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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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妻50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托人将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宝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也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与家中病妻为念。吾父慈祥为怀，最重人情，但一生辛苦，惟为儿者知之最深”。
　　1976年3月8日，将经国在《梅台思亲》一文中，将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并称为“两位时代革命伟人”。他说：“从历史看，国父和领袖实在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这一时代而生的承先启后的革命伟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都是以毕生之力，谋求国民生活的安足而且也都是以伟大的革命人格，引领着照耀着我们，来创造理想的人生”。“‘国父思想可说突破时代的，而领袖革命的反共的远见睿智和坚毅，尤为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及”。
　　1977年4月4日，蒋介石逝世2周年之际，蒋经国又发表了《其介如山》的纪念文章。文中称：
　　“父亲故去之后，虽然没有留下物质的遗产，却有着其影响无可估量、其价值无可比拟的精神遗产，这些精神遗产见之于几十年来的演讲。著述、接谈、会议、教育训练之中，特别是永远留存于许许多多人们的印象记忆之中。这些精神遗产都是父亲为国家复兴、为世界和平奋斗一生的血汗所凝成，也都是父亲的思想、精神、睿智所累积”。“父亲一生，事亲以孝，报国以忠，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律己以严；而在我的有知之年，都承受父亲的训诲，庭前责教，手谕督勉，以及思想、精神、行事的潜移默化，时时刻刻，我都在慈晖教泽之中。”
　　由此不难看出，蒋经国在蒋介石去世之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新的施政措施，但他从思想上、感情上还是忠实地继承了乃父的衣钵，是彻底的“子承父业”了。
　　正当蒋经国的声望在台湾日渐升高之际，大陆上传来了和谈之声。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和平统一中国。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至蒋经国先生信》希望他捐弃前嫌，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公开信全文如下：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勿勿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世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信，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7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请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以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迂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居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旨哉斯言息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芸。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乡，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谬。“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说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仕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1984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曾再次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想，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蒋经国始终未作正面接触。但是，蒋经国也历来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论调。他的旗帜非常鲜明：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必须统一。
　　在“内外压力”之下，蒋经国谨慎地推动了几项主要的民主化和开放政策。1986年，他解除了戒严令，使台湾出现了难得的民主开放气氛；1987年，他主持制订了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的开放政策等等。可惜，由于身体原因，蒋经国来不及再办更多的事。他晚年坐着轮椅治理台湾，单只是台湾岛内的事就足够他伤透脑筋了。正如有关人士的述评那样：
　　蒋经国上台后，经过一系列“革新”，使其在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核心得以建立，国民党在台的统治地位相对稳定。蒋经国提拔一大批新人上台，也必然后有一批“旧人”下台，并将继续威胁到尚保留在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核心中“旧人”的既得利益。不仅如此，在蒋经国提拔的“新人”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李焕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新派人物，由于他们长期从事“党工”工作，与下层接触较多，自然认为国民党开放政权是适应台湾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以王升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派人士，由于长期从事军政和情治系统工作，处于秘密状态且“与世隔绝”，所以主张不能放权。国民党内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逐渐形成了“革新派”（也叫开明派）和“保守派”，到80年代初，两派的斗争因蒋经国身体康健欠佳而围绕“接班”问题日愈激烈。
