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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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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讲赚萧让＞中，对戴宗与燕青用钱打通关节的主次之分，颇有层次感。到李师师家时，“燕青打开帕子，摊在桌上，都是金珠宝贝器皿。”；去宿太尉家时，却是“打夹了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拿了书信，径投宿太尉府中来。”一个帕子，一个笼子，因人而异，因作用不同而量不同。
宿太尉既是忠心效力朝廷的人，又是对宋江等人抱以同情的人，算是个忠臣循官了。他没怎么计较细节上的问题，收下了梁山好汉的礼物－－“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已有在心。”
收钱办事，就相当不错了，这钱总比李固花的五百两黄金要值。施罗二人对宿太尉收金银的细节虽未更多描写，但通过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写张叔夜拒收礼物，写下了自己的用心，以诗赞张叔夜：“风流太守来传信，便把黄金作饯行，捧献再三原不受，一廉水月更分明。”
张太守不受，不等于梁山好汉中止送礼。等招安礼毕，第二天清晨宿太尉走时，“宋江亲捧一盘金珠，到宿太尉幕次，再拜献上。
奉公守法的成本难以计算
刘太公是那些奉公守法的农村富人的典型形象，要是没有匪盗的兴起，他只小心地维持与官府的关系就是了。问题是，社会不会因他的善良的愿望而不出现麻烦。桃花庄遇上了小霸王那样的山贼。
刘太公向鲁智深诉苦（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说：
老汉止有这个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岁。被此间有座山，唤做桃花山，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扎了寨栅，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间青州军官捕盗，禁他不得。因来老汉庄上讲进奉，见了老汉女儿，撇下二十两金子，一缎红匹为定礼，选着今夜好日，晚间来入赘老汉庄上。又和他争执不得，因此烦恼。
刘太公向鲁智深诉了苦并表明不是因他鲁智深来才烦恼，即“非是争师父一个人”。鲁智深一向行侠好义，热情地出来管这桩强迫成亲的事儿。鲁智深并没说要打周通，只是说劝劝他，并吹嘘“便是铁石心肠也劝得他转”。刘太公还是不放心，告诫鲁智深要注意说话方式：“只是不要捋虎须。”
怕侠客给惹出事，但又不得不抱一线希望，毕竟这场将到的婚姻太不合传统了。等强盗来临时，老太公跪在地上进酒。周通说，你是我老丈人，怎么给我下跪呢？老汉说，我只是大王你治下的一个小户主而已。
施罗二人写此的真意是说，当时财主们活得也挺累，尤其是小财主，夹在官府与盗贼之间，两面应付。鲁智深虽此时为僧人、为游侠，底子还是官身而来。只是那年代官里没有鲁提辖那么好的官，才不得不曲笔如此。
刘太公虽然演技不错，先是玩了周通一把，但绝没想到新房里发生打斗，并把贼人打得狼狈逃窜。周通留下话，你个老东西等着瞧。
没辙了！刘太公扯住鲁智深说：“和尚你苦了老汉一家儿。”
刘太公也实在无可奈何。拒绝强盗，不但丢了女儿，还会给庄子引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报告官府，不但要舍些银子，更重要的是官府无能，打不过山贼；现在求这和尚一救，没想到出了乱子。
这可怎么办？一个年近六旬的人却像个小孩子似地扯住鲁智深的衣服，寻求心理庇护。
结果还好，周通在李忠带领下要报仇时，却认出了鲁智深，化干戈为玉帛，一场风波就此而止。看来只有和侠客－－准盗贼挂上钩，才有幸免于难。也许这是动乱中国社会中的一条规律。
按正常人的理解，晁盖是不该选择造反这条路的，因为他是富人，并且从祖上以来一直是富人。然而，他面临的社会让他苦恼不堪，从苦恼中又悟出些道理：既然天下将乱，我为什么不趁乱而为，显下英雄本色呢？
书中写他：“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这分明是一种准备，一种反常。看一下郑屠那类的城市小财主，还要讨个妾，过个快活，怎么他晁盖不但不讨妾，竟然连正室也不要呢？论条件，他晁盖光靠祖上的财富就够过好日子了，而郑屠呢有时自己还得亲上肉案。
后来的一个典型情节，给了初步答案。朱仝雷横二人并率十九个手下（土兵，警察临时工）来到东溪村，晁盖一番表面热情，“一面教庄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汤来吃。”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时该说银子不是自己长腿儿跑来的。但毕竟这种应付少不了。在两位都头（巡警大队正副队长）临走时，他还能送些银子。虽说这是为了救刘唐，但日常这类应付是少不了的。
