已。别人乱说一通，我听不进去，咱哥俩就决断此事吧！”
苻融说：“伐晋有三难。一是，天道不顺；二是，晋国并没内乱；三是，我们连年征战，百姓已有厌战之心。”
亲兄弟都说不可，苻坚就难堪了，因为他内心已定，无论如何也要一统天下，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一样。他原来温和的脸色变成了冷峻：“你都这么说，我还指望谁？可我现在有百万强兵，有用不尽的物资做保障，还怕攻不下一个快亡的东晋小国！？”
身陷大话君不悟
他对自己的数量级的威慑作用的自信，已断然不可改变。此前，在回答太子左卫率（太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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