　　70年末，年逾古稀的蒋经国身体状况渐呈衰弱。1982年3月29日，蒋经国赴圆山主持“春祭”，当他下车后步入“忠烈祠”大门，通过仪仗队登上台阶不到100米的路程时，身体已支撑不住，到了主祭位置时更是站立不稳，只由两位侍从人员左右搀扶。仪仗队将花圈抬到他面前，他也没照惯例鞠躬，只是用手触摸了一下便草草了事。这一过程的摄像新闻播出后，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纷纷猜测。大家虽不知蒋经国得了什么病，但其“政躬违和”已是众人皆知。同年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蒋经国本想亲往主持仪式，可在他上数十级台阶来到蒋介石铜像前的时候，又感身体不支，改由“行政院长”孙运主持。蒋经国身体如此糟糕，自然出现了“权力”继承问题。于是“开明派”与“保守派”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双方的分歧主要是由谁来接班。若由刚刚崛起的“新生代”承袭“大位”，则关系到国民党的前途，因为这些人没有大陆经验；若由“元老”接班，“新生代”岂肯罢休？国民党内出现了“继承危机”。正当双方各不相让，僵持不下之际，1983年双十节前，长期不露面的蒋经国奇迹般地出现在电视画面上，过去那张像吹满空气气球、闪闪发光的浮肿的脸不见。此后，蒋经国又到金门和澎湖各一次，并在金门铲土植树。据说，蒋经国病情好转得力于俞大维。俞从美国请来一名老中医，经过“望”、“闻”、“问”、“切”之后，认为蒋经国因患有糖尿病，长期服用“胰岛素”造成皮下积水，以致压迫肢体各部的末梢神经，影响行动。然后开了一剂药方，三剂药下肚，蒋经国果然浮肿渐消，继之，腿脚也灵便多了。无论蒋经国身体如何好转，他毕竟还是过了古稀之年，“权力继承”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国民党内两派的斗争并未由此稍减，以致原定于1982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迟迟不能举行。在这期间，国民党宣传工具则为蒋经国连任“总统”大造舆论。尤其是权倾一时的国民党“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突然被免职，说明尽管蒋经国“健康欠佳”，但国民党内的任何派系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蒋经国虽然在口头上否认“传位于子”的说法，但实际情况却使人很难相信他的说法。蒋经国膝下三子一女，此外还有庶出章氏兄弟二人。蒋经国为延续蒋家香火，曾放开手脚让蒋家第三代抓权。只是由于“江南命案”的突发，才彻底打乱了蒋经国的传位部署。
　　江南是蒋经国的老部下，因写《蒋经国传》揭蒋家隐私被台湾情治部门暗杀于美国住所。此案涉及蒋孝武，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在江南命案冲击下，蒋经国明确表态说：“台湾下届‘总统’的选举经由宪法选举产生”，他的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在传子部署受阻后，蒋经国开始安排集体接班。他将追随他多年的爱将李焕纳入中常会，后接管中央党部。同时任命其弟蒋纬国为“国安会”秘书长，掌握了军特实权。至此，一个“一蒋二李”（蒋经国、李焕、李登辉）为首的集体接班的班底已基本形成。
　　江南命案的余波尚未消失，整个台岛又遭到十信弊案引发的金融风暴的冲击，广大民众怨声载道。蒋经国为了维护国民党利益及统治。深刻反省在政治上的做法，认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1986年3月底，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根据蒋经国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基调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案。该案提出了“要以党的革新结合行动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三中全会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谈“政治革新”，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国民党必须革新才能与时代潮流结会。同时，他还把调整和改善同党外势力的关系作为改革的重点，说国民党应多交朋友，多听取各方意见，尊重法治，共同为启导社会样和、开拓“国家”光明前途而努力。
　　为了推动政治革新的开展，蒋经国首先从组织上做了安排。他提拔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4个进入国民党中常会，使决策机构年轻化。蒋经国还从31名中常委中选出12人，以严家为召集人，专门研究政治革新问题。他反复叮咛：“全会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要选择最主要的事做，而要快做，不要拖。”在他的不断督促下，常委研究确定政治革新要项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治化、党务革新与调整大陆政策。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蒋经国上述举动被称为“向历史交待”。蒋何以在其晚年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呢？探究蒋经国晚年的心路历程，是以下几因导致他非如此做而别无选择。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民众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是他晚年“向历史交待”的社会经济原因；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端与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是他晚年革新的内在因素；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给国民党在台统治以极大的威胁，是他晚年举措的外部因素；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给国民党当局以巨大压力，是他变被动为主动的另一外部原因；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不断维新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蒋经国在台倡导维新的国际原因；谋求身后政权稳定，改善蒋氏父子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是蒋经国“向历史交待”的主观原因。
　　在台湾政坛沉寂多年的蒋纬国，于1986年6月被蒋经国任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是由于何种目的？同台湾的“接班”问题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台湾“接班”问题，一直给以密云不雨的感觉。蒋经国在　1985年12月25日继答台湾《时代》杂志问世以后，明确宣布了两个“不能也不会”。一个是由蒋家人的接任；一个　　是实行军事统治。这二者都是既“不能”也“不会”。而且说到做到，外放其子蒋孝武到新加坡，以证明决不搞家族承传的诚意。但是不搞军事统治，比起前者就要复杂一些。因为不搞家传，主观即可以定夺，而不搞军统，则牵连到客观因素。现任台湾“参谋总长”的郝柏村已成为台湾近二十年来最有实权的“军事强人”。“枪杆了里面出政权”原本就是东方政治的特征之一，又加上国民党极右派针对蒋经国的两个较开明的决定（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