晁盖内心里不想当冤大头，可世道如此不应付怎么办呢？只等时机成熟，一票捞回并更多地获取便是了。他的钱不光向官府花，也向江湖花。“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不安份的心，昭然若揭。
奉公守法的成本太大了
他晁盖能忍，但绝不像刘太公那样窝囊，以致于把女儿送给山贼，还给山贼叩头，说什么“我本大王治下小户”。该对手露出真面目时，他也绝不客气。《水浒传》第十四回花了不少笔墨描绘“托塔天王”诨号的来历：
郓城县管下东门外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只隔着一条大溪。当初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在溪里，无可奈何。忽一日，有个僧人经过，村中人备细说知此事。僧人指个去处，教用青石凿个宝塔，放于所在，镇住溪边。其时西溪村的鬼，都赶过东溪村来。那时晁盖得知了大怒，从溪里走将过去，把青石宝塔独自夺了过来东溪边放下。因此人皆称他做托塔天王。晁盖独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闻他名字。
虽然这是赢得美名的壮举，但毕竟是小儿科，远没曹操那样伟大。
从历史上追索，他的事业榜样应该是曹操。曹操少年时代，飞鹰走狗，不治家产，到了看到社会大变来临之际却悄然身退。官不做了，钱不挣了。《魏书》（非陈寿《三国志》之＜魏书＞，乃此前王沈所著《魏书》）记载说：
“于是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哪里是“娱乐”，分明是在为一项事业做准备。读书是为积累或补充知识，而打猎是为锻炼身体。很明显，小说中的晁盖远没事实中的曹操有品位。曹操的目标是国家权力，而晁盖只限于作村野一霸。不过，野心家毕竟是野心家。曹操在关键时刻，把家卖了，招募军队；晁盖在关键时刻也弃了山庄，去夺取更大的财富，以至当上更大的“霸”。晁盖的“霸”的目标也从东西两村转向了更大的地域比如征伐曾头市。作为一个土财主，他不再受原来生活方式的制约了。
未真成名者最怕平庸地死去
卢俊义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比谨小慎微的刘太公富，比目光短浅的晁盖要有本事，但是他最后也被夹住了，夹在了官与贼之间。他心中一直企盼自己有所作为，捞得功名。他不怕死，但就怕平庸地死去。他卢俊义不缺钱，只缺一个象样的官位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甚至说他的钱多得让他心里不平衡。他手下光管理人员就四五十人，当铺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这种财与官的失衡，让他时刻在寻找机会；寻找机会的人总是倾向探知命运之未来，所以吴用到他门口卖卦时，几句大话就让他上了套儿。与刘太公夹在了有形的贼与侠中间不同，卢员外把自己夹在了无形的官与有形的贼之间。但他不怕贼，甚主动向贼挑衅，以寻找一个扬名立世的机会。他为摆脱平庸的死，按“算卦先生”的指点去东南千里外避灾，途径梁山的脚下，不顾李固的苦劝，在载货的小车子上插上了旗子，旗子上的口号（诗）说：“慷慨北京卢俊义，远驮货物离乡地。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夜闹金沙滩＞）。不惟如此，他还训斥极力自保的李固，那番训斥也是他内心世界长期压抑的一种宣泄，也是志向宣言：
你省的甚么！这等燕雀，安敢与鸿鹄厮并！【注3】我思量平生学的一身本事，不曾逢见买主，今日幸然逢此机会，不就这里发卖，更待何时！…撇了货物不打紧，且收拾车子捉人，把这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愿！…”
贼们已经给他设计好了实现自我的机会，那就是上山入伙，与他那个一直企盼进入并提供攀升机会的系统进行斗争。在身陷困境之时，他不认可这一安排，变化的只是把对自己过高的评价往下降了一些。到了被俘上山时，他还坚持自己的信念：“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
卢俊义在日常生活中，就被渴望成功的欲望所煎熬，所以他很少顾及或根本就不顾及世间琐事，这恰是生活悲剧的种子。到了燕青向他诉说家变－－卢员外的妻子与财务总监合成一家时，他还大骂燕青。倒是贾氏的理性分析，让他明白了些许道理：“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情难以抵对，自古丈夫造反，妻子不首，不奈有情皮肉，无情杖子。”
梁中书的酷刑让他清醒了许多，只好屈招。
