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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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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事件，既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开刀之前的“小试锋芒”，也是国民党高层内部争权夺位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丁贤俊曾撰文介绍了汪精卫对此事件的态度：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在家养病的汪精卫得知消息，曾愤
愤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
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曾十分自负地
向亲信们表示：自己的地位和历史不是蒋介石能够反得掉
的。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功勋卓著，但在党内的地位毕竟居
于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之下。如今他竟敢蔑视上级，擅自
行事，这不能不使汪精卫震怒。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才写了
一封信给汪精卫，表白自己是为了制止共产党“图谋暴乱”而
突然采取的措施，至于“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过，诚不敢
辞”，“自请从严处分”。这些官样文章后面流露的桑骛不驯
是显而易见的，以反共反俄情急失检的言词掩饰其反共争权
目的，只能欲盖弥彰。
值得玩味的是，中山舰“事件”反俄反共的性质是清楚
的，但却被大事化小了。蒋介石把所谓的“共产党图谋暴
乱”，缩小为只是李之龙个人的“不轨”行为；对苏俄顾问也只
抨击鲍罗廷独断专横，而不涉及反俄。不仅如此，蒋介石还
表示他对共产党仍抱有“亲爱的精神”，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
对，并且是很赞成的”。又说联俄是国民党的生命，岂有轻易
变更动摇之理。事后他将事件直接肇事人欧阳格等免职拿
办，还通电谴责西山会议派“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竭力
维护“左派”的面具。而汪精卫并没有站在维护三大政策的
立场，对蒋的倒行逆施予以严厉制裁和谴责，而是借口有病
表示消极，就连蒋介石的“专擅之过”也未予处置，便隐匿不
出了。事后甚至还替蒋圆场，说他的根本思想不是反俄反共
的。
中山舰事件表露出蒋介石公开向汪精卫争权，蒋介石。
汪精卫关系趋于恶化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国民政府核心
领导人之一的谭延阁对“事件”曾有直接了当的评估，他说：
“什么共产党，这是蒋介石反对汪先生罢了！”谭延间还认为
这还关联到蒋介石主动攀附汪精卫要求结为拜把兄弟遭到
陈壁君的阻挠，“大概介石不满江夫人，因而连带反对汪先
生。”这种说法不免有些片面，但反映了当时有些人对蒋介石
的一种认识。这一对未能结成把兄弟的政治人物，从此由辅
佐孙中山的文武干才逐渐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冤家对头。
3月20日夜间，蒋介石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他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宣布全城戒严，并于次日上午将汪精卫逮捕，扣押在观音山。李之龙和其他涉及此事的共产党员遭到监禁。由共产党人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所有成员均被缴械，一切罢工均被取消。
3月22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全体会议，命人把汪精卫带到了会场。在80位国民党委员面前，汪精卫怒视蒋介石，大声说：
“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25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你那无耻的军阀作风来叱责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去嘛！我们敬爱的总理会自上苍看着你的勾当，全国人民都会看着你于，历史会予以记录！”
当年5月，汪精卫称病前往法问。蒋介石取代了他，成为广州最主要的领导人。蒋介石摘的这套把戏，不但博得厂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喝彩，也得到了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远在上海的张静江闻讯后，“不辞道远，刻日南行”，希望能在这场变故中，为蒋“稍尽其献替”。
张静江此行是受双重因素的驱使：其一，他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其二，他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张静江身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是其诚心所愿，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抱敌视态度。尽管早年他在《新世纪》周刊上，曾专门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概况，甚至登载赞扬巴黎公社的文章，但其目的，只在汇集反清革命的力量。他是决不允许无产阶级危及本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蒋介石具有先天的一致性。因此，他对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极为关注，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他唯恐骤行不义的蒋介石会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境，遂急驰广州，扮演起蒋氏军师的角色。他到达广州的当晚即赶到蒋介石的住地，鼓励蒋介石‘’止其（共产党）包办之运动而约束之”，对蒋在中山舰事件中采取的阴谋手段大加赞赏，称蒋介石为“天才”。
张静江的到来，使深陷孤家寡人境地的蒋介石顿时觉得有了支撑，每天一起商量反共计划。按照他们的预谋，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使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为下降，由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张静江担任，不久张辞职，此职又由蒋介石担任（后因蒋赴北伐前线由张静江代理主席职务）。至此，蒋权势大增，为日后实行军事独裁打下了基础。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率师北伐，张静江留守广州，成为后方策划反共阴谋的核心人物。当时任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在组织部内专行反共之事，每遇重要事项都请张静江决策。陈果夫曾计划以自己的亲信接管主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广东省党部，因感事关重大，问张是否应请示蒋介石。张静江对陈果夫说：“应该做的事，负责去做，不必请示，本党整个政策并没有变更，领袖不能表示态度。如果去电，叫他如何答复？我们的事只要审慎处理，不要增加蒋先生的麻烦。”在他的授意下，陈果夫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其反共计划，在改组广东省、市党部之后，又陆续向各地党部选派一批反共分子。这些人出发前，张静江总要亲自接见，讲些“救党的责任放在诸位身上”之类的话，以示鼓励。7月间，中山大学发生沈某组织法西斯组织残害共产党员的事件。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沈某时，张静江对其百般庇护。为培植从事党务活动的爪牙，陈果夫与张静江商议，由组织部创办了党政训练所。但诸事并非尽其所愿：一些共产党人也进入训练所学习，张静江和陈果夫对此耿耿于怀。当训练所发生风潮时，张静江要市公安局长李章达派警察镇压，因后者未予理睬，他竟请求政府将其免职。同时，借这个机会，把共产党员和参与风潮的学员全部开除，使原有的100名学员仅剩下50余名，而且多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年门月，张静江的父亲病逝。蒋介石在江西听到消息，特意致电张静江，请他暂时不要回上海奔丧，继续坚守广州主持一切党务。张静江果然听话，寸步不离，为蒋坐镇后方。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全国的革命重心移到了长江流域，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1926年12月中旬，谭延阁等中央执监委员启程北上，途经南昌时，被蒋介石截留。蒋介石无理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旨在置国民政府于自己的肘腋之下，挑起迁都之争。张静江支持蒋介石，留在南昌，拒绝赴汉。这期间，他和陈果夫指使亲信占据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大肆摧残工农运动。
为了扩大蒋介石的政治力量，1927年3月10日，张静江致书一年前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的汪精卫，为蒋介石说项，劝其捐弃前嫌，尽快回国，与蒋携手反共。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大耍两面派手法，他先是利用事件本身造成政治影响，然后又把事件本身解释为“误会”，貌似“公正”地处理了这一事件。由此完全取得了主动，既排挤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绊脚石”，又打击了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接着，他又在中山舰发生的原因及后果上大做文章，公开提出：之所以发生中山舰这样的事件，是由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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