一切英雄梦都破灭了！不仅丰饶家资并美艳的娘子要易手，恐怕性命也保不住了，更不用谈表平生之愿了。
在两种力量的挤压中，他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本来力求进入的系统，猛力地把他踹了出来；他不想进入的系统，却一把将他拉了进来。
如果他甘于平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平庸不是他的本性！
【注3】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长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第六章社会仇恨与“愤青”思维
合法的暴力对一个古典社会的控制作用，首数法律的使用。孔子为了控制局面，杀了少正卯。后世为给“圣人”辩护，还编造了一套师生对话的故事。门人问：“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您才执政就杀了他，该不会是失误吧！”
煽动仇恨以获政治资本
误谈点评
◎刘彻在中国人的历史想像中无疑是最伟大的帝王之一。有人歌颂他拓边殖土，有人赞扬他为伟大帝国安装了制度软件。然而，正是这位名垂青史的历史伟人，把西汉文景之治积累起来的资源挥霍一空。他的政治败坏，无以历数。伟大帝国的衰败实由他而始。好在，他晚年有所省悟。
但是，后人忽略了他的省悟，肆意地用他的所谓武功表述着自己对他的歪曲。
●“愤青”现象不惟今天有，中国古代就已有之，他们的突出特征是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至于历史的真实性，则不在考虑之列。人们在为古代“愤青”歌功颂德之时，却忘了他们给国家、社会带来的种种祸害。方孝孺自己以死建立不朽的历史名节，可受他案无辜牵连白白葬送了的几百条生命，连历史边脚料都当不成！
◎“愤青”们的精英化使他们忽略了“世俗化才是社会生活本身”——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他们要用统一的道德模式去要求所有人。殊不知，英雄们也脱不了以世俗生活为人生之基础：宋江需要与阎婆惜保持非婚性关系，雷横也要用揩油方式一睹白秀英的姿色。
人们不应该忘记：“愤青”们的激情固然可佳，但其治国之策却不甚了了！
合法的暴力对一个古典社会的控制作用，首数法律的使用。孔子为了控制局面，杀了少正卯。后世为给“圣人”辩护，还编造了一套师生对话的故事。
门人问：“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您才执政就杀了他，该不会是失误吧！”
孔子在说了一大通少正卯的罪恶后，举了几个例子，说：“小人中的杰出人物不能不除。所以，成汤杀尹谐，周文一杀潘正，周公旦杀管叔，太公杀华士，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何。这七个人时代不同而心术一样，不能不杀。”
以上七人除了管叔的事件有史可查以外，其他六人的事情没有史料为证。
孔丘的法律恐怖主义收到了一时的成效，也成了日后吹捧他短暂执政（摄相事）“奇迹”的最初文本。法律恐怖带来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变化：首先，底层秩序好了。比如，有一个贩羊的沈犹氏，经常在早晨让羊喝水，增加羊的体重，欺骗买主。孔丘执政后，沈犹氏不再这么做了。其次，家庭生活洁净了。比如，有一个称为公慎氏的人，妻子淫荡，他不管，孔丘执政后，公慎氏休了妻子。再次，个人行为得到了规范。比如，慎溃氏生活侈奢，在用具方面超越了身份，孔子执政后，他不敢在鲁国住了。
出现了这么好的治迹，当然可歌可颂。然而，这种用法律恐惧主义带来的结果是经不起推敲的：鲁国市场秩序混乱（还有贩牲畜者高抬物价现象），主要是因为供给不足之故，作为新上任的政府首脑为什么不提发展生产呢？难道鲁国买羊的人就没有耐心等沈犹氏羊排完了尿，再买他的羊吗？除了用市供求关系解释外，只有一个原因还可说明－－鲁国人很愚蠢。为了净化家庭生活，法律的威慑足使平民离婚，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办法。为了防止富人越过（消费）礼仪界限，竟不惜让他离开故国，鲁国的财富流失也可想而知了。
这种短暂的治绩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只注重政治形式而不注重实效，不失败就太奇怪了。所以，他的执政寿命很短，只有三个月。
用充满仇恨的心态去治理一个国家，民心向背是可想而知的。尤其他不注重生产的那一套，特别是蔑视实际劳动【注1】的政治万能主义心态，必然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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